的重要官员以及高等学府的校长都己“甄别”过了。
此后不久就采取措施，准备整肃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要把整肃范围扩大到地方政府官员、大部分重要工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各宣传机构中身居要职的人。扩大整肃上述三方面的人物，其做法与以前的整肃计划差不多。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是直接负责整肃计划的，它主张普遍的改革，并敦促吉田政府拿出扩大整肃面的具体计划。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些要求同吉田内阁的许多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内阁不愿意接受。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公函往来反映了他们在扩大整肃计划上的根本意见分歧。1947 年1 月4 日颁布了天皇第一、二、三、四号敕令和内务省第一号法令，新的整肃计划终于开始了。这些法令重新规定并扩大了一年前发布的指令中原先所宣布的项目。中央、都、道、府、县、市都成立了“甄别”
委员会。那位成功地使政府的宪法草案在国会通过的金森德次郎受命监督这个计划，并充任内阁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有关扩大整肃计划一切事宜的首席联络官。如已指出的那样，占领的第一年，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几乎一无成就。战前人人都必须加入的居民组织（町内会、部落会或邻组）被用来分配口粮、布匹或燃料，被用来普遍地管理当地的居民。这些组织中的品行不俭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利用这样的组织为自己谋私利，尤其在农村。他们对于不依从他们意愿的人可以停止供应，所以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因此这些组织就成了地方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战前或战时的政治领袖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操纵当地新的选任职务的提名，也能够很容易地控制选票。虽然大大扩大地方政府自治权的议案已提交给国会，但是战前的旧领导仍然大权在握“如果要使小的地区内新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得以各抒己见，地方上的组织就得改组，不合适分子就得从地方政治中清除出去。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日本政府制定一项计划，把所有那些符合1946 年1 月4 月整肃指令所规定的项目的人，从都、道、府、县和市的委任和选任的职位上排除出去。也就是说，要使整肃指令适用于那些谋求地方机关职务的人。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的初稿没有把那些已发现不适宜为地方政府服务的人从全国性的政府中排除出去。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拒绝接受这项建议时补充说，凡1945 年9 月2日以前任命的市长一律不许再次被任命；还有，大政翼赞会的当地领导人也应从机关中排除出去，并催促选举出街坊组织的主任。吉田在回答时争辩说，过去的和现在的地方官员同全国性的政府并非观点一致，而已只有他们能够复兴国家，因此整肃不应在地方上实施。这些论据未能说服盟军最高统帅部，内阁终于在1946 年11 月8 日宣布，整肃将扩展到“都、道、府、县、市、町和村的官吏”。
正如1947 年1 月4 日所公布的指令那样，发布了各种法令，下令罢免和排除那些在都、道、府、县、市、町、村和小村中的地方会议和其他组织中的不合适人员——如上一年整肃指示中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法令也适用于地方上的选举和土地委员会的成员。1945 年9 月1 日以前任命的市长都被禁止任职，街坊组织的头头将由当地的居民选出。由于内阁随后的行动，旧的居民组织于1947 年4 月1 日被解散了，他们的行政职能由新的地方政府统一行使。为了执行这一整肃的条款，地方的“甄别”委员会审查了六十二万三千多份调查表，但是只罢免或排除了三千九百六十人，占总数不到百分之一。
被取消资格的大部分人员，不是陆军或海军的专职人员，就是“大政翼赞会”
或其他全国性政治团体的地方成员；或者就是第七类中所规定的那种“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积极鼓吹者”。
原来的1946 年1 月4 日的整肃指令已经逐步扩展到包括一定数量的国营工业中的主要行政人员。一些知名的商人也被禁止担任公职。但是，直到1946年8 月20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才命令政府制订“一个把被整肃的一切人员排除出一切有影响的经济岗位的全面计划”。政府一连提呈了三个计划，都没有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满意。正如1947 年1 月4 日的法令中最后规定的那样，凡属特别列出的那些公司中的最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以及任何其他有相等的权力和影响的高级职员，都必须离职。这些公司分为三大类：官方的国营公司，例如“日本银行”；从1937 年7 月7 日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在占领区营359 业的公司；以及财阀的公司。最初列出的三百家公司大多数是经济势力高度集中的企业。为了防止应该被整肃的个人利用家庭的忠诚作为手段去逃避规定，所以禁止三代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去接替被撤换的人。最后，规定那些被整肃的人如果给任何公司的高级职员出主意，或者公司的高级职员采纳他们的主意，都是不合法的。通过对指定的公司中的领导人员的审查，在经济领域的整肃方案下总共“甄别”了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一千五百三十五名从公司中或政府机关中被撤职或排除。
最后，整肃扩展到公共情报和宣传领域的领导人员。所有曾为了煽动战争、鼓吹独裁、开拓日本占领区而参加过宣传活动的人，或参加过战争的总动员或指导工作的人，都要受到整肃。同样，作家、新闻界和广播界的领导人和那些对战争作过重大努力的时事评论员，也包括在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整肃，这个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整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并不抵触。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大多数日本人沉着冷静地对待整肃。在1946 年11 月宣告把整肃扩展到商界领导人之后，东京的主要报纸之一《富士》评论说，整肃“来势很猛，由于人员的替代，将引起暂时的混乱。但是预期整肃将使日本社会恢复青春，也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复兴。”反对整肃的人，尤其是一些商界领导人，吵吵嚷嚷争取别人的同情，声称他们的继续任职对于日本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对自己的处理表示不服的人们有理由诉说委屈，因为他们是实施正规的、大规模分类的整肃计划的受害者。其他一些利用自己的官职试图免除整肃的人，发现计划是严格执行的，因而他们同那些无官职的人一样，都要受到影响。
（六）吉田声誉的急剧下降
扩展整肃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商界上层人物对吉田的广泛批评，同时，他也面临着工人群众中的一次较大的危机。正如下文将详述的那样，日本战后的劳工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1945 年底工会法通过后，工会会员以惊人的急剧速度增加。其后十二个月中，会员从十二万六千人增长到近四百五十万人。在管制劳动关系的新法律的保护下，新的工会急切地想试验一下它们新获得的力量。第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猛涨，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促使劳工们试图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最后，在“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中，特别是在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国有铁路和交通事业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些领导人企图把劳工们保持在继续混乱的状态。有几个工会的新的力量，在1946 年9 月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迫使政府不敢解雇七万五千多名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争议和卷入的工人总数不断地增加。政府不得不与由左翼控制的“教师联合会”进行持续的谈判。更有甚者，吉田内阁由于拒绝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关于解决电力工人罢工的裁决和建议，从而激怒了工人。工人们成立了“联合斗争委员会”，以支持“十月劳工攻势”。
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要求调整所得税的豁免率，要求增加每月工资的最高现金支付额——这数额现在仍限制在五百日元。吉田在回答这些要求时，表示要扩充公共工程计划并鼓励工业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他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低工资，并坚持最高现金支付额仍为五百日元。
内阁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显著地紧张起来。1947 年1 月28 日，十五万多名工人聚合在东京的皇宫前面，又有同样规模的人群在大阪集会，要求解散内阁。
吉田把劳工领袖诬蔑为叛逆的、不负责任的人。最后，劳工们准备在2 月1日举行总罢工。因为吉田无法控制这个局面，麦克阿瑟在1947 年1 月31 日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插手了。麦克阿瑟宣称，在日本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允许使用“这样一种致命的武器”；他下令取消罢工。
同时，内阁还遭到其他政党不断增长的反对。吉田希362 望用成立联合内阁的办法来使自己摆脱困境。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非共产党控制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的有力支持，他们声明，只有采取具体步骤来复兴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并组成一个真正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政府，那么他们才同意联合组阁。到这时为止，吉田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吉田企图获得改进党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也失败了。
吉田面临着可能的总罢工和1947 年1 月31 日国会中可能的不信任投票，采取了改组内阁和增添几名内阁新成员来尽力加强自己的内阁。一位改进党的无任所大臣一松定吉被任命为运输大臣。无党派人士高桥诚一郎取代了一位自由党人，做了文部大臣。此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
从这些发展来看，很明显，吉田内阁已临近未日。1947 年2 月6 日，麦克阿瑟宣称，他相信有必要尽快进行一次新的选举。他说：自从将近一年前的上次大选以来，在日本的内政结构方面、经济形势方面以及日本人生活的整个方式和格局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获得另外一种民主方式，来表达国民对日本社会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意愿。
（七）基本的立法改革
工人们威胁要举行总罢工，麦克阿瑟要求进行新的选举，这些都引起了政治生活的混乱；此外，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彻底崩溃的危险。新宪法中包含的新概念和第九十八条中关于违反新宪法的一切原有法律均属无效的规定，要求彻底修改日本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包括民法和刑法、国会法、审判法和其他许多重要法律。因为新宪法将在1947 年5 月3 日生效，所以迫切需要采取某种临时性法律的形式。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大选即将举行，政府不大可能取得对其立法纲领的支持。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部不能容许内阁发生危机以致妨碍新法律的通过。通常由法务省或内阁的法制局起草新法律，提交内阁批准，然后由内阁提交国会。事实上，提案先由法务省起草初稿，经法制局审查，然后提交盟军最高统帅部。再由民政局的法律专家们仔细研究提案草稿；必要的改动，大部分是与法务省各局的负责人讨论后作出的。有时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提出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的具体要求。
早在1947 年2 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了二十四份提案草稿。这些提案包括关于下列各方面的法律草案：有关预算的法律、劳动标准、民法和刑法及其程序法、审判法、国会的选举、政党、教育标准、地方政府、政府机关以及反托拉斯管制法。显然，仔细地审查拟议的这些法律，或者由国会去充分考虑，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新宪法将于5 月3 日起生效，这一事实不允许有这样的程序。当麦克阿瑟在2 月中旬突然宣布国会将在1947 年3 月31日解散时，形势变得更为急迫了。因此，事实上，所有贯彻新宪法的法律都必须在那时以前通过。为了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成立了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法务省的官员、法律学教授、其他有资历的日本人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的代表。经过两星期的集中工作后，向国会提出了几个包括概括性原则的基本修改的临时议案。这些议案还规定，在新国会集会后，这些议案应予修改。同时，国会同意，在剩下的六个星期的会议时间里，只有那些为贯彻宪法所迫切需要的议案才予以审议，对这些议案的辩论应加限制。议案的通过，由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里作了程序的安排，变得更方便了。1947 年3 月20 日，一份参谋部备忘录要求民政局对有关国会的一切事情（包括法律的制订）负起参谋的责任。这个备忘录要求总司令部的所有其他各局对提出的任何法律应与民政局协调，以此作为获得官方批准的条件。因此，民政局对于督促通过悬而未决的法律和沟通盟军最高统帅部与国会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是责无旁贷的。摆在国会面前的实际可用来考虑法律的时间很短促（从1947 年2 月下旬到3 月），而处理新法律的方法又有了发展，这样，很明显，国会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法自由行动的。
新的“国会法”同新宪法所要求的其他一些法律相比，曾被人们较广泛地考虑过；它是当时所讨论的最重要的议案之一。这一法律先在1946 年7月由众议院的一个专门的临时立法委员会讨论，然后在国会第九十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辩论。接着，由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