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掀起了一个通过宣扬牺牲、合作和自愿工作等新精神来重建祖国的运动。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宣扬民主的新联盟，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能在民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新职责。他们还让天皇进行非正式的视察旅行，并由报纸报道他的日常生活，以实现“天皇民主化”。与此同时，自由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地伙加强了，而且，民主党不大热心于与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合作，他们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人与一桩囤积居奇的丑闻有牵连。最后，当内阁为了实施稳定物价与工资的计划而不得不发布一系列惩处命令时，它的地位就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做法在旧宪法之下是惯常有的，但显然违背新宪法的条款，因此内阁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警告，说它无权发布这样一些命令，并说除非国会明文规定，否则内阁的命令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到1947 年底，社会民主党开始感受到全世界政治气候中左右两极分化倾向日益增加的直接影响。开头支持过片山的许多人认识到，片山未能实现基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地位。在党内，加藤勘十和铃木茂三郎这两个左翼领导人在联合政府内变成了难于控制的人物。在1948 年1 月党的全国会议上，片山的领导遭到挑战。原先作为联合组阁基础的那个包括十点的方案被否定了，提出了停止对战时公债支付利息的要求。这次会议还反对政府提出的增加邮资和铁路票价的方案。当这个方案在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国会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议员站到自由党一边，反对这一方案。很明显，片山失去了对自己党内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众议院的信任。最后，他于1948 年2 月19 日辞职，日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一次尝试宣告结束。
（三）警察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行政改革
尽管内阁变更，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通过中央政府内的行政改革仍在继续。玫革方案通常是紧跟着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建议而提出的，成为新法律的一部分；一经说服内阁采纳之后，新法律立即通过。
警察制度的改革就是这种程序的最好例子。日本的警察是投降前独裁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从投降以来，新的警察还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
如果占领军撤走，他们能不能控制住老百姓，还是一个问题。由前纽约市警察局专员刘易斯·J ·瓦伦丁和密执安州警察局局长奥斯卡·G ·奥兰德参加而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盟军占领的第一年就来到了日本。他们的改革警察制度的计划，设想分散中央集权，其中包括放宽内务省对警察部门的控制。但在1947 年2 月，吉田内阁建议都、道、府、县和地方警察的监督和掌管权仍由内务省保留。直到1947 年7 月，对此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到了1947 年7 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通知片山内阁说，司法、法律和警察制度的改革对于日本的民主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内阁设立一个“司法和警察制度委员会”，从事研究并提出适当的法规，以组织法务省和各个执行法律的机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坚持认为，不分散警察部队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将铸成一个可悲的、不可饶恕的过错”。①而且盟军最高统帅部还通知说，除非立即、全面和最终实行权力分散，否则任何改革的建议将得不到批准。新的建议提交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新的“警察法”终于在1947 年12 月17 日颁布，从1948 年3 月8 日起生效。这个新法律采纳了分散权力的原则，将警察分成地方城市警察和国民乡村警察两种。前者人数限制在九万五千名以内，由地方行政委员会管理，并由它们指挥使用。三万名国民警察则在乡村地区和不满五千人的小城镇行使职责。行政上，他们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管理，但行动上，他们受都、道、府、县行政委员会指挥。首相只有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才可以获得掌管这两种警察的权利，而首相的这种行动必须在二十天内由国会批准才行。警察的职责仅限于通常由警察部队执管的公安任务。从前由警察行使的其他职责则转给地方政府或全国性政府的其他部门。②虽然最后方案在好几个月以后才通过，但当时成立了海上保安厅，负责日本领海的警察、关税和巡逻任务。因此，日本极权主义的最强大机构之一得到了改革，使以后尽可能难以再利用它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警察体制的这些改革也为完成其他一些重要改革开辟了道路。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内务省是官僚政治的心脏，是国内事务集权的焦点。它通过对地方政府事务和整个警察部队的控制，成了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因此，在日本被占领的头几个月里，盟军最高统帅部就下令要大大削减内务省的权力和作用。1947 年4 月17 日通过了地方自治法，进一步剥夺了内务省的权力，诸如指派都、道、府、县和地方官吏这类事情的权力。在最终实现了地方分权掌管警察，警察部队与内务省完全割断关系后，片山内阔建议撤销内务省。这年年底，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正式撤销内务省的议案。
在片山内阁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对司法系统的改革采取了一些最后措施。盟军最高统帅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取消法务省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并取消内阁的强有力的法制局之后，才能把司法部门和政府的行政与立法部门实际分离开来。有人建议，这些机构可由一位具有内阁阁员地位的总检察长来代替，他对行政部门将起法律总顾问的作用。他负责处理与政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切诉讼，并作为首相的法律顾问。设置这样一个新职位的法令在1947 年12 月17 日由国会通过，六十天后生效。此外，为了防止在新宪法生效之后法律制度崩溃而通过的许多临时法规，在片山当政时期扩大了内容，臻于完善。例如，新的详细的民法从1948 年1 月1 日起生效。
这部民法是以宪法新承认个人尊严和法律上男女平等为基础而订出的。废除了旧式的家庭或家族制度，规定遗产平均分配，男女离婚享受平等权利。新的家庭人员登记法从同一天起生效，这样就废除了先前向内务省登记的做法。“家庭”被明确规定为双亲和没有离开家庭的夫婚于女，家庭的登记属于市或町的司法局的管辖范围。刑法的部分修正案于1947 年10 月14日通过，其他的法律也尽可能快地通过了，使整个司法制度符合于新宪法的精神。虽然片山内阁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但是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是在片山执政时通过的。到1947 年年底，由于新宪法、新法规和随之而来的一些行政改革，日本代议制政府的前景光明。然而，从基本的经济情况的角度来看，情景远不是令人鼓舞的。
第七节 占领时期最初两年的经济状况
（一）处于崩溃状态的战后经济
虽然本书研究的重心一直放在占领时期的政治方面，但经济问题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对大多数人民来说，衣、食、住比之那些不可捉摸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或日本最终可能采取的政府形式等等，具有紧迫得多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有一个政府能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它必定会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反之，任何内阁如果不能很快地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便会失去人心。尽管经济问题在占领初期的一年半里这么明显地重要，但盟军最高统帅部对经济问题关心较少，而更多注意军事和政治问题。
采取这种态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麦克阿瑟曾明确地作出决定：除了切实实现非军事化外，政治改革重于一切。其次，他认为他不负责日本的经济恢复工作，经济问题应由日本政府自己去解决。关于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声明和给麦克阿瑟的最初指令中已明确指出。最初指令明确规定：“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加强，你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可以向日本人民说明。。无论过去或现在，你都没有任何义务维持日本国内的任何特定的生活水准。”1947年春天，当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以致有可能危及整个占领计划时，麦克阿瑟经人劝说，以后就较直接地关心经济问题了。
上文已经指出，投降时的经济状况是严重的。投降以后，在1945 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内，失去控制的政府开支和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加速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增加了混乱和贫困。而且，货币流通量的上升标志着物价控制机构失灵，商人预料会投降，因而囤积物资，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大。
1938 年国民总动员法通过后成立的物价控制机构，与日本的经济生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各种物价是由直接有关的各省与“内阁研究局”协商后确定的。消费品的官方限价以1939 年9 月物价冻结时的价格为基础。生产原料的分配、商品的价格以及制成品的配给，都由政府为每一项重要工业所设立的战前控制协会进行监督。对以1939 年9 月价格为基础的官价所采取的公然漠视的态度，和对供应短缺的大米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大量需求，促使黑市活动普遍蔓延。对于定量配给和各种物价究竟是否有过真正有效的控制，是很成疑问的。
如果控制机构撤销，那末必须有比较满意的其他机构来取代它。
在这早期，盟军最高统帅部既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也没有准备好提出另一个替换的机构。因此，在1945 年9 月22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与总政策（即日本人应自己负责管理自己的经济）精神相一致的经济指令。这项指令命令日本政府对工资和主要商品的价格实行并保持坚决的控制。指令要求对供应短缺的主要商品继续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这项指令还规定，各个控制协会和物价管理局目前应继续行使职责。最后，这项指令命令生产最大数量的主要消费品。为达此目的，在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军火工厂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按照解除武装的总方案，所有的军火工厂都已关闭，而且政府已要求这些工厂开出库存清单。军事设施由盟国占领部队以尽快的速度加以销毁，但非军用物资交回日本政府作民用处理。然而，由于工业生产停滞，运输系统严重瘫痪，国内物资需求继续增长，加之占领部队对物资和服务的需要不断增加，所以，经济恢复缓慢，控制系统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粮食危机
虽然有清楚的迹象表明，麦克阿瑟不打算从事于恢复日本经济的工作，但他敏锐地觉察到粮食的缺乏，知道要避免饥馑蔓延，就需要进口粮食。然而粮食问题是复杂而难办的。显然，日本政府渴望从国外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这一愿望引起了东京许多观察家对日本的数字的精确性发生怀疑。同时，麦克阿瑟认识到，占领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人民的福利和安宁。但是根据指令中的限制，他向美国政府提出进口粮食的任何要求，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为了填补当地资源的不足”和“为了防止危害占领军安全或干扰军事行动的那种疾病流行和民间骚动所需要”，进口这些物资是必要的。
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肥料供应的竭尽，加以1945 年秋季谷物大歉收，因而造成粮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由于投降和运输系统的瘫痪，谷物的征购数远远低于指标。据估计，1946 年的每人平均摄取热量是一千五百三十卡，而战争年代倒有一千九百五十卡。实际上，1945—1946 年上缴的大米数量，亦即政府所得到的能按官价出售的大米量，仅是上年的一半。总收获量是六百四十四万吨，比上年低百分之二十七。鉴于这种情况，麦克阿瑟竭力催促通过现有的管理机构迅速征购并公平分配粮食。此外，他还发了一项指令，说准许日本进口粮食，由日本人自己付款；他向华盛顿提出了这一要求。他的司令部开始分析日本的粮食生产方法、收获的报告和谷物的征购。放松了对渔轮捕鱼范围的限制，允许他们在小笠原群岛和琉黄列岛周围捕鲸。不久以后，在1946 年2 月，美国政府给麦克阿瑟发去一项关于日本捕鱼的总政策声明，要日本最大限度地使用渔船和设备，表示必要时可向日本出售燃料，要日本恢复渔业加工设备并扩大深海捕鱼作业区。
另一方面，日本的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结束之后好几个月内，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主要粮食（如小麦和大米）短缺的现象。在联合国的许多国家中仍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普遍的饥馒和营养不良流行于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当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国获悉麦克阿瑟要求在联合粮食委员会无法满足盟国的所有需要的情况下给日本进口粮食时，该委员会中出现了一场风波。有几个代表坚持说，给日本进口粮食，是属于政策性问题，只有远东委员会才能作出决定。美国则认为，麦克阿瑟是根据他的行政职权，按照指令的条款行事的；他要求进口粮食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民中产生弊病和骚动，因而危及盟军部队。这次争辩在远东委员会历史上是最紧张的争辩之一，争辩的最后结果是在1946 年4 且25 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日本进口粮食的下述政策声明：。。除非是盟军最高统帅参照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进口粮食是直接为占领军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允许进口粮食，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日本人比起任何同盟国或光复地区的人民的要求来，具有优先权或获得优惠待遇。。。这个声明还要求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粮食委员会磋商，重新审查日本进口粮食的方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将军在投票赞成这一政策时说，这个决定是符合他的政府的政策的。而且，他还申辩380 说，由于这个政策是针对美国政府的，所以与远东委员会的一般决定在处理上应有所不同。它将不作为指令发给盟军最高统帅，而将被看作是美国在决定对日本拨发粮食的数量时的一个指南；这个决定的一份副本将交给麦克阿瑟，让他知道。
国际上对粮食问题的这种关心，以及东京群众要求发给已逾期的口粮的示威游行，在日本国内立即产生了影响。盟国对日委员会中的英联邦成员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方案。天皇公开号召人民“互相分担这个时期的艰难困苦，以渡过这种困难局面。日本政府制订了一个垦荒计划，成立了一个促进肥料增产的委员会。盟军最高统帅部帮助改进贮藏方法，控制虫害、谷物病和块根病，并引进各种新的品种，特别是甘薯和稻谷的品种。最后，在1946 年4 月发放了第一批进口粮食。那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分发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占每月粮食配给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旺盛的黑市贸易，国内和国际粮食的形势，以及规定的大米数额征购不足，使吉田内阁感到迫切需要改善价格管理和分配机构。因此，大藏大臣石桥在这年夏天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方案，其基本目的是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这个新方案设想控制煤炭和肥料工业，并通过大规模的对调整价格的津贴，来保持固定的粮食零售价。然而更有实际重要性的，是1946 年8 月12日经济安定部和内阁领导下的新的物价管理局终于成立。尽管经济安定部只得到吉田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