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它不能决定出口量。它的出口依赖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国外需求的波动。因此，尽管有外汇管制和自给性项目来供应急需，德国出口量的波动在其保持充分就业的努力中仍是一个问题。为了逃避这种困境，德国规定同拥有对德国有补充性的自然资源的各国签订长期的补偿性合同，从而获得必不可少的供应。
不过，邻近德国的大部分国土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与之相似，结果只能提供相似的而不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机会。热带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对于德国制造商的辅助作用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的资源。但是同非洲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以获得大量供应的可能性很有限，因为非洲大陆五分之四以上的贸易都是同德国在欧洲的对手的帝国所属领土进行的。
在三十年代，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从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和自治领以及亚洲属地增加进口。南美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和非洲不一样，都是由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因为随着美国的不完全复苏，它从拉丁美洲的进口削减了，也因为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把采购的地点集中在飘扬着它们旗帜的自治领和附属领土，拉丁美洲便能同德国和日本自由缔结补偿贸易协议。这类协议能使德国在和平时期从一些互补性的南美国家获得“保证”供应，但在战时却不能保证这类供应。正是出于这种政冶理由，德国也把它的贸易精力集中在经济上不那么相辅相成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不过，把几个国家组成一个军事安全联合地理单位的政治概念，同辅助资源国家联合的经济概念是不一致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德国设法使东南欧国家集中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并取得了某些成功。
在过去，各国政府对于贸易的地理模式所施加的影响很小，因为贸易的进行所根据的原则是最惠国条款、非歧视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而且几乎完全受关税的调节。但是所有这些随着国际商定的货币和贸易守则的解体改变了。世界分裂成多少是长期性地区货币集团——中欧和东南欧的“外汇管制”集团，西欧的“金本位”集团，北欧和英联邦的“英镑集团”，日本的东亚“日元集团”——于是倾向于鼓励在各自的货币集团中进行贸易，因为每一集团内部都有汇率稳定。三十年代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改变了世界贸易的地理模式。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双边清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歧视其他国家，但基于限额和关税特惠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在联合王国于1931年废除了自由贸易原则之际，它于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中规定了英联邦内部特惠的原则，从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岐视性政策。法国主要依靠限额和特惠协定作为调节进口货物的手段，而美国总的说来采用直接的关税的作法，避免贸易上的歧视，对于从菲律宾进口的糖等给予优惠则是例外。联合王国也小规模地利用限额和双边清算。确实，不是德国最先把双边手段带到南半球的，而是联合王国，先是在渥太华成功地把它用到自治领上，而后又于1932年同阿根廷签订的支付协定中使用了这一手段，这使得美国很不高兴。尽管如此，纳粹所运用的双边原则在他们有意安排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武器库中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识到，“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不仅必须在本质上就存在于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小幅度中，而且必须存在于国家进出口货物在其贸易伙伴中的分配之中。”
通过对1929年和1938年每个强国与其经济集团成员进行贸易的情况进行比较，能够看到世界贸易分崩离析的大致迹象： 表IX贸易集团（占大国贸易的百分比）
…… 自集团进口 向集团出口
1929年 1938年 1929年 1938年
英国：帝国 30 42 44 50
英国：其他英镑集团 12 13 7 12
法国：帝国 12 27 19 27
意大利：殖民民地和埃塞俄比亚 0。5 2 2 23
日本：朝鲜、台湾、广东、满洲 20 41 24 55
德国：巴尔干半岛各国 4。5 12 5 13
德国：拉丁美洲 12 16 8 11。5
虽然德国在东南欧的毗邻各国已成为它的经济伙伴，但它们提供给德国所需货物的份额要小于围绕其他大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所能提供的份额。然而出于政治和战略的原因，德国急于发展它在东南欧商业利益范围。因为是同独立国家打交道，它就不能把东南欧国家直截了当地变成自己的辅助国，就象日本和意大利在自己帝国范围内所做的那样。德国采用的办法比较精巧。首先是，大采购量；其次，对于德国希望这些国家增加产量的原料，支付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普遍价格，由当事国资助这类交易直到德国用出口货物来付清欠款；第三，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从别的国家不容易得到的货物。德国成功地使这些东南欧国家贸易额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转向了自己。它用这种办法扶植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它们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发表意见，影响视听。鉴于它们在若干原料的生产上已经专业化，而这些原料在世界市场上是可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的，因此它们对德国依赖程度增加，它们对德国的出口如要转移到其他地区也随之变得愈来愈困难了。而在双边主义的情况下，确实不可能转换出口货物；这就导致了转换进口货物技术上也成为不可能了。这样，双边主义的方法被看成是政策的重要纽带，执行这种政策能通过外贸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
由于德国关心供应的“确保”和连续性，德国极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等于是为东南欧国家保证了一个市场。德国用这个政策使得上述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难以独立自主。而且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德国作为一个大国与若干小国打交道，很可能利用其优越的讨价还价地位使贸易条件对自己有利。但没有证据说明它在1939年3月以前就这样做了。
经济集团的组成，或是以严格的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或是基于增加双边的转让，如“帝国”集团的情况。这些集团的组成意味着运输路线的缩短。这样就减少了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可用的手段，本来它们可以资助购买它不能不买的原料。因为它既不能在国内生产，也不能从本集团内得到这些原料。正因为这个理由，“商业途径获取原料”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从国家社会党执政之初起，他们就强烈要求归还前殖民地。但是，如1937年以来德国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转时，原料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德国武装部队对资本货物工业产品的强烈要求，减少了此类商品可供出口的余地。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愈加紧迫。1937年国际联盟建立了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以商业途径获取原料的问题。对此，德国财政部长冯·克罗格坚持说，德国的殖民问题不能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可以使德国得到充分的原料供应这一论点来摆脱掉。只有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购买到足够数量的时候，德国的外汇管理才能得到适当的平衡。
德国人认为，世界其余各地区应该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或是给德国殖民地，或是接受马克以便在物资交流中当德国不能供应其他国家所需之资本货物时用以支付。在国联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草案后，苏联委员在明确提到德国的同时，坚持加上附文说明“某些工业国家抱怨在获取原料过程中的障碍，特别是财政性质的障碍，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军备政策、它们的野心和侵略行为”。
第五章 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地震撼了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通常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甚至拥有很多殖民地和丰富原料的战胜国也存在严重的社会紧张状态，这种状态至少部分地是导源于经济危难。而在战败国中，以及在资源贫乏和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国家中，这一危难更为严重。这就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促成了政府的革命性改变，在苏联，这场革命开创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社会改造，这比俄国政府在形式上的变动还更有意义。在战后的动荡不安的气氛中，调整国际关系的新体制出现得很慢，即使出现了，也是短命的；因为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表面井然有序的国际关系就完全垮台了。
陷入经济萧条中的各国的经济困难又一次使现存的社会政治紧张情况更加恶化。在对凡尔赛和约不满的国家里，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直率批评上述条约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击败了比较温和的社会政治力量。最灾难性的结果就是德国也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集团的一员。
由于各国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无国际行为准则可循，不可能在各国之间找到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来克服大萧条。结果各国只能孤立地采取经济复苏的措施。经济国家主义是它们对当时挑战的答复；但有了这种主义，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冶便占据显著地位。
三十年代后期，与民主国家适成对比，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在1938年保持下来。结果，“相对的”制造能力从西欧和北美的三个民主国家占优势，明显地转移到有利于旧世界中部和东部的四个极权主义国家。
通过对军备和非军事货物的政府支出，德国获得充分就业的成就（它的工业经济是上述四国中最成熟的）之后，它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一种物品匮乏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武器装备的积聚只能以减少公私对非军事性投资和减少消费的办法维持下来。作这样的削减倒是有相当大的余地。另一办法则是获取从国外寻求到的潜在资源。
无论在什么地方，比如在德国，其经济政策的政治目的若是军事力量，战争就是必不可免的结果。首先，因为其生产和积聚武器不是单纯为了创造就业的机会，而是别有用心；第二，由于继续进行武器生产（而没有相应地削减非军事投资和消费）造成了经济的紧张状态，这就更促使人们通过侵略手段获取外国领土来寻求解脱。
但是从哪里可以找到辅助资源呢？参与制订德国扩张计划的人证明说，德国主要战略目标……是得到俄国南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的煤矿和铁矿，巴库的油井……都是德国“生命线”梦寐以求的组成部分，对德国的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
1938年，仅大德国本身，还不算它反共联盟伙伴的资源，在军事力量上就超过了苏联。它的军事支出（资本货物和钢）仍高于苏联的军事支出，比英法加在一起的军事支出还高出一倍。因此，对于德国希望在东方进行的那种战争，它的军事准备看来已经相当充分。但是它军备生产的数量还没有充分到足以打一场涉及苏、法、英加在一起的战争——更不用说美国也可能参加它们一边。
德国军备的不足，直接来源于希特勒的战略，因为希特勒从未预期同大国集团作战，他同样没有预期打一场持久战。他所预料的是短期内通过外交威胁或闪电战来实现他的有限目标。正因为这个理由，德国军备生产的数量不是决定于可用的资源，而是基于这种战略估计的需要而定的低得多的水平。此外，集中生产立即使用的武器，即“广度军备”，正是适应这种闪电战略的策略。
但是，掌管德国战争动员的托马斯将军以及他在德国总参谋部的许多同事，都从未赞同过希持勒的战略。他们要的是“深度军备”，即扎实地准备，精心地组织，谨慎地指挥的一场战争；“他们要的是能打一场对大国联合的持久战”。除了手头已有的武器以外，他们还要大量储备的装备和总体上是用来替换这些储备的重工业。虽然德国的煤、铁矿石、生铁和粗钢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虽然生产的大部分在三十年代已用于战争工业，从“现存”的工厂中增加煤和钢的生产并不等于深度军备，分配绐战争工业的资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最大限度的配额。资源作民用消费与用作军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用于非军事物资的政府支出，如党部大楼、体育场的设备等，就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差距，直接耗去了实际上并未用于广度军备的资源。未能以更大规模创建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厂，其根源完全在于希特勒战略的根本弱点。
虽然负责供应的将军们的战略概念不同于希特勒，但是也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托马斯总是过高估计德国对原料和工人的需求。在他看来，在得到充分发展的战争经济中，其基本资源对于任何可设想的军事需求都是丰富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出现匮乏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希特勒指挥将军们，而不是将军们指挥他。同样，在战争的经济动员这方面本来还可以做多得多的工作，如果德国的计划人员当时少依靠一点闪电战略的话。若是要这一战略成功，就不能让苏联得到英法联盟立即的军事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
鉴于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危急时期，英法政府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苏联，德国期望在东方的冒险能自由行动这一点就显得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英法对与苏联结盟表现得极端犹豫不决，不论其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无疑地它们需要时间，因为它们已一度让德国在军事力量上超过自己。此外，英国的战略所基于的假设是，它可能同时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作战。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备，时间就极端重要，而拖延时间则是绥靖政策的主要目的。
1938年，英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紧了军备的努力。德国在军备上的优势必然要受到抑制，如果英法加紧军工生产，使这两个西欧帝国本来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话。但是，随着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仅存的其余地区，随着世界上最大兵工厂之一的斯柯达工厂合并到帝国之内，德国——如它的报纸所吹嘘的——宣称“伦敦和巴黎所希望的，它们获得军备均势或优势的日子已被推迟到不知何时了”。尽管出现了这一新的侵略行为，当英法保证支持波兰保卫本国权利时，苏联却不信任它们的诚意，并开始摸索中立的道路，而德国，在它那方面不得不尽全力确保俄国中立，以便使希特勒的闪电战略有成功的机会。
附录一 各大国制造业总产量中资本货物的份额
资本货物工业是指光学、技术装备、金属货物、造船、车辆、化学制品和部分重工业（即生铁和粗钢）。
根据净产量的资料，上述各工业在制造业总额中所占份额，1935年英国为40。8％，1937年美国为47。8％，1936年德国为50。2％。用制造业指数把所有数据都归到1937年的基础上，资本货物的份额，英国增加到44％，德国则为51％。
除1937年以外就业数字各年都有，把就业指数用到原始数据上，就能够估算出1937年的就业数字。根据估算出来的1937年就业数字，可以看到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中，资本货物工业雇用人数的情况：意大利为29％，日本31％，法国34％，考虑到资本货物工业中每一就业人员的生产率较高，1937年资本货物工业产量的份额按照估算的大致情况是日本为40％，法国和意大利为37％。
1937年苏联“生产手段”的总产量，按1926…1927年价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