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对苏联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意图显然有了怀疑。并且，随着俄国人军事地位的改善，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同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或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合作了；照安德尔斯的说法，俄国当局不再掩饰他们在设法阻挠他组织这支军队了。
1942年3月，波兰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口粮将被缩减到二万六千份（虽然那时他们的兵员有七万人）。斯大林在答复安德尔斯的呼吁的回电中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美国参战，因而减少了经远东运到俄国的粮食供应。因此，他说，有必要“减少对不在作战的各个师的供应”，以优先满足正在作战的各个师的需要，但是，如果安德尔斯希望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请他来。安德尔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月18日，斯大林同意对俄国境内的波兰士兵供应四万四千份口粮，并让安德尔斯把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撤退到波斯。苏联当局执行这项决定时有魄力，也很有效率，3月间，在同英国官员磋商之后，就把第一批约四万名士兵和难民经由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到了波斯。一直到8月间，经过长期交涉，包括安德尔斯乘飞机到伦敦去了一趟（这期间，他在苏联的部下的境况更坏了），他才终于又使十一万五千名波兰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撤到了波斯。安德尔斯自己也到了德黑兰。
在撤退时，安德尔斯得到消息说，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已擅离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职守，并带走了他所掌管的全部文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俄国人还占领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时，曾有一些波兰军官自愿参加红军，贝林格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初，他因在安德尔斯军队中犯了不服从上级的罪行而被调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后来他在战争时期作为红军中的一支波兰部队司令员出现时，他的那次逃离职守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波兰“地下政权”和“国家军”在1939年秋天成立之后的改组和活动，已经在另一卷中作了叙述。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们的活动集中于打击在波兰的德国当局和德国武装部队，并接受伦敦的波兰政府的领导，通过该政府与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地下组织取得协调；同时他们通过空运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物资给养。
可是，“国家军”和“地下政权”并不是进行抗德秘密活动的唯一组织：还有一些较小的、统一不起来的集团，他们抱着不同性质的目标。有由苏维埃游击队发展而成的“人民近卫军”，他们的领袖是从俄国空降下来的，他们组织了波兰工人党，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的化名，因为在1942年1月的波兰，“共产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后来这个集团同一些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内不那么保守的政党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合作。此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他们公开反俄，在战争后期同苏维埃游击队和各个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抗。1942年，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发生了摩擦，每一方都不愿隶属于对方，共产党人指责国家军执行“等待”政策；而社会党和农民党的地下出版物则攻击波兰工人党，就象他们过去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治制度一样。1943年初，波兰共产党领袖提出国家军领袖必须废除1935年宪法，并立即公开对德国人发动战斗，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时，冲突发展成为僵持局面。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将军提出了一个反要求：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领袖应当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接受在波兰的波兰当局的领导。他还要求波兰工人党领袖明白表示他们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不听命于某一外国。结果，没有就任何一方的要求达成协议。
波兰“地下政权”和苏维埃游击队的互不相容，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它的根子在于波兰各社会主义政党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在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敌人，参与过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社会党和农民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俄倾向，自从反俄情绪（以及反普鲁士情绪）同波兰独立的理想密切联系起来后尤其如此；因此毫不奇怪，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间有很多著名的社会党领袖。另一方面，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很弱小，1937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有几位共产党领袖在1940…1941年间重新出现，在苏联占领下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部领土上工作，但是随着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又消失了。这样，在波兰国家军和苏维埃游击队之间产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尽管社会党和农民党本身分成各个派别，它们总是地下政权和波兰流亡政府中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党，随着波兰的苏维埃地下武装用波兰工人党这个名字重新建立了波兰共产党后，一场宣传战就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打响了。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虽然安德尔斯发现在签订1941年7月30日协定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苏联领袖比较合作，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并入苏联仍然有效。然而，波兰人却声称波兰的边界仍然同1939年时一样，是里加条约所确定的那些边界。这些相互冲突的看法就是战争期间逐渐发生的大多数争吵的根源。
1941年11月，在驻阿拉木图的俄国将军谢尔巴科夫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征召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犹太族的前波兰籍公民参加红军，而不让他们参加苏联境内的波兰军之后，这个问题在波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换文中被提了出来。当波兰人提请俄国人注意这个事实时，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该项法令已使那些“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11月并入苏联的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成为苏联公民。照会说，虽然苏联出于“善意和特别照顾”，把归并以前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波兰族居民看作是波兰的公民，但这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因为波苏边界问题还“有待于将来解决”。当西科尔斯基在12月间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强烈暗示波兰流亡政府应该只管波兰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犹太人，而且按照安德尔斯的说法，当波兰军转移到扬吉尤尔时，苏联当局曾发出过指示，禁止“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以内非波兰族的波兰国公民参加波兰军。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在12月9日的照会中阐明了波兰的立场：在1939年9月以后苏联占领时期援用苏联国籍法是违反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苏联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复中，否认1939年有任何违反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情况，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占领该地区，只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结果”，把这些地区归属于苏联罢了。
1942年一年中，这场关于国籍的争论，连同波兰军官失踪问题和苏联境内波兰公民特赦执行问题的争论，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1943年1月16日，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他们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的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殊对待的办法，这一问题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对波兰国内的波兰部队来说，是挫伤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对盟国所有各条战线上的波兰部队也莫不如此。安德尔斯描述了这一演变对他正在伊拉克训练的部下的严重影响，说：他们很明白这对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人和对于那些没有被强迫迁离有争论的波兰东部领土的大多数波兰族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族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苏维埃乌克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攻击伦敦波兰政府的很多成员，骂他们不该反对“西乌克兰”与苏联的乌克兰合并。波兰政府于2月25日作了答复，宣称他们期望俄国恢复里加条约所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与此同时，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尔于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苏联改变态度的原因之后，于2月26日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会谈中，斯大林承认两国政府在看法上有明显冲突。
1943年2月间，由于发表了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一封信，说1941年12月间重新逮捕的波兰工会领袖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已于1942年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冲突就更加激烈了。3月8日，波兰外交部长拉茨齐尼斯基提出的强烈抗议，遭到了苏联政府3月31日照会的坚决拒绝。同时，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争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苏联在3月1日的声明中提到寇松线，说这是符合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要求的西部边界，波兰则在3月5日通过波兰电讯社再次重申，1939年在这些地区举行的公民投票是违反国际法的，而波兰对这些领土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
（四）卡廷事件
（1）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春，西方各盟国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对于来自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互相残杀已有许多世纪的地区所发生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报道，无暇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多数消息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还觉得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够难维持的了，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传出了一则使西方人的情绪大为震动的报道，它透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万人冢，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则广播说，墓冢里共有一万多具尸体，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子，这些屠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起初，西方人简直不相信那些曾在华沙犹太人区和其他地方干了那么多暴行的纳粹所表现的对俄国人的义愤。但是对波兰人来说，这个报道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别人很难体会的。因为被这样杀害的那几千个人，正是波兰军事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本来很可以在建立未来独立的波兰的事业中起强有力的作用。不管是谁下的毒手，波兰业已永远失去了这些被害者的才能。
4月初，在华沙的德国人特别召集一批波兰人，向他们发表了这个消息，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然后把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再把他们送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证实这项报道。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观察报告送往伦敦，并表示相信，那些确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估计的“一万多具”要少得多。几天后，另有一批波兰人，大多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送去参观这些墓冢，其中有些人还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在这批代表访问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身分是确凿的，但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去散布这项消息，德国人于是强行“组织”一批批波兰战俘去访问现场。
纳粹在4月1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对这样一个败坏俄国人名誉的机会感到如此兴高采烈，以致他们的报道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其中有些报道，由于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控告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团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国和卫星国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了报道。其中罗伯特·布罗斯写的发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报上的报道，被轴心国的电台广播了。从这些记者所写的报道来判断，他们似乎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波兰领袖们过去就失踪的军官问题向俄国人作了旷日持久的、徒劳无功的查询之后，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无可奈何地相信这批军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尔斯军中的士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宣布后，整个军队陷于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4月15日，安德尔斯向伦敦的波兰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综述了他和他的部下于1941年和1942年间如何徒劳地探听那些军官们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领导人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组织证实这些尸体身分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到达，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组织的一个人员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经过两天的沉默，俄国人在4月1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骂德国人“无耻捏造”，并把这次屠杀的罪名推到德国人头上。公报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墓冢，公报说，靠近现场的格涅兹多瓦亚村是一个历史上的埋葬场，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4月17日由苏联情报局发布的另一份公报说，纳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它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层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并把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推到“盖世太保档案库”头上。
波兰人尽管感到惊异，起初还是谨慎行事。4月15日，伦敦发行的一家波兰报纸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指控“将会象过去常见的那样，证明是谎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不再讲究谨慎了，波兰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了一份公报，叙述了失踪军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兰当局为了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复，因此，虽然波兰人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以便使这些指控“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鉴定”，并已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到现场去。同一天，伦敦的波兰政府在一篇声明中公开证实了这一意图，这篇声明还提到纳粹的某些暴行，这就在道义上使纳粹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把波兰政府的这一请求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的代表作了同样的请求。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各种相互牵连的问题，波苏关系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处于紧张状态。自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出苏联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两国政府间的距离每天都在扩大。在当时看来，使波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卡廷事件。但是，当4月19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时，波苏关系发生了这种剧变就很明显了。这篇文章猛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人干下了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人民委员”头上，因此，文章说，波兰同红十字会的联系（在德国同该会联系的同时）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文章说，波兰民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