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46年5月选举之后的十二个月＇据说＇是这重建起来的共和国最美好的一段时期。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贸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在迅速增长；收成很好，食品还比较丰富，同时共产党看来满足于它在政府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准备按照正常的西方惯例，遵守议会政治的规则。同波兰的领土纠纷已束之高阁，只是同匈牙利的一场争吵扰乱着捷克斯洛伐克宁静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共产党在一些捷克省份中所得选票之多使其敌手感到惊异的话，那末这一事实在当时却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整个说来，新制宪国民议会中的情绪是乐观的，非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将会在1948年的下一次选举中赶上他们的对手。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是再一次选举贝奈斯为共和国总统。从理论上说，它的下一个任务是起草宪法，但它当时的注意力却首先对准经济计划问题。虽然科希策纲领未提到订计划的事，但自从全国解放之日起，人们就普遍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将有赖于国家来组织。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按这种假设行事的。因此，1945年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内阁中负责经济事务的各部部长、国家银行的总裁、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工会理事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主席、中央合作总社主席以及一位秘书长；后者还主持一个直接对总理负责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总计划的实际拟订工作是委托给国家计划局办理的，计划局的局长也是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45年银行和重工业的国有化为制订一个正式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计划事实上于1946年由国家计划局专册发表，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建》。有了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计划的大纲就于7月5日提交国民议会。接着，在10月25日，一个详尽的两年计划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三天之后，1946年10月28日，即召开临时议会和公布国有化法令的周年纪念日，总统签署了这一计划。计划于1947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直执行到1948年底。
捷克斯洛伐克这第一个短期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恢复经济的纲领。其总目标只是比并不特别繁荣的1937年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工业方面的人力比战前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还不算技术方面的退步。同那个时候所有东欧各国的计划一样，重点是放在发展重工业以及发展电力和运输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过去有名的纺织业和制鞋工业相对地说来遭到了忽视。可是，不能忘记，这些工业大部分还在私人手里；让它们衰落是符合共产党人的意图的，因为它们以往依赖西方的市场，而要完全重新占有这些市场无论如何总将是困难的。计划考虑到农业机械化，但它所作出的安排是在比1937年为小的耕作面积上进行更集约的耕种；因此农业生产只有很少的增长。
在大战期间斯洛伐克的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共产党人在1946年5月间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地区自治或民族自治的概念是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类似的，一方面对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十分强调，同时又倾向于使它的经济生活受制于来自布拉格——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来自莫斯科——的许多指示。尽管在蒂索时期有了一些发展，斯洛伐克的社会仍处于东欧其他地区的水平而不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水平。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过剩要求进一步工业化，而这既适合于俄国的需要，又符合于共产党的学说。1946年5月选举以后，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特别热中于推进斯洛伐克的工业化，以便加强他们的控制并结束那里的倾轧混乱状态。因此，到了制订两年计划的时候，就规定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亿捷克克朗，其中有二百二十亿要用于发展斯洛伐克，发展它的工厂、它的矿山，特别是它的发电站。
两年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公众一致默认下开始实施的，而且，除官方的口号外，确实还有某些真正的热情。戴蒙德在1947年初写道：“在过去一年中，任何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能证实这样的情况，即几乎对每一个行动，政府的也好，任何机构或任何个人的也好，人们都是以对‘计划’是否有利作为衡量的标准来判断它的是非得失的——看来，‘计划’几乎已自成一体。”在国家重建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类措施的必要性往往是愿意承认的；有着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混合经济，加上土地改革迄至那时所造成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方面的演变鼓励人们产生这种希望。直到1946年头几个月为止，人们一直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应该是为东欧和俄国供应机器，认为它天生要在这方面取代德国以前的地位。1946年4月，当里普卡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时，甚至在演说中提到世界（即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性变化”（意思是指萧条和需求的突然紧缩）的危险。但东方国家既不能供应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供应它需要的消费品，而且，东方国家的货币用处又是有限的。的确，在1946年这一年中，因在战时保持中立而得以大大发展其对各方面贸易的瑞士，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供应者和主顾，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瑞典和美国的贸易额也不比它对俄国的贸易额差多少。1947年的头三个月中，同俄国的贸易额暂时落后于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这样，给人们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的联系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
也许，如果没有1947年夏季的旱灾，没有莫斯科同华盛顿关系的恶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可能不一定是虚幻的。就算是这样吧。但实际的事态发展是，当时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些国有化工业往往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的计划指标，而大部分仍留在私人手中的行业，譬如说建筑业，景况却很不妙。这样，两年计划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论据，使形势对他们格外有利。事后回顾起来，很难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走向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一大步。
第三编 希腊
希腊 1944…1946年
1944年10月18日，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回到了雅典。但是他们的战时流亡时期结束并不是他们的困难告终。一大堆问题要求他们采取最有力的果断行动。但是帕潘德里欧政府不可能采取有力果断行动，因为他们内部严重分裂。政府的这种分裂如实地反映着整个希腊社会左右翼之间的分裂：一面是活跃的左派，已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叫做EAM；另一面是刚拼凑起来的右派，它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由于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名声不好。毫无疑问，大多数居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予积极支持；但是在希腊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接近瓦解时，温和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也许可以说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这几年的希腊历史，是由道德观念上的混乱、经济方面的苦难、革命的行动和反革命的暴力等因素交织而成的。
可是，在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的希腊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自己。当希腊政府返回雅典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访问；丘吉尔访问的结果之一是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把希腊划入英国“行动范围”的协议。美国政府是抱着相当勉强的态度同意这个协议的。实际上，1944年10月的这一协议仅仅是批准了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自从大战的最初几年起，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影响一直是头等重要的，对希腊流亡政府和希腊游击队的行动都起着作用。1944年9月26日，正当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在卡塞塔签订了一项协定，确认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并使之正式化。卡塞塔协定有两个主要条款：第一，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ELAS和EDES同意自己归希腊流亡政府领导；第二，希腊政府把其统率下的军队交给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并接受罗纳德·斯科比（一译罗纳兹·斯科维）为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
使英国在希腊事务中发生影响的这一法律依据，由于德军撤走时只有英国部队紧跟着在希腊登陆这一军事事实而有所加强。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事实是，希腊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脆弱的机构主要是英国人建立的，帕潘德里欧是英国官员挑选出来当首相的。希腊政府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后能否获得权威、声望和实际的力量，都要靠英国的道义和军事支持。因此，几乎所有需要希腊政府作出决定的重大事情，帕潘德里欧都老老实实地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后为爵士）商量。
经济问题是解放后的希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农村既备受蹂躏，城市又贫穷不堪（虽然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这样一个国家若要避免在解放之后跟着发生饥荒，就亟需迅速运去救济物资。国内交通的破坏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并给救济品的分配造成困难；港口所遭到的破坏甚至更为彻底，使卸货受到妨碍。这些问题是预见到的，为了在刚解放后的那段时期内对希腊进行救济，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联络组的英…美军事组织。
在希腊政府能够认真地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事务之前，有一些行政和政治方面的紧急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解决。德国人统治时期的那套行政机构，解放时几乎在希腊的每一个地方都瓦解了。只有在雅典，市政警察和公务员系统还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存在着，可供政府驱使；但是希腊内阁的政令要在各省得到贯彻，有必要先任命一批新的官员。在雅典以外的地方，日常的实际行政权落在抵抗组织手里。在希腊西北部，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一帮人接管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希腊的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事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维持着社会秩序，估价和征收捐税，着手处分“通敌分子”，并建立了地方权力机构以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有五个代表（后来增至六个）在帕潘德里欧内阁里任阁员，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参加了民族团结政府。但是希腊民族阵线的领导人，特别是该阵线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因素共产党人，并不真正信任民族团结政府里的其他成员，而且事实上，希腊的地方当局并不受这个新近回国的政府的节制，而是在许多场合对它抱敌视态度。
局外人要对民族解放阵线在解放后最初六个星期里所显示出来的精神和目标作一客观的叙述是困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民族解放阵线在其追随者中间激起的那股强烈热情，这种热情是利用了许多希腊人对过去曾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苦难的旧制度的痛恨，再加上燃起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激发出来的。国王往往被看作是人们所痛恨的旧时代的化身，民族解放阵线的鼓动者特别强调要求不让希腊国王乔治第二重登王位。在左派看来，乔治国王同战前统治希腊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完全是一回事，而那个独裁政权又同社会保守主义和外国干预是一回事。
民族解放阵线的公开纲领中的第二点是要求惩办“通敌分子”，这在当时形势下很容易被曲解为处罚那些在战时和战前主宰着希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团体和个人。除非对“通敌”罪能够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相当确切的法律定义，对“通敌分子的惩办就很容易被转变成为革命的恐怖统治，而这正是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和英国人所害怕的。
在1944年10月和11月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对这一运动的公开声明或多或少地按其表面价值信以为真的人（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希腊的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有意压低着革命的调子。然而，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中占着领导地位，照其他东欧国家中类似的“人民阵线”后来的发展来看，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假使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的话，它本来是会朝着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独裁的方向演变的。
在解放的时候，英国人以及那些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就已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不过是为共产党革命打掩护的一个工具。他们不很相信解阵所提出的公开政策宣言，认为那都是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是故意用来掩饰远为激进的意图的。解阵领导人也报之以不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和希腊右翼分子是在试图用武力或用欺骗的手段把国王弄回来，是想破坏而且最后想毁灭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所建立的人民运动。在这样的气氛中，真诚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方或另一方是否会不诉诸武力而让步。
11月初，双方就争论起来了。争执的问题是关于政府用以在希腊维持其权威的武装部队应如何建立。大家都同意，游击队的“私家军队”应由不是效忠于一个党而是效忠整个希腊政府的部队和警察所替代；但是，当谈到应怎样、应通过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时，无法调和的意志冲突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希腊内阁内部以及希腊政府同英国当局之间就未来的希腊武装部队的组成问题进行谈判的详细情况，本书写作时还没有公布。诚如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后来所说的，关于武装部队的争执是1944年12月间爆发暴力行动的诱因而不是它的根源，因此详细考虑公开破裂之前的种种策略活动是没有益处的。双方的行动都有点近于非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进行含蓄的恫吓，至少从11月30日起他们就开始采取步骤调动那股力量对雅典市本身施加压力。这种行动完全没有把斯科比将军对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放在眼里，而这一统率权是由卡塞塔协定合法化了的。另一方面，帕潘德里欧和英国当局则把卡塞塔协定解释为授权斯科比下令解散全国人民解放军，甚至在同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就该军解散问题进行的谈判已告破裂之后仍是如此。
争吵迅速发展成为危机。12月1…2日的晚上，帕潘德里欧内阁中民族解放阵线方面的部长们集体辞职。看来很清楚，解阵领导人所预期的和希望做到的是，搞垮帕潘德里欧政府并代之以一个解阵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新联合政府。为了保证得到这种结果，解阵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示威按时地在12月3日举行。解阵领导人还宣布将于1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面临着这些事态发展，帕潘德里欧和剩下来的他的那些阁僚们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可供指挥的、堪以同解阵的部队较量的武装力量，他们所代表的政党也不具备那种能够有效地抗衡解阵的组织和士气。只有英国大使和英国军队可以制止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但是在事变发生之前，英国政府是否敢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那种规模进行干预，是完全不清楚的。
英国第一次采取行动的时机并没有拖延很久。12月4日，帕潘德里欧决定辞职，让位于年迈的自由党领袖塞米斯托克莱斯·索富利斯。可是，在索富利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应付民族解放阵线在新内阁中该占有多少席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