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利斯。可是，在索富利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应付民族解放阵线在新内阁中该占有多少席位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之前，来自伦敦的两份电报改变了形势。12月5日凌晨，丘吉尔发电报给斯科比将军，告诉他对采取行动不要犹豫，应象他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中对付一场当地人的叛乱那样，接着又补充说，雅典必须守住并牢牢予以控制——如有必要不惜流血。同一天，他还指示利珀，要他反对希腊首相人选的任何变动，利珀的权力再没有比这一次显示得更突出的了。12月5日，当他把丘吉尔的意见告诉了帕潘德里欧时，这位几乎已经辞职的帕潘德里欧很快就重新视事。同时，英国人已出来公开地、有力地支持希腊政府。12月4日，斯科比命令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6…7日半夜前撤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地区；他威胁说，不遵守这个命令的任何部队都将作为敌军对待。
英国人的这些行动使民族解放阵线面临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们在精神上或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同英国部队公开作战。经过热烈的争辩，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说服了较为稳健的解阵领导人，使他们也相信，坚决违抗斯科比的命令是唯一的出路。决定是在12月4…5日晚上作出的，前一天解阵示威的不幸遭遇对这一决定的作出有着很大的影响。12月3日，当示威者到达雅典中心，冲过警察的警戒线走向该市的中央广场时，守卫着警察总部大楼的少数警察从近距离向他们开了一排枪。有若干人被打死，另外有许多人受伤。警察竟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了枪，并且是在英美新闻记者面前开枪的，这批记者从大不列颠饭店的阳台上真就象坐在最前排看戏那样地目睹了这场屠杀。目击这种疯狂的暴行，震动是极大的，这一感受使在场的大多数记者一下子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如果说他们原来还不是的话。这一事件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激进政策提供了很好的道义根据，并通过那些深受震动的英美记者们自由发送回国的新闻报道，使他们肯定能获得英美国内舆情的支持和同情。
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企图在12月5…6日晚上实行政变，办法是夺取雅典中心区的一些政府大厦，从而剥夺掉帕潘德里欧政府还剩下的那一点点权力。他们的计划大概是想在斯科比12月4日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就给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几幢主要的政府大厦前有一些英国兵站岗，作为对希腊警察的象征性补充。全国人民解放军显然仍奉有不打英国兵的指示，因此仅仅几个英国哨兵的在场就足以挫败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计划。
第二天，12月6日，英国人采取了攻势。全国人民解放军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们撤离雅典的命令，因此虽然最后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对雅典公园区的一些全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进行空袭。原来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军事力量，借以威吓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使他们的态度更和解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一些偏离了目标地区的火箭毁坏了几栋民房，这一攻击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般人员加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抵抗运动的稳健分子无法制止强硬派，后者的论调是，根据12月6日后新的形势发展，毕竟还是有必要同英国人打仗。
然而决定是迟迟才作出的，并且始终是勉勉强强的。12月6日之后有一个多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把他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比较小规模的骚扰上，等待“政治”解决。他们所指望的是，英美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替他们说话的俄国的外交干预，将能迫使丘吉尔退出他那由于希腊危机而陷入的突出阵地。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番估计，是在不知道丘吉尔同斯大林之间有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协议早就把希腊划入了英国的“行动范围”，而只要斯大林信守协议，单靠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迫使丘吉尔退却的，虽然这种舆论力量肯定使他踌躇了一下。
事实上，英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位都不适合于真正作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远在北方，根本没有调来参加雅典之战。英军则以小分队的形式散驻在雅典和外地各处。如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在精神上和军事上有了攻打英国人的准备，看来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在12月1日到15日这段时期内，他们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半心半意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分散的部队撤入萨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较安全的防线。即使在这一调动完成之后，英国人最初还是只能进行防御战。12月11日之后才下令从意大利调英国战斗部队去希腊增援斯科比指挥的军队，到了12月17日，英军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区发动认真的进攻。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约直到这个月的月中，双方都在观望，指望另一方让步，使某种政治妥协得以实现；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当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孤注一掷时，为时已经过晚，不再能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了。然而，甚至在来自意大利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还是不大愿意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们只采取小规模的、有限度的行动，目的只在于保持英军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个地区之间重要交通线的畅通。
当军事主动权随着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5…16日攻势的失败而转入英国人手中时，丘吉尔首先采取的途径是进行谈判。圣诞节那天，他和艾登从伦敦飞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并同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会见之后，丘吉尔召开了一个希腊政界领袖会议，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领袖，会议由大主教主持。这次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的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谈成任何可以结束雅典战事的妥协办法；可是，虽然会议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丘吉尔的希腊之行并非毫无收获。会议一致建议委托丘吉尔要求希腊国王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授权他组织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并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之前，代行国王的权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丘吉尔在亲自接触之下，很赏识这位大主教，深信这次任命是明智而审慎的。
因此，丘吉尔从雅典回去后，接见了希腊国王，并以必要时将撇开他采取行动相威胁，说服他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于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职；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接受帕潘德里欧及其政府的辞职。两天后，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就职。
希腊政局的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摄政制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国王终究不会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回来了；至于惩处“通敌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证：“我的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可以迎合解阵一般人员中那些共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愿望的人物。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局面中出了名的，当时他所领导的政府曾迫使乔治国王第一次流亡国外。这样，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对解阵宣传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然而，他可不是共产党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当他刚刚重新踏上希腊国土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首先必须用军事手段使共产党人就范，才能在希腊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
政治上的这些变动，是有军事方面的迅速变化与之配合的。1944年12月27日，英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很快就把全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城市的南半部。在暂时停留进行整顿之后，英国人继续推进，到了1945年1月4…5日晚上，全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断定有必要撤退。解放军表明了它能够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指挥一次迅速而熟练的撤退行动，把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丢给了英国人。
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斯科比同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间的非正式谈判不时在举行，当军事形势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要撤出希腊中部的一大片地方、萨洛尼卡周围的一个地区和某些外围岛屿。此外，双方还同意交换战俘，全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交回所有英国籍和希腊籍的战俘以交换同等数目的解放军战俘。
公开宣布的停战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同希腊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进行。因此，安排了一次和谈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瓦尔基扎协定，这是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的。总的来说，这个协定是政府以及大力支持政府的英国人的胜利。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缴械解散，而那些在中东地区组成的希腊陆军部队，当初在11月间的谈判中曾由解阵与解放军方面要求予以解散，现在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新的国家军队的骨干。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方面同意保证民权，取消戒严，对12月3日以后所犯的“政治”罪实行大赦，清洗文职公务人员和警察部队中的“通敌分子”。最后一条是关于选举问题的：
应在尽可能早的日期。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度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并要尽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的自由），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后决定宪法政体问题（即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一切均须交由人民决定。在那之后，应尽快地继之以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以起草国家新宪法。双方代表同意，应要求各大盟国派遣观察员以核实民意的真正表达。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之间的雅典之战对希腊具有深远的意义。举一点来说：占领时期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垮掉了。由于该阵线中共产党一方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一般地说，使温和派和好心的人都与之疏远了。引起除极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与其说是同英国人打仗的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定疏远了一些人——倒不如说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全国人民解放军处决了几百个被认为是“通敌分子”的人——他们中许多是地位低下的，显然都是些无害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只经过最草率的审讯，有时候还伴之以毒刑和各种残酷的暴行，使战后看到掘出的尸体的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不是自由的统治，而是某种类似革命的恐怖的东西。在各省中也发生类似的暴力和压迫，虽然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摆脱全国人民解放军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表现出反感。
结果是，当全国人民解放军按照瓦尔基扎协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并解散之后，一个反革命浪潮就席卷整个希腊。自封的“民族主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它们的许多追随者争相仿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向以前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希腊政府指挥下的军事部队的性质更加剧了这一反动浪潮。在雅典战斗中，国民近卫军是从英军防区内的居民中招募来的；随着英国部队取得对城市其他地区的控制，就一个区一个区地续募新兵。虽然法律有关于征兵制的规定，事实上国民近卫军大多是志愿军；激励着他们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当雅典的这些近卫军开进各省，从全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把控制权接管过来时，他们对瓦尔基扎协定里所写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诺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结果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英国人和希腊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都不过是对暴力报复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现稍加限制而已，当时仅有的几个有组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体就是在这种暴力报复精神的激励下活动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温和政府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力帮助。这个代表团既负责训练，又提供物资装备，在紧接着的六个月内，成功地用一支纪律较为严明、较能遵守法律的新希腊陆军部队来代替那些雅典的国民近卫军。另一个几乎是同样困难的任务是为各省物色民政官吏，而在这方面希腊政府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了。纸张和铅笔这样的必需品都缺乏，使工作大受影响，只是过了一个时候才慢慢地得到改善；到1946年，正规的行政管理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
同时，在雅典产生了新的困难。在任命军官的问题上，普拉斯蒂拉斯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发生了争吵。英国人主张按专业资格来任命，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对保皇派军官有利，因为共和派分子在1933年和1935年以后几乎已全部被清除出希腊军队。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张则相反，他要委派他个人的朋友和政治同情者，这种政策是英国军事代表团能够有效地加以反对的。
普拉斯蒂拉斯遇到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政府缺乏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中间道路的各党都是软弱的，而普拉斯蒂拉斯个人主张的共和主义在广大居民中很难取得什么进展。它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攻击它出卖真正的人民事业，保皇派则攻击它为第二次共产党政变开辟道路。
由于他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同希腊政界右派人物相处都有困难，普拉斯蒂拉斯决定于1945年4月7日辞职。继而执政的是以佩特罗斯·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为首的“业务”政府。在理论上说，新政府是无党派的，的确它的各部部长都是同政治组织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沃尔加里斯同普拉斯蒂拉斯一样没有能力阻止局势向右倾。有两个主要的宣传题目支持着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提出野心勃勃的领土要求，用大量恶毒的宣传指责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责骂他们在战时一度被保加利亚兼并的希腊北部那部分地区中的所作所为。“大希腊”的这一理想在许多希腊人心中激起强有力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民族解放阵线也不能不提出一些领土要求来同右派提出的要求相匹敌——虽然民族解放阵线所瞩目的是塞浦路斯和土属色雷斯，而不是巴尔干北部那些新“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土。
右派还强调需要有一个国王来制止共产主义。他们把国王和共产主义作为非此即彼的两种前途提出来请希腊人民选择，并极力把国王乔治二世的回来说成是美好的旧时代的回来，旧时代虽然有困难，但肯定没有象国家在战时和战后所遭遇的境况那样坏。
在1946年5月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处于守势，甚至在追捕一队不肯按瓦尔基扎协定交出武器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顽固分子方面可能还曾同政府合作过。很可能，解阵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起初想靠早日举行选举来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