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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
1918 年胜利后，英国大选的主要争论是围绕着“绞死德皇”和“挤橘子要把子儿挤尽”这两个问题进行的，这样就使得缔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务大为复杂化。1945 年，诺埃尔·科沃德的“让我们不要对德国人发泄兽性”这句话，最接近于表达英国公众的情绪。有很多原因使现在的情况遇然不同；舆论、官员以至内阁大臣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一部分功劳必须归功于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为怀的良知而不是凭借组织周到的简况介绍会，使得英国人民没有上那些廉价推销的解决方案的当。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于他的谈判对手未能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反，他们似乎合伙引得他接受一些并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内奠定的基础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1945 年大选中讲的某些过头话，并且使得英国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对德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分歧。在艾德礼和贝文继任首相以后，执行的路线没有急剧的变化。在“两党合作”这个名词创造出来以前，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的确，工党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党政权所可能给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实而显得无大区别，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从英国对德国问题的主要态度来看，在力图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导下，英国政36 策的推行，只是偶尔在某几个短暂时期内有些动摇。企图在两极之间求其平衡，在决策方面有时候便会陷于无能，而取得和谐的切实措施，又绝不是经常采取的。不过，说句公平活，毕竟是做过尝试了。
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 年11 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自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44 年9 月12 日曾宣称：
“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
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据哈里·霍普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 艾登）象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他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37 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帕林）。又经过几天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享有一席。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象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
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而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没有外国援助就休想恢复。许多法国人由于意识到这种仰人鼻息的境况，便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去设法补救。战前人们讲笑话，说奥地利的局势不可救药，但是还不算严重。这种笑话大有同样适用于法国之虞。
法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的形势，因此分不出很38 多心思来考虑德国问题。法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让人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一定要按同等条件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更为紧张，意味着承担无力承担的义务，法国人还是认为参加占领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这种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法国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如此的困扰，以致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法国什么也没有改变。
一般法国人对待德国的态度确实极少变化。法国人也许不至于否认善良的德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根据这种假定来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
法国人对改造德国的尝试，采取嘲弄的态度，对德国人灾难深重的前景却并不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这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1945 年4 月说过：“法国从未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39 容易将其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
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一番。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满，1945 年4 、5 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特市移交给美国人。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象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
第四节 俄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据官方统计，有七百万人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论为废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于1941 年和1942 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安全。早在1942 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二百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百分之五十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十年内以当年产品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百分之八十。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说：“一定不要让马踢你一脚。”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象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迁工厂，交41 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预料德国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能够复原。早在1941 年12 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1944 年10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1945 年5 月9 日对俄国人民发表的胜利演说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激起其忿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42 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
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1942 年9 月讲的一段话：
“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
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直到1944 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 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1944 年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07 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