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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108 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
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男小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
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需要进行分配”（或者不如说按其职务进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贱事务都是由德国人来承担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员会集团内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级。诚然，“次等军价”中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不管怎样，在1947 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这些人的家务也是指使别人代劳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重享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们本国已为战争所破坏。有时人们怀疑，相形之下，俄国人是不是头一次过着这种生活。
这种仰仗军价来向当局获取各种方便的做法必然要产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错误理由去获取自己无权享受的特权，他们便向有恩可施者摇尾乞怜。行政岗位上比较低级的官员面对朋友或上级的求情说项，如果不受诱惑的话，就感到相当为难。“好朋友的圈子”显得太突出了；善于“钻营”受到不恰当的尊敬。显得荒谬的是，采取旨在肃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总是难以用一般的措辞来订出条例，惩办一切坏人，好止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从事他们的许多必要工作。可是，条例订得越严，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给逮住的坏蛋却越少。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员日益需要拥有一切自由决定权。就是这样，如果想彻底执行一项政策而不破坏任何条例，那就非要有相109 当机敏的才智不可。若干主要中心，分散隔离，相距遥远，因此走动是很重要的，然而德国的交通工具不能正常地使用；而尚未用旧的盟国车辆在德国司机和工匠手里很快就报废了。因此要在规定时间从一处抵达别处，就成为一种蛇爬梯子的游戏了。公余之暇如何消遣，这是另一个问题，对那些远高大城市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许多人的生活绝不是快乐的。宿舍一般不舒服，冬天很冷，伙食不一定合口胃。汉堡附近一个军队里的伙食，据说“比战俘集中营外的任何食品都要凉”，没有多少英文书籍可看，也没有多少业余消遣设备可满足人们的癖好。各种福利协会如娱乐报国团（ENSA ）、皇家学院准校友会（AKC ）等所开办的英语电影院和剧场，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弥补上述缺陷，但未能完全奏效。爱好音乐的人倒是最幸运的，他们享有进入德国歌剧院和音乐厅的特权。也许在最初的儿个月里，潜在的麻烦是大家思想上不作久留之计。一个人既然指望几个月后回国或者调至别处，就不值得煞费苦心去作出种种安排来使自己免于无聊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初有比较多的人没有认真努力去弥补他们不懂德语的缺陷，这是英美管制班子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他们讲话中一般通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词，例如“完蛋了（ kaputt ）”、“什么都没有（garnichts ）”、“一直下去（g'radaus ）”、“公平（fair ）”、“君子协定（gentlenman’sagreement ）”和“不利的（gehandicapped ）”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无事可干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或跳舞。这个问题本来是不会如此尖锐的，如果有许多工作可做的话，但除开头几个月外，工作量的分配是不适当的。有人在1946 年说道：“这个机构好象战争初期的勤务部，上层都是过度辛劳，而下属则多半是任务不足。”如果说失之于权力未能分散，那是没有击中要害。权力分散只会引起混乱，除非在分散之前就制订好若干基本原则。这点只有上层才能做到。但是在德国，由于种种原因，情况瞬息万变，以致一套原则刚刚制订好，马上就不适用，又要重新修改了。当然，在德国也正如在别处一样，总有少数人是根本不想努力工作的。
这一批人远离本国，多半是单独聚居，与德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
当然，下层的官员们在公务方面经常要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级的司令部里，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员。在高一级，打起交道来几乎完全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进行，用的是英语。他们的工作是与其他有关部门（包括国内的有关部门）协调政策和草拟110 必要的指令向下颁发。在办公时间以外所接触的德国人往往限于侍者、司机和其他仆役，这种鸿沟的存在有几个原因，而正式禁止与敌国人亲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这一禁令于1945 年7 月14 日解除了）。很少有几个官员能操流利的德语。管制机构的人员中懂德语的极不普遍，而德语几乎是他们每天都要使用的。许多人在原则上厌恶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负战争的责任，应对纳粹统治的种种暴行负责，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德国人过往甚密。后来的接替者，因为役有亲眼看到德国在欧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厌恶之情便不那么强烈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占领区司令部的周围，当地的德国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国人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意和盟国人员交往。同时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运来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条禁令，盟国的口粮不可供给德国人（为盟国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顾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导致禁止在盟国餐厅或俱乐部招待德国人了。还有一个类似的禁令，就是盟国车辆不许德国人乘坐。由于德国人粮食匮乏，住房设备简陋，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动辄使人为难，进入德国人的饭店和咖啡馆，也因一些明显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于社交往来的一般条件既不存在，与其在缺乏这种条件的情况下花费力量勉为其难，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员会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许当局在早期是原则上赞同与德国人交往的，那就应该采取若干实际步骤使这种交往简化，时候一到，那些最严重的障碍就消除了。
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会产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时，如无正常的社交来往，一些为非作歹的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如果说在盟国占领军的圈子内货币已为军阶所代替，那么在德国社会生活中金钱也已不起作用，日益为物物交换所取代。〔在西德〕“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进行得荒谬绝伦，达到了扼杀经济活动的地步。军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条，即物价飞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恶的，于社会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饥挨饿，政府机构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图用具体的军事命令来管理各占领区内的经济，这只能使经济瘫痪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经济核算的尺度，取代货币的是以货易货、补偿交易、以实物支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返祖形111 式的经济交往。其恶果有二：
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特别缓慢，二是农村饱而城市饥，情况悬殊极大。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听任物价飞涨所可能产生的情况还要严重。
这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须国待以后去讨论。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社会后果。货币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设想为前提的，即农民愿意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城市里出售，换取现金。如果这一设想已成泡影，那么城里人要生活，只有到乡村里去用实物来交换粮食。如果工人们不得不去农场亲自搞粮食，那么用于工作的时间就迅速减少了。而且，不管怎样，为了无人肯接受的金钱而干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旦诚实的劳动不复为人所爱，德国的道德标准就要遭受又一次打击，这种道德标准已被两次失败的幻灭之感、通货膨胀和十二年的纳粹教育逐步破坏。采用什么手段的问题成为如此突出，以致卧的是杏能证明手段之正确，已属无关宏旨了。老百姓的道德心丧失了，这是盟国肩负其责的一个方面。象法国革命中的西哀士一样，每个德国人所唯一关心的似乎是能够说一声：“我活过来了。”
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盟国的道德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少数盟国人员出来是为了贪污舞弊的。还有许多人手里掌握着德国人想要的东西，如汽油、食品、衣服、燃料、香烟之类，德国人非常愿意拿照相机、手表、首饰或马克来交换。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使征服者的道德败坏，被看作是一种羞国主义的表现。而在盟国方面，战争时期曾经产生过高度自觉纪律的那种共同努力的观念，现在比较淡簿了。往往很明显，譬如在黑市上公开拿不是分配给个人消费而是交托给自己掌管的物资去以货易货，这类行径也不认为是丧失原则。为什么要反对出卖（而不吸）分配给个人抽的香烟，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在几年之后，英美的纳税人接到税款单时，不少人就为之瞠目结舌了。只要看来吃苦受害的似乎只是德国人，许多人就感到心安理得，认为有权去捞点油水，补偿一下个人生活遭到战争破坏的损失。1945 年10 月，驻柏林的美国军队通过货物112交换赚取不少德国货币，能汇四百万美元回家，超过他们实际领取的薪金，而且这还是在支付了他们在当地的一切生活开销之后的数字。为什么要反对以香烟代替不值钱的马克去赏茶房酒钱，对这一点甚至更难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人替你做许多零星杂事。女踝坚持只用金钱做酬劳，那就可能无人替你干活。实际上你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以货物换取服役的交易，而这种交换究竟刻了什么地步才变为黑市买卖，那是不易明确的。高级领导也许谴责黑市交易。但他们本身也高不了以货物换取服役——即使他们总是不很清楚为他们安排的照顾背后究竟搞了什么名堂。然而，如果象有些人那样把整个管制机构都说成是烂摊子，那是十分错误的，达到了诽谤中伤的地步，而且看不到他们为了把一个几乎被其过去的统治者蓄意毁掉的德国从内战、饥馑和疾病中拯救出来而付出的大量无私的艰辛劳动。英美管制班子中大多数成员勤勤恳恳，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无人感激的任务。确实，上层人物在作出许多决定时，总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
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无官无职的公民”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对德国人残忍”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113 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 年12 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
—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