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1939年3月15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1939年3月17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征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家已处在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末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倒这一点，张伯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贝格会议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年3月30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并于1940年4月5日，即“假战争”的最后几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这时却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真会愚蠢到达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逻辑上讲，那似乎是，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1918年12月14日劳合·乔治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了。
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然要导致加倍回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都从属于它吗？即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斗士去参加竞选，并赢得了1935年11月的大选，然后又在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被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象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么？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而在这一错误的信念之下，他们是否作出了这种缺德的决定而把他们的阶级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众宣扬；实非断了翅膀的公鸡，却耷拉着翅膀示弱。在1939年，就象在1914年“克拉事件”的时候一样，不凑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结果，诱使固执刚愎又贪得无厌的愚蠢的德国人相信——而且是基于这一信念启衅的——英国公鸡不想打仗。保守党人不是赞成搞军备吗？其条件是决不使用这些军备；而干涉主义者不是赞成使用军备吗？其条件却是决不提供军备。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荒谬地步，还能设想有侥幸图存的机会么？当然，德国人一生犯下两次同样的错误是无可宽恕的，但在他们的无理申辩中有一点却是最动听的，那便是说英国人擅长害人艺术。他们是以假象骗人上当的老手。
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夕，苏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要之处在于：苏俄领袖们确信这事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们还认定，这一依然未经宣布的行动终将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动之一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现，那也有制造一个的必要。这就是说，苏联政府自从在战争中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期待着战争，并准备着战争。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加深和扩大，所需要的只是给头号侵略者安上一个名字罢了。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为首的侵略者是德国。不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英法会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德国，或是一旦在德国进攻苏联本土时，是否还能利用英法来帮忙推迟一下这个不祥日子的到来。
几乎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在希特勒调动他的作战部队行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断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对制止纳粹德国较感兴趣，还是摧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较感兴趣，因为后来的事态表明，苏联领导人甚至在那时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作出集体意见。斯大林本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非比寻常地肯把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他很可能曾经认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把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林的地位看来虽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种唯我独尊的独裁还有所距离，但他的发言在独裁的集体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种独裁集体颇为独特，是苏俄对行政实践的一种特殊贡献。
1939年3月，对英法的最终意图捉摸不定的，决非只有俄国人；德国人对此也同样摸不清楚。事实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新近的行动（特别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没有知照主要有关方面之一的苏联），即便是从不抱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对它们的真正动机也颇费猜详。人们满有理由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于挫败希特勒的眼前目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希特勒达成某种工作协议——不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为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俱乐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这一假定再推进一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在一场业经策划的德国对俄国的攻击中至少保证中立，而作为报答，希特勒将不染指西欧。俄国人可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即便西方大国没有表现出尊重纳粹德国的迹象在尊重布尔什维克俄国之上，苏联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教育下，并死抱住经由列宁传授的马克思道德观的偏见——也会十分相信西方有这种倾向。然而西方大国却表现了不少此种迹象；的确，它们的行为，尤其是英国的行为，自1917年以来就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的教条式猜疑没有错，那就是推翻共产主义，因而也就是推翻共产主义的俄国，长期来这一直是西方大国一心想干的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德国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猜疑，便竭力加以利用。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希特勒总比斯大林较能博得一个英国政府的欢心吧？尤其是张伯伦政府。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问一下，倒并非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要把1939年3月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作一如实的透视。这里先不谈作为俄国人居住地的苏俄，在1939年那时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无疑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订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须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1939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说，他们在1939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毁灭了无数的最能干的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问，当代俄国的各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渎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视，那末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