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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有意识地奉行这种同时运用警棍和胡萝卜的“双重政策”，虽说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抛弃了胡萝卜，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将那根警棍从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武器来替换它。直到丘吉尔取代了张伯伦的职位，英国才算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时这只老虎在击溃了波兰和法国之后，已经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摆好架势，准备进行其最后一次的猛扑了。
张伯伦这样坚持到最后时刻的双重政策，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位曾是自由党人的英国政治家，对于他未曾见过面的俄国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对于他已见过的德国暴君的性格则依然是毫无认识的。在1939年3月的六个月之前。张伯伦曾经和希特勒面对面地晤谈过，其时这位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主宰者正处于一次最邪恶的精神状态之中。然而这一经历看来并未使得张伯伦清楚认识，他的敌手的恶魔似的才华或当时已经面对着纳粹党的那个明显的抉择：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就是去赢得一场战争。张伯伦自己由祖上传下的世界观似乎已使得他无法理解：无论他这方面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象约翰·布赖特那样地行事来报答他。张伯伦不了解他正在与之斗争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纳粹德国欲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意志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为反对纳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动员起来的实力规模，动员是为了阻止它继续追求这些目的，或者当它仍旧坚持时则击败它。这两重估计错误，同张伯伦的醉心和平事业和他的憎恶战争一起发生了作用，妨碍了他在重整军备和外交这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这是张伯伦当时已将其祖国推了进去的那个殊死竞争的两大活动舞台。
根据张伯伦对局势的看法，英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鳞；如果同时再审慎地给他以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会有反应，变成通常的行为正派的人。张伯伦等人认为他们的日常决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信念，是英国“核心内阁”中最为固执的一种错觉。他们不能够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希特勒的行动方针久已确定而无法挽回了，他一心要进行侵略；向独裁者们送上一盘英国菜——英国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和英国对希特勒邻国的保证，加上一点英国绥靖政策以资平衡——是不会使希特勒踌躇一下的。事实上除了有效地动员一支势不可当的优势力量来对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没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进的；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停止侵略就意味着他的使命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因此而不得不偿付的罚款，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遭暗杀。
因此，张伯伦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并未企图包围德国，这就等于白费唇舌。自然，这一保证是真诚的，然而对“包围”一词两方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国的其他邻国“靠拢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恶意。它们并没有怀着攻击德国的意图而“结成一伙”来反对它。可是，这对希特勒来说绝非新闻。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国并没有遭受进攻的威胁。但是这一了解也不能使得希特勒满意，因为他并不关心去为德国获得一项它已经有了的保证。他所关切的是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继续从事侵略其他国家的勾当；在希特勒的词汇中，包围意味着德国打算侵略的受害者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自然，这恰恰是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就象张伯伦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说的：
仍然需要加强……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保证……其办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并从能够和愿意向它们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设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政策并不是一项由于双方彼此怀有敌意而把欧洲大国分成对立集团的政策。……我们谋求建立的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战线。
这种为防止德国进攻的危险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御政策。从这位可敬的公民的观点来说，是一项显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英国“核心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的1939年的世界。其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桥头堡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物质上它们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里格和许多世纪的距离。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未被一条象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所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丘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意志力。
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英联邦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联合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至于……有人提出批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的就更少了；答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成为威慑力量的是一场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国援助。”如果英国力量特别强大，能以一当十，那么盟国就是多余的了；那个“核心内阁”相信，依靠英国自身的资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潜力，足以制止德国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制止它就击败它。这种信念可能已使他们排除了必须运用“强权政治”的想法，因为他们在良心上是厌恶强权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间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去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联盟来抵制希特勒，而只是为道德原则辩护，那么他们政策中本来无法解释的许多东西现在是可以得到解释了。
他们当时支持的原则是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尊重弱国的权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讲的那样：
如果你的最后一着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去冒生命危险，那么除非这种事业能够感动他们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质，否则他们是决不愿意为它去牺牲的。我已尽力想说清楚，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小国的权利不应该被强国撇在一边，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武力不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协商不应该被强制所凌驾或压倒。
这一表明英国“核心内阁”信念的声明是权威性的。它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地就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以保证，而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结盟只能成为英国的负担，而不是它的资产；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不愿用大力去争取和俄国结盟。前面有一节已经指出，在谋求苏联和西方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谅解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难。在西方国家这一边，对于苏联政府的性质和意图存在着很有根据的疑虑，对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则存在着没有根据的低估。但是破坏苏联和西方各国结成反对德国侵略的军事同盟的障碍，是英国政府的不愿意参与压制处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即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1939年3月17日之后英国寻求和俄国结盟的目的，并不在于保证英国自身不被德国攻击、打败和征服。直到法国沦陷为止，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维护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阐明的原则，以反对德国方面的进一步侵略。如果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原则而谋求得到俄国的支持来反对德国，结果反而使俄国在胁迫尚未成为德国的牺牲品的一些小国方面有了行动的自由，从而使得英国成为俄国的帮凶，那么英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起来，也会是显得愚蠢可笑和信誉扫地的。
西方大国虽然对于苏联的潜在军事实力知道得很少，但它们对于波兰的无力抵御德国则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如何，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们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诉它：如果波兰和德国发生战争，那么波兰军人的勇敢丝毫也不能抵御在机械化装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军队。然而英国政府当时在欧洲承担义务时，它并不是根据军事实力来思索问题的。它是从原则方面来考虑的。当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赶入狼群时，它就牺牲了这个原则以冀获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间，英国政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它再要牺牲任何其他小国，不管是奉献给德国或者俄国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国，那么英国荣誉的进一步丧失和国际道义事业的进一步受损害，都不能从和平事业的任何成就取得补偿，因此它决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对象的三个小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英国政府知道，在军事上估计，这三个国家——还有土耳其——只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后。但是它拣这些小国出来不是作为盟国，而是当巡边员，让它们记录下德国进一步越出法律和规矩的任何活动；而就扮演巡边员的角色来说，一个小卒和一个王后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如果在1939年成为一项英国保证的接受国是合乎需要的话，那么波兰获得一系列保证中的这一首次保证，更是一件分外幸运的事；因为英国在1939年援助波兰，并不象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英国对波兰所负的道义责任已达到最低点，这是由于波兰接连三次强行利用了这种道义责任，已把它消耗殆尽。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兰以一次军事上的突击夺取了维尔纽斯，由于这是一个会员国首次对国际联盟进行这类性质的打击而在历史上出了名。第二次强行利用英国的道义责任，是在1920年到1921年的时候波兰不顾英国的警告和抗议，坚持要把里加线作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第三次则是最近波兰在慕尼黑危机时期干的，当时它帮了德国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机会获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块赃物。如果决定性的考虑是波兰的道义要求，而非英国的政治原则，那么英国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争取苏联作为它的盟国，即使这意味着将波兰抛弃于危难之中。
人们会发现，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的欧洲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设想上的，即英国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什么，它仍然拥有自命为欧洲主宰者的势力，而所付的代价极低，只不过是发出它的命令：“我们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们想打……”。对于英国首相的这一信念，当时他的大多数同胞或许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英国力量的优势已今非昔比，所以他们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从而保护英国战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对他们的祖国来说是很幸运的。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前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为止，英国的确是欧洲的主宰者。不过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百年过程中，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对比都已经转向对英国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成为世界主宰者的已经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了，因为前者有能力在工业时代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39年，英国在决心抵制德国的扩张方面，除了有一个当时已不堪依靠的法国外，别无大的盟国，因此它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是超出了它当时的力量的。
英国没有能力承担那个最后由美国再第二度担负的任务这个事实，当英国一接触到要向抵御德国进一步侵略的共同阵线中那些现有的或未来的伙伴们提供的物质援助的数量问题时，就立刻暴露出来。接着就证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实是怎样，在1939年英国既无所需要的人力又无所需要的财力来使它成为欧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对于英国向他们提供的贷款、武器和其他供应物资的为数之少，都感到沮丧。毫无疑问，英国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数量。白厅的财政部压缩了这些数额，仿佛它是在同街对面的一个内政“花钱部门”讨价还价似的，而没有认识到其实它已投身于一场为了国家生存的殊死斗争。张伯伦也支持财政部，或者至少他没有对它进行指示，因为他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