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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229 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第十五章 教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
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
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
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1945 年10 月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
在汉堡，1943 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学校膳食制度，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汤或一块巧克力，那种终究能得到点东西的心理作用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教师，因为过去纳粹强调对青年进行思想灌输，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区几乎有一半的教师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职了；在英占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师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审查期间，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人失业。
法国人一开始走得还要远，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师，虽然其中若干人后来又获准返回学校，担任较低的职务。总的后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师从年龄和教学231 方法上来说，或者是旧时代的遗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受教育的、未经多少专门训练的年青教辅人员。在美占区，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以上年过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员未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教学工作。尽管如此，每班学生的平均数却是六十人，在英占区则是七十人。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学校里，一名男教师要对付一百四十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本书，而且是借来的。最后，当然没有教科书；几乎所有纳粹时期的教科书都不合适，而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科书即使不太陈旧也好不了多少。好象书籍出版工作的困难还不够多似的。为了出版教科书，还要增加一个编写合适的课文的向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占领区内的盟国人员做出了奇迹：东部占领区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国人自己干的。英占区教育部门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员的配备都是为了进行监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卖证明许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员必须负起广泛的责任，有时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长的人选问题。在英美两个占领区，教育部门是管制工作委员会所辖各部门中地位较低、名声较小的一个部门；除非是既有胜任的资格又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愿到教育部门工作，正因为这样，教育部门的人员在胜任称职、品德高尚和富于理想等方面，反而超过一般水准。到1945 年底，英占区已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学校开学，学生人数达二百五十万；到1946 年9 月，在学人数达三百一十万。有一部分学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为有许多学校必须实行二部制：有时候儿童们甚至还要等着轮流使用一枝铅笔。其他占领区的进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学校于1946 年春开始复课。至于大学，英、美当局原来的意图是等到非纳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绪后再开学，但是1945 年夏俄国人着手使柏林大学复课，法国也于此时使提宾根大学复课，其余两个占领区也就跟着照办：格廷根大学于9 月复课，海得尔堡、埃尔兰根、马尔堡三所大学于11 月复课。教师和教材可就不232 是那么好办了。俄国人在六所大学开办“师范部”以培训师资（备有供初等学校毕业生就学的专门设施）：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倾向于按照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邦实施的制度开办专门的师范学院。为了迅速提供教师，在筹设短训班方面显得大胆创新；英方规划要在三年内培训一万五千名师资。在英占区设立了负责编印教材的德国中央咨询委员会，于1945年12 月着手工作，到1947 年底共计编辑出版了一千零五十万份教材。俄占区由于拥有丰富得多的纸张资源，1946 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教材。法占区采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纽约德侨委员会编印的教材，到1947年年中。已经足以保证每个儿童有一套书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区的工作进展最慢，那里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负责的；到1947 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万份教材，其中讲现代史或政治的书一本也没有；直到1948 年底，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在德国，教师一向比教材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师资的性质意味着灌输的观点是老一套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的），要不就完全回避主题不讲，即使这样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事件无法讲授。在英占区，1945 年11 月创办了一个学校广播网，颇有成效，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英美工作人员都是同他们的德国同事们（每每是招聘来的）并肩工作，不是以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双方无分男女，都为了一个共同任务而工作。给予德国人的实际帮助开始减轻他们的怀疑，从而使个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这一点在随后把教育责任移交给州政府的时期证明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占区，这种移交是在1946 年12 月1 日开始的，美占区也差不多同时移交。此后盟国的教育官员只担任顾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完全无私的性质得到了公认，使得德国人很愿意听取英美顾问的意见。此333 时使用“砖头和灰浆”的阶段也将告结束；中心问题已不是补充足够的师资和设备，而是考虑怎样组织教育和应当给儿童教些什么。正是部分地由于承认了这一点，英占区当局对教育部门的体制重新予以考虑，于1947 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顾问，他可以同军政府副总督直接联系工作，尽管在名义上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其他占领区似乎都没有类似的任命。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同时通过党的渠道继续予以控制，这样德国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他们怎样抉择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法国人对教育严密控制的时间持续得较长，从而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应归因于法国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
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发生的主要争论并非由盟国引起，而是在德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33 年以前，德国的教育实践总的说来颇力落后，但同时也有一些个别的最先进的改革试验。盟国的贡献在于把其他国家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经验提供给德国。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教育事业的各个主要部门相互协调，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便使儿童们在受过共同的初等义务教育以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才能选择合适的中学——实际上这同英国1944 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私立学校同这个学制的关系，甚至私立学校本身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与这个总的争端相联系的还有下列次要问题：（一）统一的学制应当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还是属于各个教派的；（二）允许专业化到什么程度；（三）古典语文在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教育是否应当免费。在德国享有最高威信的完全中学，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一向强调古典语文的学习，但是英国从阿诺尔德时代以来，文科中学的目标是培养见识广博的和诚实的公民，而德国的中学教育则侧重于谨严的治学素养和对于某一学科的详尽知识。增设讲授科目并未能影响这一普遍的治学方法，外界的观察家从中看到了德国人之所以缺乏切合实际的判断能力，缺乏内省以及过于注重理论的基本根源之一。
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制度在俄占区得到最充分的234 承认。1946 年夏，俄占区每个州都颁布了内容相同的“德国学校民主化”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十二年的综合中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八年，接下来四年是在三种类型的中学（大体上分别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全日制职业学校、部分时间的职业学校）选读一种。一切教育均属免费。废除所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但是允许教会保有必要设施以便在课后进行宗教教育，费用由教会自理。虽然课程侧重于”现代的课目”（从十年级起俄语列为必修课），选读文法学校的儿童仍有可能修习拉丁文。计划是有雄心壮志的，因为其目标在于提高所有儿童的初等教育水准；在这个阶段如果学得不好，接下来四年的提高阶段将不足以使天赋较高的儿童达到大学所需要的水平，整个教育水准将因而下降。在故后的困难条件下实施这一计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那些对此不抱同情的批评家们则可能报之以各式各样的非难。但是这一措施的确一举结束了一向统治德国教育的阶级差别。
法国人实施了类似的改革，其中初等教育占六年。法国人忠于其反教会的原则，废除了所有教会学校，因而与天主教会发生了冲突。他们建立了师范学校类型的中等学校以培养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法国人的政策是把组成西南部德国的各个面积不大、基本上彼此独立的州置于法国影响之下，按照这项政策，占领当局确定法语为必修的第一外国语，并十分强调灌输法国文化。
俄占区和法占区的学制对盟国管制委员会1945 年11 月23 日颁布的有关教会学校的指令几乎不予考虑，这一指令“要实施到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并且决定性地表达其愿望时为止”。它以谨慎含糊的辞句规定：对于涉及依靠公共基金的教会学校的问题，以及涉及那些由各种宗教团体维持和领导的德国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问题，有关的盟国当局应当在各自占领区颁布适合当地传统的暂行规定。它应当考虑到德国人明确的愿望，并符合有关教育管制的一般指令的要求。。。凡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学校都不应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可能性，也不得强迫儿童上宗教课。英美当局按照这一指令都组织了公民投票来了解家长们的愿望。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普遍要求设立教会学校，只有某些大城市例外，特别是汉堡。罗马天主教会极力支持办教会学校，路德派新教人士亦然；科隆市的红衣主教弗林斯甚至于主张教会有权过问师资培养和起草教学大纲。家长们可能由于对纳粹把学校改成不信教的做法记忆犹新，也倾向于教会办学。另一方面，一般教师，忏悔教会和某些天主教神甫赞成不要由某一教派办学，而是把宗教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理由是教育制度应以团结全体人民为目标，而不应使教派的分歧加剧和永久化。
英占区和美占区把管理教育的职责移交德国当局，这意味着应当由德国当局而非山盟国去决定各该地区未来的教育制度。每一州都有权自行安排，各州之间问取得一致的进程证明是缓慢的。大多数州都朝着统一学校的方向有所前进，虽然没有哪个州实行象在东部那样的教育制度。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唯一补充指示是1947 年7 月（这时管制委员会几乎已经不起作用）达成协议的十条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