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补充指示是1947 年7 月（这时管制委员会几乎已经不起作用）达成协议的十条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则有：对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实施全日制义务教育，部分时间的义务教育实施到十八岁，其中小学为六年；要求组织中小学课程衔接起来的综合教育体系；规定不收学费，教科书免费，对继续升学而经济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规定师资宜在专门的师范学院进行培养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培养。象在许多其他领域里那样，管制委员会并不要求它所作的基本决定在进行其他可行的工作之前就予以贯彻实施，而只是想在各个占领区已经明显出现的趋势之中找最大的共同因素。
德国教育界面临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大学教育。德国的大学曾经是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但是它们也曾经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心，这一点却没有象前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德国的大学曾经是实施学阀统治的场所，在大学里只有教授才有权授予其他人以讲学权，只有教授才拥有对出缺的教授席位进行任命的权利，尽管这方面要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控制。大学的学习方法鼓励人们专攻狭窄的领域，以培养学者而非培养有广泛文化素养的人材为宗旨。象马克斯·韦贝尔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为实施这种极端专业化的制度进行辩护，虽然认为这必须作为“精神贵族们的事务”而继续留存。最后，过去德国的大学几乎淡不到有什么奖学金制度，因此大学教236 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能上得起学的中产阶级学生所享有的特权；本世纪中，其他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那些具有接受大学教育才能的人受到大学教育，而在德国几乎看不到相应的措施。进入大学的关键仍然是完全中学所发的毕业证书；这样就为那些只上过其他类型中学的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纳粹主义浸透到大学的各个方面，盟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这一影响。俄国人扫除纳粹影响的办法是把所有大学教师解聘，只让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恢复任教。法国人行动迟缓，接纳了因与纳粹有牵连而在其他占领区被解聘的一批教师；在美因茨（法国人在此重新开办了一所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关闭的大学）有百分之十的教授是从其他职业界招聘来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把名声最坏的教授解职，而把其余的人交给德国法庭去处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于那些被纳粹指控为民主分子而遭解聘的教授拖延了他们复职的时间。这种方法当然不会导致把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撤职，更不会导致把基本上持有反对民主的政治态度的人全部撤职。治学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那些曾经同纳粹分子进行过斗争的教授们也看不到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就行了。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人们争论说，如果试图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就会遭到德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招致对思想自由进行干预的种种责难，而且随后更可能产生反作用。最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只把那些罪恶昭彰之辈撤职，而对其余的人力求逐步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物色填宜于担任大学校长这样关键职务的人选。然而这种权宜之计有其必要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问题的根深蒂固已到什么程度。
接着对大学的教学和招生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英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要让德国人了解，但不强加于他们。虽然改革的主意使某些教授讨厌（这在其他国家学术界也并非全然没有先例），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的脑筋至少开了窍。这个建议的方针终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这是说在1948 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英占区大学教育提出改革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为德国合作社运动的领袖，其他成员有四名教授，一位新教徒，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一位工会工作者，一位妇女，还有瑞士和英国的教育家各一人（后者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巴利237 奥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包括下列各项：发展通才教育以补（而非代替）传统的专业教育之不足；改革大学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组织，使之与周围社会有所接触；促进学生的集体生活以弥补由于旧的学生会暂时消失所造成的缺陷（原来的学生会以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而臭名远扬，在盟国管制期间受到禁止），还提出建议，扩大招生来源（虽然没有达到俄国人所达到的那样程度，俄国人的目标是要使三分之一的大学失来自工人阶级）。规定大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服务。这样彻底的改革计划使德国人感到困惑。虽然对所建议的某些次要改革项目采取了一些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启发思考——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结果可能要到将来才见分晓。
英美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组织交流和互访。早在1946 年，仅在教育部门就组织了一百五十名德国人去英国参观学习和参加各种学程的讲习班，而去德国访问的英国人也有一百人；以后几年中这种活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1946 年12 月，英占区的德国居民首次参加在威尔顿花园——这是扩大战俘背景情况介绍的中心——举办的讲习班，以后被送去参加这种讲习班的人日益增加。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来英国进行几天或几个月访问的政界人士、警察、医生、律师、牧师、新闻记者、青年领袖、妇女、政府文职官员、市政官员、无线电技术员，学生等团体以及其他人等。这些数字也不包括美国人所作的相应努力。当然，不能指望把所有的来访者都争取过来支持东道主的观点——当你想到德国人也被送到莫斯科访问时，这也就够令人快慰的了。但是在西方组织参观访问的基本原则大多是使来访者增长知识和经验，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在英占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即使在占领初期有过更宏伟的想法，要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但很快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们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在教育当局的推动下，通过说理和示范来进行实际的说服教育。
我们在回顾过去所作的种种努力时，不管其最后成效如何，很难不对那些有关人士的目标和动机表示敬意。238 至于谈到成效，凡熟悉德国情况的人，都会看到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和工业界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对民主思想仍然格格不入。在教育界本身，仍然有非常多的狭隘的反动传统继续在起作用，甚至盛行起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产阶级的事，这个阶级现在感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教学把知识与智慧混淆起来，而不善于培养判断能力和激发首创精神。但是印象已经形成。问题依然是那些已经意识到改弦更张的可能性的人们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和巩固，或者终于不免为一股反动浪潮所乔没。毫无疑问，如果更多地依靠直接行动，似乎收效更快。但是法国人却因此招致强烈的抵制，而美军企图对其占领区内的青年灌输民主方法的大胆计划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俄国人所完成的改革虽然不大可能会被完全推翻，然而他们为取得这种成就所采用的方法却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在考虑俄国人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后者不可能不对教育制度有所影响。这里，象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了西方盟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教育改革要以社会改革为前提，而社会改革又要以加强民主精神最强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为主旨，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有重大的切身利害关系。。。
德国的教育问题，犹如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把德国的再教育当作整个社会改造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魏玛共和国徒劳无益地试图把民主的理论移植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有势力的分子对民主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个教训应当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英占区进行再教育的成效。。最终要这样来衡量：看看通过再教育给德国人灌输的思想使社会制度的性质能起多大程度的变化，看看德国人对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先进思想的相互关系的概念接受到什么程度。
在西方国家占领区中，有些人声称上述观点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决不能说教育最终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应当认为正是教育才有力量成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当然，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是过于简单化了，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新思想并不赞成把教育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在儿童中培养同他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特征、态度和习惯不是改造世界的办法。每一种新的宗教，每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必须首先争取到一批成年的追随者，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文化核心，使他们的后代在这种文化的框框内茁壮成长。。。
如果有些人要想改变我们的传统，而且怀抱着能够自觉改变传统的希望，他们这种希望虽属鸟托邦式的但或许还有可能实现，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聚集足够多的成年人，跟随他们一起对我们深受文化浸染的传统态度稍作改革。对于那些想把其他社会某些进步传统移植进来的人来说，上述论点也同样适用。。。成年人要这样转变态度，进展是缓慢的，而实现这种转变更多地依靠有特殊才能或贤明的个人，而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第十六章 两种积极的影响
工人与教会是历来反对纳粹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态度对新的形势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两方面的情况。
第一节 工会
俄国人和西方盟国都注意到促进工会活动是可取240 的。1945 年6 月10日，俄国人宣布任命一个八人临时委员会来照顾柏林工人的利益。就在第二天，该委员会自行宣布组成自由德国工会，这个团体终于证明既不自由，也非一般所谓的工会。7 月10 日，俄占区的工人受命在“自由工会”中团结起来。波茨坦协定中有关政治与经济原则的第十段写道：“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盟国管制委员会首次通过的几项法律中有一项是解散纳粹的劳工阵线，给予工人组织起来的自由。
有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立即出现，那就是组织一个单一的工会并按地区建立分会呢，还是按不同的工业系统组织许多工会。俄国人本能地采取第一种解决办法。果然，在俄占区建立起十八个附属工业工会，并允许这些工会推荐出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中的半数委员。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地方工会。它由各个工厂的小组组成，通过地区及州委员会而至自由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备工业工会推荐给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的人选，同时由大会本身任命其余的委员。但是，正如在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情况那样，从最低层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民主体系，其面貌是非常使人迷惑的。自由德国工会原有的职员一开始都是指定的，甚至连民主选举的幌子都不要，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随后要经过一道表面手续，即由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来确认他们的职位，但这是一种预定的结果。各工会不允许掌握自己的基金。实际上自由德国工会是一个与政治统治者密切关联并由中央指挥的组织。其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占领区内的工人，同时却蒙骗工人，使他们认为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有发言权。因此，它比德国劳工阵线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在柏林，自由德国工会想建立一个统辖四个管制区的单一组织，但意见分歧很大，军事管制总部未能批准它的章程。
西部占领区的发展受到反对东部占领区做法的反应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们也受到1933 年以前的工联主义印象的影响，当时的工联主义运动分裂成三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自由”或社会主义工会，一个是基督教全国工会，还有一个是民主的或“自由主义的”工会。这种妨碍共同241 行动的互相竞争对纳粹分予有利。因此，那个时期的幸存者很想从这个教训中吸取经验。
他们有些时候曾经设法保持一个地方组织的骨干，使他活动下去，并在德国崩溃后带头重新开展工会运动。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工会运动必须团结一致，而其必然结果是工会必须超然独立于各政党之外。某些政治右倾的人不喜欢这种政策，他们一方面怕自己的党会失去以前来自各个工会的支持，另方面怕单一的工会运动可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利用。但不管怎样在最初几年里，这些疑虑就消释了。
英美当局从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出发，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由各地的工人自发地组织工会，美国人实际上想从一个个工厂做起，而英国人则允许“任何一群在就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工人”来组织工会。按照这种想法，英占区组织工会的进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称是代表一批工人说话的某个人或若干人向军事管制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把这批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会，明确规定希望从哪些阶级吸收工会会员，宣布该工会的宗旨和已经拟定的章程，还要确定组织工会的区域范围。第二步是：批准后，工会组织人按计划吸收会员，筹集捐款，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临时章程。
第三步是：要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按新章程的规定重新选举。
这些规定旨在防止少数精明强干而能说会道的人获得支配工会运动的权力，从中渔利、达到个人自的。要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德国工人对民主程序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从一个厂的情况就可以了解。盟国官员在这个厂里发现选举的结果与众所周知的许多工人的愿望不符。他们调查了有关投票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只看在进一步追究之后，才发现选举的组织者事先在选票的空白处填上了候选人，而并未向投票人解释可以另选别242 人。没有哪个德国人看出这有什么毛病。但是，每个工会要在分别进行的两个阶段（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先把计划送呈盟国批准，那就会使进展缓慢，而政界对于这种程序喷有烦言；然而这种做法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所赞成的。
缓慢而稳健的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于想避免从上面强加严谨的框框从而采用允许运动自下而上发展的方法而产生的。由于各州工会组织机构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形式，因此不易于互相联合组成较大的工会。在北莱茵一威斯特代利亚州，德国人原来建议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单一的总工会——自由德国工会。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人力管理处（多半由劳动部的人员所组成）并不赞成，这种反对意见受到了1945 年秋季访向德国的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持。菜茵兰当局转而采用这样的办法，即把各个工业系统的全体工人组织成各种工业工会。在汉诺威地区，以地方为基础组成总工会的做法得到了赞助，而在汉堡则认为应把职员和其他一些领薪水而不是拿工资的雇员分开来各自组成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意见逐步协调，于是1946 年8 月在比勒费尔德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按区域划分并按职业类别和部门细分的工业自治联合会乃是。。具有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