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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在较为集中的工业化产生出城市工人阶级之前，种种条件使得经济发展有可能早日开始，并给予中产阶级以足够的力量好从成功的革命中赢得政权。在德国，这种情况之所以不曾出现，主要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未能把这个国家巩固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由于一些小的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倾轧和衰微，还由于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处。在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之时，工人革命的危险已经露头了。马克思明确教导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踏脚石。英美中产阶级对于通过他们的革命所固定下来的自由传统充满了信心，而且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医治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方法就是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然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激迸倾向采取了较强的防御态度。当他们在1848 年和1918年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用以打垮敌军、地主贵族和军事特权阶层的257 时候，他们却屈服于害怕对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妥协，以保证免遭危险。最成功、最富有的产业家们同地主贵族同心协力，接受了他们很多的社会观点，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之一。无甚成就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本应产生出一些自由社会的领袖，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和1932 年的经济萧多而进一步遭到削弱。
这一历史背景（这里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许多次要原因）给我们提供一种依据，大大有助于说明德国社会中显而易见的软弱性，如果我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地加以观察的话。但是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诸如对文化的兴趣，对知识的尊重，对卫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等，往往都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一旦德国中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当然会出现英美那样的政治社会，这种预料也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德国中产阶级却给民族主义和纳粹党提供了一些最热忱的拥护者。因此，把他们看做自由的保卫者，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被出卖过一次的通行证，还有再次被出卖的可能。
有人自然会说，既然德国中产阶级不可信赖，权力就决不应落在他们手里，而应掌握在别的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人手里，特别是要掌握在工人手里。
在这里，权力必须是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战争期间，英美公众普遍认为，鲁尔和莱茵兰的企业家们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一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关系密切，必须同样地严厉对待。但是，既然俄国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从根本上打击了容克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一个阶级，可以随时抵制任何开倒车的企图，那么还要妄称纽伦堡的起诉、非卡特尔化以及其他用来对付企业家的措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无稽之谈。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土地改革应有彻底的工业社会化与之相配合，工人也应和农民一样成为（不管怎样在名义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据说，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不再发生受工业巨头资助的（如果说不是受其策动的）独裁政治的反扑。258 这种分析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的论述极其相似。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提出，难道不正是根据德国和西方民主政治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类推吗？它假设：在权力移交之时，德国人不论多么勉强也得接受其后果，正如皮尔和迪斯雷利领导下的托利党人接受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党人接受坎贝尔一班纳曼内和阿斯奎斯内阁的措施一样。但是，一度实行过的大体上以英美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权力实际分配情况作过一番现实主义的估价。这样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国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而在德国，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问的。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样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因为，只要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集团，自认为有权用武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认为已强大到足以伺机而动，那么无保留地让这个集团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就会招致灾难。无论如何，我们还无法断言，德国工人被授予权力之后会愿意按照自由主义路线来治理国家。然而，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反动力量也可能十分强大而残忍，除非无产阶级政权是同样的残忍和独裁，就不可能被制服。从政治上来脱，西德人民阵线若不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内，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权，而共产党人是包藏着破坏联合以达到自己目的的祸心的。英国驻德国的高级官员也许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财产问题是多么重要，而美国人则公开反对对自由企业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会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个左翼独裁政权去维持这件事的严重危险性，那末，把未能实现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错误，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情况既然如此，剩下来的问题是：能否在现存的体制内再花些工夫来更换上层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负责岗位上，并以强迫转让个人财产的办法把这种变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来，从而使倒退现象难以发生。可是实际上，深谋远虑和不愿干预的情绪妨碍了采取迅速行动。一旦战败的时刻已经流逝，那么对这种强行干预的阻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当然，这种行动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问题的。的确，愤愤不平的业主们一定会象抗拒社会化一样，激烈地抗拒这种转让。实践证明，剥夺公认的纳粹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种种尝试多259 数成了昙花一现。说不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他们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转给了别人（而不为国家所有），那么，一旦德国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在新秩序内拥有一定物质利益的集团的产生以及能够调度出来予以支持的力量，并不足以阻止非正义的倒退进程。甚至还不能断言，新业主就一定会比老业主开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看出盟国在德国可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有待于政治改革和非纳粹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在实际上的继续保持，除了说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国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须填乎鸿沟之外，还出现了东西德之间的另一基本差别。的确，逐步形成这样一项政策的前景一开始就是很渺茫的，虽然从彼此的利害关系来看，作此尝试是正确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等人已经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记录，说明在战争期间团结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么困难。不单单是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必要考虑使得当时的情况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险消失之时，战胜国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观念在环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种环境所必然具有的差异之大，造成各国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让、互相谅解来弥合这种差距，不仅需要对此情况有所认识（从承认差距的存在开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愿望。然而，在俄国人方面，正是这种寻求谅解的愿望，似乎被共产主义教义的原则所排斥掉了。这种教义不仅宣传它的信条是绝对真理，而且教导其信徒们只能按照集体的自身利益、物质力量和争取统治的斗争去考虑问题，只要有一点肤浅的马列主义知识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由四国组成的政府就是一种将其效率寄托于这种合作的实验。只要有一点肤浅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样，就英国人来看，俄国通常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同盟合作，不如说是威胁恫吓。事实上实行四国共同政策的企图，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德国行政机构建立之前就早已破灭了。德国问题的整个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当各占领国开始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时，占领区边界就有了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政治意义。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实际代表两个互相260 竞争的社会制度并受两大敌对集团战略利益支配的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则是最难处理的。何况，这个根本性的划分把一个国家分成两部分，而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别的国家吏为民族团结的观念所迷住。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泰然处之的，德国人更是万万不能。它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永远起着鼓励作用：它直接助长战争而不利于和平。它还雪上加霜，丧失领土给俄国和波兰，对此，德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凭摆布的。产生巨大灾难的内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以期避免旧事重演。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话，那么西方盟国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订一项和他们平时的政治态度更为一致的对德政策。再也没有必要去采取一种强硬的方针，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
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
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在西德，人口日增，资源渐少，要开辟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加强工业化而不是拆毁工业。
然而，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个现代工业国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为政府后盾的居民自动进行合作。德国人在受到战败的震动之初，曾经准备给予占领当局至少是服从命令的那种程度的合作。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军政府为德国人办事比他们自己的任何领导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6 年残冬，盟国确保自愿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补贴，又想261 避免加强公开施用独裁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权力移交给当时已经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并且依靠他们的良知，依靠为将来追求占领的基本目标而可能向他们施加的影响。把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是东西方之间以竞争取代合作之后的必然后果。原来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时间在德国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种优势力量，已为露骨的拉锯战所取代了。而且，在请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给予支持的时候，又坚持要人家改变特性，这是不易办得到的。1919 年后，德国人不得不在战胜国中间“赢得同情”，而1945 年的战胜国却由于他们本身的纠纷被迫在德国人之中竞相争取同情了。
说盟国在开始占领时失之于过严，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稍许花了点时间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那么，后来的倾向却是流于宽大无边。
起初，看来他们对于取悦德国人的想法几乎是采取蔑视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却显得迅即不记旧仇，宽恕为怀了。无可否认，一旦德国成为世界均势中一个有争议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征服德国人的躯体就会同征服德国的灵魂成为一个齐头并进的目标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占领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德国仅仅站在西方一边，这是不够的。它可能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它相信西方军队能够用来支持他们重新统一和收复失地的企图。将对西方事业增援而不是威胁的德国只能是这样的德国：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从而放弃以武力解决为唯一有效解决办法的观念。硬说这种态度在德国已成习惯，或者说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那是悍然不顾事实的。只要德国人认为西方要对他们的支持付出某种代价时，这种态度就不见得会加快树立起来。当然，德国的身心都属于四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德国就有照此办理的可能。战争期间的考虑欠周也许使得某些人指望转化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后来的痛苦经历表明了非纳粹化之难。即使真正的障碍的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改变这一结构的直接尝试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根262 据1945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把盟国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设性纲领的整个想法责难为自以为是、空谈理论而且不切实际。从这个观点来看，背景情况使得变革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德国的未来完全可以交给德国人去处理，他们一旦在第三帝国明显地遭到失败时，是非常愿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这样讲就忽视了下述的困难：一旦第三帝国不愿承认失败，因而迫使盟国军队打进德国中部，盟国就难以袖手旁观了。他们一到那里，权力自动会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对政治后果施加影响。立即撤退意味着把德国抛进那个在中欧十分容易蔓延开来的饥荒、疾病和内战的险境中去。情况很可能如此，如果内战爆发，三个主要盟国就会发现自己被拖进敌对方面，因为他们生怕看到真空地带被一个敌视他们的政府所占据。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风险让一个共产党政府进入鲁尔，那么，俄国人也不甘冒风险让一个“反动”政府到达奥得何。何况俄国人还要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赔款，他们如不填满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