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263 理由尽管是可笑的，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
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1945 年8 月到1946 年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1945 年7月拆散。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人头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1945 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1918 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会是一个错误。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1945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是有保留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这种观点行事）。这种观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盟国因为相信个人有超脱所处环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始终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的基础上，就是说甚至德国人也有可能及时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宽容的体会。他们不肯承认，改变德国面貌的那种精心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今天也无须说它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今大的两个德国中存在着许多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担忧。但是，对这些倾向感到吃惊的任何人只会期望发生奇迹，或者对俯拾即是的证据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德国内部的一批人，他们似乎也分担着忧患。当然，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处的环境，因此指望在德国寻找完全象我们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种发展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对这一点有不断深入的领会，盟国的政策本来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德国社会必须按照德国的条件来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的或侵略性的。有头脑的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清醒的，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观念的普遍欢迎，对重新武装的深感犹豫。而且，265 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容易使人忘怀的，在东西方冲突中，谁会最先受到打击也是不容易使人认清的。有些德国人看到某些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遭到了失败，明白了邪恶之所以占上风的终极原因。热心于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是众多的，他们已经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在继续贯彻占领的积极目的的过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务是加强对这类人士的影响，而不损害他们的爱国声誉。为此，现在仍然和往常一样，有必要在宽与严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不可否认，俄国人的态度曾一度失之过严，现在又鼓励宽大无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和合作，我们就必须经得起暂时的惊慌和烦恼的影响。调整这种平衡以适应一时情况所需要的良好判断力以及防止左右摇摆所需要的坚定性，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二编 四国对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
作者序
大战期间，就存在着一个“德国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那就无所谓“奥地利问题”。关于战后处理奥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既未在私下进行过剧烈的争论，也未在报刊上长期刊载过通讯报道。1943年11 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声称奥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一真相对任何一个客观看待事实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长们表示希望看到奥地利重建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相信会得到英美公众舆论的充分支持。
换句话说，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任务，从未象它们对德国的任务那样，首先考虑的是对一国人民进行再教育，而是考虑重建一个国家。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享受独立的最后四年是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盟国的决策人看来从不怀疑，奥地利在摆脱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压力而重新建立国家之后，必将成为一个遵循西方路线的正统的民主国家。它们所怀疑的只是，奥地利如果在1938 年的疆界范围内恢复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两岸的人认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如果说不是在政治上）和东南欧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但并未妨碍一致同意这样的基本政策，即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清除纳粹影响，不作过分拖延便将其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政策为四大国所接受，并被看作是盟国占领的目的。而占领则被视为实质上是一种过渡阶段，是做好准备以便把行政职责移交给一个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奥地利政府。
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 年11 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 年6 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 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270 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 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 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1944 年和1945 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1955 年10 月
202奥地利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 年10 月30 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人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 年3 月15 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1939 年11月12 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1940年11 月9 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1942 年9 月9 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274 定，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1938 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1942 年2 月13 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 年2 月2 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
而且必须取决。。干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
无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 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分访问伦敦时，忿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1938 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八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275 尔顿）坦率地说：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 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