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它已投身于一场为了国家生存的殊死斗争。张伯伦也支持财政部，或者至少他没有对它进行指示，因为他确信“照常办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惬意外，对国家利益也是相宜的。诚然有人可以争辩说，如果战争来临，它很可能会采取在经济持久力方面进行一场竞赛的形式。但是英国的这种说法对于东欧的一些国家来说，只是一种徒增烦恼的慰藉，因为远在提供保证的英伦岛国的经济资源耗竭以前，它们很可能已被德国军队所占领了。在下一阶段，当英国又必须办理同样的事，开出英国可能向共同事业提供的物质捐助的清单，但对方已不是贝克或加芬库而是斯大林时，英国提议在对德战争中它要投入法国战线的是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师的兵力，这种情况的揭露，不仅可以帮助说明斯大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帮助说明斯大林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态度。
上面考查过的那些错误观念和错误判断，也很能说明英国从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间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所遭受的灾难。然而，如果说张伯伦及其同僚差一点把他们的国家带入绝境，责任则不能只由他们承担，再则也得到了补偿，他们的国家为此还要感激他们。反对党工党应分担责任，因为它虽说一直在要求采取更富于战斗性的姿态来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张伯伦的慢似牛步的重整军备运动更加迟缓。英国从张伯伦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惊的危险中得到的补偿，是免除了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罪责。1939年9月10日张伯伦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写道：“未能保卫住和平当然是一件令人伤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已使举世确信，这完全不能归罪于我们方面。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对的，这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巨大力量，而德国人则不可能有这种意识。”
曾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的“战罪”谁属的争论，此时已不可能再度出现了；如果希特勒将黑旗升到德国的桅顶，那么张伯伦就在该处揭露它。英国这样来辩白其清白无辜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这个代价或许已无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白无辜并不能同时开释责任；因此仍然应该问一问：如果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张伯伦对德宣战的1939年9月3日这一期间，掌握英国政策的是丘吉尔而不是鲍德温和张伯伦，那么英国的治国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是不是英国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仅仅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这在事后看来似乎是明显的。如果希特勒最终遇到了西欧列强和俄国的防御联盟，他是否能被遏制住呢？如果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把这个联盟作为他们压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追求这一目的，那么这个联盟行得通吗？如果我们怀疑，甚至丘吉尔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会得出最后责任要落在美国肩上的结论吗？当华盛顿的参议院在1919年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的盟约时，它是否谴责过包括它本国在内的全世界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参议院的表决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威尔逊总统的固执？除非我们能够答复这一连串令人迷惑的问题，张伯伦的责任是不容易确定的。
英国对希特勒挑战的反应之所以不够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举国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着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首相职务时全国才团结起来；张伯伦从未享有过由于法国的陷落而落到丘吉尔头上的那个有利条件。当德国军队占领了可望见英国多佛的法国各港口时，当德国空军飞临英国东南部上空时，英国人民终于被迫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联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们自己。但是这需要出现一场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危险才能使他们看清真相，而这一真相在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之前，并且实际上是从日本于1931年9月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以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得到解决以来，英国对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只是尚未表面化而已。举国在两个问题上意见是真正一致的：英国无意进攻任何其他国家，英国也十分渴望，不要为了保卫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战。在二十年代，英国大多数人民口头上也赞成体现在国际联盟中的集体安全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从来没有被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保守党人或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左派代表们所衷心接受过，对于许多有保守党想法的人来说，集体安全这个概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诞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义。他们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场支持某种理论的战争，并且竭力避免被套上一个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团的成员资格而受到约束，根据他们的估计，英国在这个社团里要支付保险费，要承担义务，而这些负担将远远超过它可能取得的那一点利益。为什么竟要求它去保证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击危险的国家安全呢？至于和平主义者这方面则根据默契愿意支持集体安全原则，条件是象征性的支付（因为须支付的保险费数额是微不足道的）应已足够维持那个组织的信誉，并且这是每个个别股东应负责任的极限。所以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同那些民族主义者相距不远，虽说他们是从另一条途径达到那种立场的。结果，1931年9月以后当接二连三的侵略行为使集体安全原则受到挑战、国际联盟盟约遭到破坏时，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两个集团都不愿看到英国拿起武器来履行它根据盟约应尽的义务。他们宁可抛弃集体安全原则，让国际联盟走向垮台。
在三十年代这个道路分歧的时候，英国有两股目光锐利和意志坚强的人采取了勇敢的立场，其中之一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公开支持张伯伦，因为他们承认他的政策就是他们自己的政策。还有就是一些保守党人，他们暂时脱党成为在野人士，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必须准备用武力来抗御侵略，为了抵抗侵略，它必须援助遭到德国蹂躏的其他国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击时才动手。虽然张伯伦的和平主义者盟友是他的最强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则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评者。不幸的是，在英国也有一大部分的工党和自由党的舆论，它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调门之高有如丘吉尔，然而它比张伯伦及其同僚还要不愿意去重整武装和正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一严峻的可能性。又不幸的是，张伯伦执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这是想同时进行绥靖和重新武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它也给了那些非建设性的批评者以一个借口。尽管如此，整个工党还是没有很好地经受这个严峻的考验。它取消了对张伯伦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它又不愿意响应丘吉尔提出的举国作出最大努力的号召。因此，对于英国在法国沦陷之前重整军备不力一事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因此，在三十年代，反对党和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并不象反对党所假装出来的那样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同少数持异议的保守党人分裂开来的并不是什么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则是由于国内的一些原因——如1931年工党的分裂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萧条地区”的长期失业现象——以致在三十年代当英国内部的不和招致这种危及英国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危险时，党派情绪却异常剧烈。
只要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工党就不大相信他会全心全意地从他所钟爱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转变到一项勉强而又充满沮丧地取来代替的抵制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党直到最后依然不愿意参加在张伯伦的领导下的联合内阁来分担政府的责任。这转过来又决定了张伯伦绝不可能做到动员全国所有的生命、工作和财富来作出全国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来是希望如此的），象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样，象丘吉尔在1940年6月到对日作战胜利日那五年多的日子里，由于得到工党毫无保留的支持而事实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样。由于未能争取到工党的信任和支持而受到的限制，使得张伯伦的行动软弱无力，这反过来又使施加那些限制的不信任感持续不断和日益加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英国政治机体中未能得到和解的这一分裂状态，严重地伤害了英国人民，这时他们正献身于一项拼死的事业，谋求在那最后关头使他们在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能够和纳粹德国相抗衡。
在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改变政策后，英国的各种议论存在着持久的分歧和混乱，这可以从下院的辩论中看到，特别是那些关于同苏联商谈两国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的辩论。对于这个问题，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全部提出了一个既有决定性意义又是无可辩驳的论点。张伯伦为了遏制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两个西欧大国争取到另一个大国作为盟国，他势必要把英国置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因为当时张伯伦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国结盟，苏联就成了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可能的主要盟国。但是看到有同苏联结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设法排除障碍来实现它又是一回事。反对派在批评政府方面是有弱点的，这就是它们并未正视这些困难。苏联政府提出的两项条件（从俄国人的观点来说，两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国应当对在西欧开辟那个后来被称为“第二战场”的行动作出巨大贡献；以及英国和法国应当让苏联自由行动，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苏联政府不愿意接受西欧列强的那些条件而被束缚住手脚，根据这些条件苏联就可能要承受一场欧洲陆上战争的全部压力，这样也就可能迫使红军在俄国土地上等候德国的进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迎击它。英国的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这时还不愿以举国一致的努力来进行重整军备；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张伯伦获得同苏联的结盟，而付出的代价是让苏联政府自由行动，在违反东欧国家的意志的情况下去干预它们，那么整个反对派，包括保守党的一翼在内，将会提出抗议，即使这种干预可以被证明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能够有效地威慑、抢先阻止或抵抗德国在这个地区的进一步侵略。
要领会下院的辩论，就必须牢记这些考虑，因为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面，比揭示反对派批评中的缺陷方面更为显著。
在由于张伯伦3月15日的演说而引起的下院辩论中，当然只能指望从他的反对派口里发出一连串这样的声明：这位首相的个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国团结的主要障碍。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位首相于3月17日在伯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说，接着又于3月31日在下院发表了英国已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轰动全国的声明之后，4月3日在下院竟然还是有不信任的发言，不仅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强烈地宣称不信任，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和建设性的演说（这场辩论就是由他这篇演说开始的）中宣布了这一点。格林伍德和克里普斯于3月19日和艾德礼于24日在外地各处发表的演说中都再次坚持表明了同样的情绪。
在张伯伦担任首相的最后十五个月里，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使得那些将成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势不两立的反对者都感到沮丧的新发生的事件中，有两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发出警告到同月31日发表当时已是既成事实的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声明之间的两个星期内发生的。
这两起事件中的头一件是国内政治上的一个插曲。为了实施艾登于3月15日提出的团结与行动的号召，艾登本人和丘吉尔，连同议会内支持首相的其他三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外都是保守党成员），于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项题为“应付当前危险的举国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持“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说明的那项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执行”。他们要求，“为了这一任务，应当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民族政府，这一政府应被赋予调动全国的工业、财富和人力的充分权力，以便这个国家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作出最大限度的军事努力”。
因此在3月29日，议会中至少另有一百七十七位支持首相的人提出一项对立的动议，宣称“本院肯定它对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对在此危急时刻破坏本院和全国对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图”。
在4月3日的辩论过后，保守党少数派的动议撤回了，这一次保守党两翼相对力量的最新较量，对反对党工党来说，也是有同样的意义的。
同一时期内的第二个事件是在军备竞赛这个领域内发生的。20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杰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使在首相17日的“伟大演说”之后，“人们还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觉，感到演说、照会和抗议都无济于事，为了阻止德国统治者毫无阻碍地推行其强权政治的政策，必须做一些事情出来”。作者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国家都应停止同德国进行贸易，这封信在报刊上引起了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热烈的通信和讨论，表明它已惹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赞成亚历山大·罗杰爵士建议的事例，是在3月28日的《金融新闻》上以题为“为何帮助德国武装”的社论发表的。但是这个建议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来自东沃尔弗汉普顿的议员杰弗里·曼德询问首相，他是否“认为同自治领和友好国家一道立即采取行动，以制止它们所拥有的、对德国重整军备十分重要的物资进入德国，并在这里制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张伯伦先生的回答只是：“不，先生。”
当1939年4月3日下院辩论英国对波兰提供保证这个问题时，格林伍德、辛克莱、丘吉尔、劳合…乔治、艾登、普赖斯和道尔顿等人都相继指出英国自身目前处境的极其危险可虑，并指出扩大英…法…波这一结合体，把苏联和其他大国也包括进去的迫切性；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对于形成这种舆论所作的贡献，更是特别令人难忘。
停留在这儿不动（丘吉尔说）而对波兰提供保证就等于停留在战壕两面炮火夹击之下的无人地带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庇护。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首相在星期五宣布的并且今天他又加以解释和强调的那项通告，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现在必须前进，直到取得一项结论为止。既然已开始创建一个伟大的联盟以反对侵略，我们就经受不起失败。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遭遇极大的危险。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被贬低并且要陷于孤立。这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最糟糕的蠢事，没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去干这蠢事，那就是向同苏联的任何自然的合作关系泼冷水，把它赶掉，而苏联为了它自身的切身利益，则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合作。
劳合…乔治强调指出地理军事局势的政治含意：
我们有波兰军队。这支军队也许只有德国军队的一半大。波兰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已经表明，任何英勇，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