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
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
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一级，苏联代表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
但时间一久，情况就很清楚：他们也受到较严的控制，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结合得越来越严密的一个组织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话。1946 年的春夏两季，一批与西方代表相处得很好的苏联官员为其他一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个苏方人员开始表现出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在苏联同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到1946 年底，在盟国对奥委员会里，凡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后不归于烟消云散者，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现在已很明显，西方代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的关系，看来已不能象在战争刚结束时那样建立在友好的和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国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苏联世界里，个人关系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服务的，而代表的遴选与训练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在苏方成员这种逐步与私人断绝交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地强硬起来（本卷前面已有所叙述），而且这种断绝交往的确很明显是其精心策划的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部分。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局部问题都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奥地利产生的这种变化和苏联在其他国家采取的总的强硬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政府逐步抛弃和战时西方盟国的合作，是步调一致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政府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许后者更引人注目——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了。从东欧国家传到维也纳的消息是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国代表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然而，尽管关系恶化，尽管例如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建立使苏联对奥政策显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苏方在公务上的关系，如果说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难得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也从未变得比冷淡还要糟。即使在开会时往往直言不讳，但会还是照开。即使对函件的答复可能一拖几周，但通信还在继续。即使正式宴会的请柬很少得到答复，但到时候苏方出席的次数还是多于不出席的次数，而在苏方担任主席期间，他还是分担举行招待会的责任，尽管必要的交谈往往用放映苏联电影来回避。
因此，就与俄国人合作而言。即使1945 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为泡影，但失望只能说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样的保留意见，我们还必须说，盟国对奥委员会是起了作用的。通过其卓有成效的机构盟国秘书处，散发了各种文件，安排和组织了各种会议。每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达到反法西斯的战争目的时，四国达成协议还是比较迅速而有效的，有时即使不是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诸如逮捕战犯、遭散残余的德国部队并解除其武装、摧毁纳粹战争设备等问题上，交换情报和采取一致行动，相对地说都没有什么困难。占领初期四国还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统一，对四国本身所许诺的奥地利独立问题，能够达成书面协议，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时间一久，东西方对这问题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对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对奥地利的工会组织，对奥地利的政党都给予自由了。自由选举举行了。与选举的结果相符，奥地利政府成立了。1946 年6 月签署了新的管制协定，于是盟国委员会给予奥地利政府以很大程度的自由。此外，由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同意，粮食供应保持在免于饥馑的水平之上，起初是从盟国本身的军事库存中拨出粮食来供应，其后授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到奥地利进行工作。尽管苏方经常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许多问题还是达成了协议，这是事实。在经济恢复方面能够打下基础，得力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者较少，而是有赖于四方三国的几次努力与奥地利本身的不断采取主动，这也是事实。即使对一项奥地利条约的讨论已作出初步安排，但瞻望前途，仍是未定之天。然而，奥地利政府是从自由选举中获得政治权的，得到四个大国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承认，能对国内一切重要领域和大部分地区自由行使权力。单从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来说，就意味着打基础的重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没有战争，苏联的事后反对是不能使之垮台的。
但除了这种积极的成就之外，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年来，奥地利除了为纳粹德国所允许的文化接触之外，和其他一切文化联系都已断绝，现在所有四个占领国的文化宣传在奥地利犹如潮涌，这就使它直接和世界舆论再次进行接触。如前所述，每个占领国都出版了各自的报纸，以不同程度的审慎态度宣传其本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每个占领国还有各自的新闻社和阅览室，陈列了本国的图片和文学作品。此外，英国在格拉茨、格拉茨圣彼得和克拉根福有三个电台。美国在林茨有一个电台。法国在因斯布鲁克和栋比恩有两个电台。俄国人虽然没有正式控制电台，但通过在维也纳苏管区表面上属于奥地利的电台里设置苏联的常驻检查机构，实际上也独特地收到了同样的效果。但四国之中、表现得最善于文化宣传的是法国。诚然，贝图亚尔将军对《费加罗报》的一个记者说，文化是“奥地利问题中的最具有法国特色的一个方面”。新闻社一直是各占领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开办新闻社同时并举的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由各国进行文化外交的比较永久性的机构举办——英国委员会通过维也纳的一个办事处，后来又进一步通过格拉茨、克拉根福和因斯布鲁克的办事处；法国外交部文化局通过驻洛布科维茨宫的维也纳司令部和因斯布鲁克的法国学会；俄国人通过当地的“奥苏文化和经济关系促进会”；美方虽然一开始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美国新闻社的建设上，但也通过国务院的文化事务部门的代表开展活动。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互相竞争，给维也纳带来它们的某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财产，诸如书籍和图片的展览，演员、舞蹈家、歌唱家和音乐家的联袂光临。与此同时，盟国对奥委员会教育管理处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奥地利的教育当局，为学校供应新的教科书，并通过一系列暑期学校和交换学生的计划为研究人员的再教育提供方便。
不时到维也纳各占领国阅览室去走一走，从读者人数来试图衡量哪个国家在这种文化冲击中取得最大胜利，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陈设得如何别具匠心，琳琅满目，在夏季前来参观阅读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间里面人数最多，这或许不是不耐人寻味的。维也纳人对于如此慷慨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的确并不那么目眩神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至少是并不显得寒伧的。他们本身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而从被占领的最初时期起，他们就决心把这份遗产完整无缺地保存下去。奥地利临时政府在其决心重建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从最低层（从下水道着手）向上发展来重建战争废墟。
它在宣布立即着手重建歌剧院（对于这一任务，它感激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在供给电影院和戏院的特殊用电量方面，也显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创造力。当西方盟国到达时，可以看到音乐和歌剧已经重新演出了。通过歌唱家和音乐家顽强坚毅的努力，出现了奇迹，在1945 年和1946 年的整个严冬季节，上演了优美壮丽的歌剧，举行了一次次音乐会，演出了一出出戏剧。你可能在《菲德利奥》听到“囚徒合唱”，演员们穿着令人伤感的褴褛衣衫。
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贝尔森和茅特豪森集中营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费加罗》在化装舞厅的狸红、雪白和金黄的彩饰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见到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四国成员。其中有些人也许在下午的会议桌上争辩过，晚上却和奥地利的各阶层人士一起在音乐厅聆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盟国对奥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维也纳这个头等重要的国际艺术中心的往日声誉，还可以使战后不久那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尚能为人所忍受。
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价值，可向其成员提供机会，从人性的角度亲身领略战后欧洲的现实。就此而言，这个委员会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出国工作的代表团或委员会比较，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大战结束后，几乎在欧洲的任何一国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能够亲自从流亡者、难民、饥饿、疾病和贫困等方面看出战争的含义。在柏林，他们同样能够充分地与法国、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国民结识交往。具有起码的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每天所见到的人有什么总的想法。可是在维也纳，因为这个城市规模较小，而盟国占领的目的又表现得比较温和，所以在个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别处少见的亲密，而对于民族性格和观点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样更为严峻的气氛中有可能进行得细致些。即使苏联占领军比别国部队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他们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苏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图景带回俄国——诚然，从苏联归国士兵再教育过程的报告中明显地看出，苏联当局对于他们的公民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可能发生爆炸性后果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拿破仑故争期间，特别是拿破仑失败后联合占领巴黎期间，俄国人和西方接触，对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公开爆发是1825 年由军官们领导的流产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谁知道长期与西方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后，西方又一直是苏联占领别国时不可避免的伙伴。在苏联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利用接近苏联在欧洲的占领区和西方之间的边界这一有利条件而投奔西方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们认识到本国政府多年来有计划地欺骗了他们，不让他们了解375 西方民主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关于西方观念对其国民思想所产生物不可避免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对此可能引起的长期后果惊慌到什么程度，我们猜测一下倒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考虑所有这些情况时，必须记住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目的毕竟不是盟国的政治教育问题，而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到1946 年底，尽管无可怀疑地取得了进展，但是已经很明显，东西方对莫斯科宣言含义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就所能预料的情况来说，意见分歧可能要继续保持下去。如果当真苏联除了战争以外，无法取消当时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已经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苏联是能够这样做，而且也很想这样做的。
苏联不改变它的整个对奥政策，奥地利是不会取得独立的。而在冷战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刻，那种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充其量是现在这种远非理想的形势可能令人不安地继续下去。总而言之，占领的确使奥地利获得好处。
但它也遭受其害。由于战争而受到的破坏，继之以苏联在东部占领区的劫掠。
占领区间壁垒的存茬阻碍了经济的恢复。盟国的征用造成房荒更加严重。占领费用给这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