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鲁门主义指导下，美国在土耳其所承担的紧迫任务，是加强态度坚决而装备陈旧的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使其得以抵御苏联可能的进攻，同时还需防止财政上的负担会压垮落后的土耳其经济。美国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大规模现代化，这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的现代化。由于土耳其在冷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领导人的反应相对说来又是那么令人鼓舞（与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经验相对比而言），以致美国时土耳其的援助终于变成了共同安全条例下一项长期承担下来的义务。
不管怎样，波斯的形势也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并在1961年还引起了英美政策上的另一次冲突。1946年下半年，苏联改变了政策，侵略性的色彩淡了一些，波斯立即遭受苏联控制的危机总算是暂时避免了，接着波斯的政治家们就制订了一项野心勃勃地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年计划大纲。1947年，该计划交给一家美国顾问团所组成的公司进行规划，精简到可以落实的规模，估计要用六亿五千万美元。这笔费用将来自两个方面，大致每方面各出一半：一方面是英伊石油公司所提供的石油产地使用费和波斯国内的各种收入，另一方面则希望国际银行能提供一项贷款。在此期间，由于英国政府采取限制红利的政策，很自然地就造成了波斯在石油方面收入的减少，所以英伊石油公司主动提出了双方进行协商来制定补偿办法的建议。但是政治上敏感的波斯人，长期以来已对其国家最有价值的天然资源的开发被掌握在外人手里一事，心有不满，现在又记起了波斯从石油方面所取得的收入与英国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所征收的赋税收入两者之间相差悬殊。波斯政府与石油公司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不时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举行的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示威运动所打断。在谈判中，波斯政府代表援引了委内瑞拉政府最近与一个从事生产和提炼的美国石油公司所商订的平分利润办法，作为例子；但是波斯人不但忽视了自委内瑞拉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要比自波斯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低这一事实，而且他们还要求把平分利润的规定应用到英伊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及销售市场方面。
1949年7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按照该方案，波斯在1948年和1949年所取得的产地使用费与现时协定相比将增加百分之八十三，而且预计由于1950年以后生产扩充的结果，1949年的二千三百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超过。但，波斯政府对这项新方案却态度冷淡。不管怎么说，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者已经为取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而进行了大喊大叫；在他们的坚决反对下，国会也就没有批准这项新方案。由于其他不利的因素，这时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农业上的歉收，由于进口半奢侈品引起城市资金大量浪费，两者所造成的影响，使1949—1950年期间波斯的经济严重恶化。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提供波斯国王所渴望的那项两亿五千方美元贷款了，理由是：在波斯腐败和无能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根本加以改革之前，就是有了外国的贷款，也是会完全被浪费掉的——正如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国一样。此外，在1949—1950年期间，总的说来，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美国驻德黑兰的七年计划顾问团的主任，是来自波斯湾的一个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他就公开评论过英国，说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促进过中东的经济发展。在波斯经营石油生产的英国人和进行七年计划工作的美国人之间，促进彼此相互谅解的工作，看来做得是很差的。至于波斯人，过去一个多世纪来一直是通过让英国人和俄国人相互厮杀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独立，现在又看到了利用美国的同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来反对1950年期间坚决不肯在尚未批准的1949年“补充协定”之外作进一步让步的英伊石油公司。
英美未能协调波此对波斯的态度，其后果直到1951年夏季以后才完全暴露出来，因而不属于本卷记叙范围之内。不过，英国在世界中已经窘态毕露的那种处境，却在埃及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埃及一直想把英国的军事力量从其领土上赶出去。在1950年1月埃及大选后重新执政的华夫脱政府，很快就恢复了英一埃防务问题的会谈，报纸则向美国提出呼吁，希望能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对于叙利亚共和国与哈希姆王国之一伊拉克或约旦——实行联合的建议，当时争论激烈。该项建议的反对者，很快就把它看成是英国鼓动下的产物（关于此点证据不够充分），而且是遭到美国反对的。在塞浦路斯，情况也是同样。居于大多数的希腊语系的政治领导人，也企图与希腊合并；他们受到怂恿寄希望于美国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同意他们的愿望。
在1950年2月英国大选中，工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执政，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毫无疑问会影响英国在中东的声望和权威，会影响英国制定政策的决心，也许特别是对波斯石油问题的僵局要在它超出合理政治范围之前尽力予以解决的决心。美国政府则极其不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取英国势力而代之的一个国家。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其积极的行动只限于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这一点在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已经有所申明。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那些行将成为受惠者的国家，则长期对这个“第四点计划”抱着种种无稽的疑虑。这种否定的态度，作为对帝国主义普遍有反感的一项后果，特别是作为巴勒斯坦灾难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和屈辱之感的一项后果，很自然地就在阿拉伯国家被邀请同西方合作共同制定的一项联合防止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的时候，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政治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利用中东主要是为了它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对当地人民的利益，则只是给予敷衍了事的关注（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讲法，则认为只是漠然地置诸脑后）。
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国家还企图在破坏程度将大大超过过去历届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那种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联宣传工具却巧妙地利用了那种企图保持中立的愿望以及反对英美政策的情绪，把两者看成是其“和平拥护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朝鲜战争爆发前三星期，英
帝国参谋总长谋求同埃及首相和外交大臣商讨中东的防务问题时，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苏联的地面部队在四个月之内就能攻到埃及；但是埃及反驳说：只是因为埃及成了英国的基地，所以才变成了侵略的目标；而且自从1946
年英国提出从埃及全部撤出的建议之后，战争的危险性也并未有所增加：因此，要想说服埃及人民，使其相信假想中的苏联的侵略会比当前的英国占领更糟，那倒是难上加难了。
英国在中东威信的下降，是同它的战后虚弱情况分不开的，而英美政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现在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发现土耳其是可以作为自己的可靠的权力支柱的——虽然对付这个权力支柱有时也有些麻烦，但美国也发现阿拉伯各国和波斯却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穆斯林的复兴，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唯一的心理上的抵制。不过，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在倾向上都属于群众中的同一个阶层，而且都准备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作为共同的事业，因而使上述那种心理上的抵制，也变得是靠不住的了。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时，中东出现了一种情景，同托马斯·哈代在《王朝的主人》一书中根据其悲剧性的想象力所描绘出来的拿破仑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苦难，以及辗转来自各国、为在以色列这块天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而斗争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都是足以引起哈代的那位怜悯之神的同情的。但是，邪恶之神会带着欣赏的心情，来看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摧毁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者使某些政治上的头面人物葬身于血泊之中，成为席卷社会上整个整个集团和阶级的那种失望情绪的牺牲者。但是，无论如何，中东却为哈代的讽刺之神，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情景，例如，当前权力所在的一些体制，显然正在崩溃之中，而急欲取而代之的那些新生的体制，则尚处于脆弱的萌芽阶段。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医治不合理瓜分阿拉伯世界这个创伤而突起的一种统一力量的巨大组织，也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卷入王室和个人之间的倾轧之中，而变得分崩离析了。联盟为了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活动以及公共卫生等等方面的合作而设置的各种委费会，也都陷进普遍的纠缠不清的政治冲突中去了。
阿拉伯各国为了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拒绝讨论巴靳斯坦的分治问题，而且还愤怒地驳斥了1947年11月联合国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但仅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就被迫沿着远远更加不利的分界线上接受了停战。这时虽回过头来把1947年11月原来的各项建议看成是当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加以履行，但已无济于事了。以色列在它争取独立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之前，曾把它自己看成是中东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典范，是对其他阿拉伯邻邦的一种鼓舞的力量。但是在与后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由于同时要追求许多目标，这就使它不得不把活动局限于采取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来吸引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以挽救其经济上的瘫痪。为了制止世界上的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组织的各大国、主要地是由于彼此目的不同，意见各异，要在面积不大于威尔士的一片土地上（指巴勒斯坦而言）制止一场局部的战争，事实证明也是无能为力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减轻一些战争带来的灾难面已，的确，它们总算使这场战争在一个月内停了下来，而且当战争再度爆发后，又使其在两星期内停了下来。
英国工党站在反对党地位，自1919年以来一直赞同所有中东评论家对英帝国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这时却发现自己由于负起了政府工作的责任，而不得不为英帝国的特权地位进行辩护，以反对来自自己队伍中反对派的意见。就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企图来解决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它所作的努力，也是既受挫于当地民族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又受挫于因冷战而产生的战略考虑的冲击。带头敦促英国政府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倒是丘吉尔。在波斯，民族主义对经济现实考虑极少，大工业组织则因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实力及其非理性特点而受到谴责，民族主义与大工业组织两者之间的冲突，终于在1950年爆发了出来。
总的说来，美国在中东的观察家，由于对中东问题所抱的超然态度，比之更直接陷入到中东问题之内的英国，更加意识到为了适应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有调整其政策的必要。但是正当英国面对其自身的实力日渐削弱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而畏缩不前的时候，美国在巴勒斯坦、波斯以及以后在埃及所进行的干涉行动的结果，却促使中东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打击了英国的威信；当时美国还没有取英国而代之的准备（除了在希腊和土耳其以外），而其对中东所提供的东西在实质上也没有超过技术和财政上的援助，而且接受这类援助也不要求受援国承担任何义务。结果是这种“权力的真空状态”扩大到了整个的地区；在冷战的气氛下，它威胁着四方所谓的全球性安全的构想，并在1952年引起了“肥沃新月”中一系列政治上的动乱。
第二编 土耳其、波斯和苏联
第一章 土耳其
第一节 从“神经战”到杜鲁门主义，1945—1947年本《概览》前面一卷中曾以一部分篇幅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土关系的经过，并继续写到1945年3月19日苏联政府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为止。
该照会说，士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即将满期）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而需作“重大的修改”。按照战后情况，作某些调整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在6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如缔结一项新的条约，则应允许他们在黑海海峡建立一个基地，除俄国和土耳其外，该海峡对一切国家的军舰均不开放，并要求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俄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曾将该两地并入外高加索，并于1921年重新割让给土耳其）。安卡拉电台说，苏联政府也曾要求成立一个更民主和更有代议制性质的土耳其政府，并声称作为交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报酬，土耳其应从叙利亚收回阿勒颇城及其铁路枢纽站。在此期间，苏军机关报《红星报》抓住了土耳其政论家的抗议——即土耳其不能牺牲其独立和荣誉以博取俄国的友谊，而且也不希望象巴尔干一些国家那样布尔什维克化一谴责他们利用苏联与英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希望因而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最后还威胁着说：“这种疯狂的见解有可能产生令人最不愉快的后果。”
7月10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哈桑·萨卡在其参加旧金山会议后的归国途中，在伦敦停了下来，与艾登讨论苏联的要求。第二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即目前黑海海峡制度所依据的公约，是一个多边协定，因此，它不能单独由土耳其和苏联来作出修改。与此同时，土耳其官方的安纳托利亚通讯社否认“外国谣传”，申明土耳其没有收复阿勒颇地区的任何打算；但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立即宣称，他们支持叙利亚收复亚历山大勒塔（哈塔伊）州的民族要求。委任统治国法国曾把该州于1939年割让给土耳其。
很显然，蒙特勒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在战时禁止通过海峡的限制，对苏联已不再能维持下去。
7月17日，在有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参加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首先发言说，英国愿意参加一个保证苏联海军和商船自由使用海峡的新的协定；但关于苏联在海峡建立基地和对卡尔斯与阿尔达汉的要求，他却极力主张，土耳其应不必“过分担心”。据说，斯大林作了回答说，这些要求中的第一个要求是基于土耳其太弱，不能有效地保证自由通航的权利——这无疑是同苏联指责的、土耳其在战时曾允许轴心国的海军舰只通过海峡一事有关。
杜鲁门把海峡问题与欧洲内陆国际水道（诸如多瑙河问题）联系起来，并提出自由和不受限制通航的建议，但斯大林拒绝讨论此事。也不同意在发表的公报中有任何提及此事之处。三国政府只同意（见于该会议议定书的一项条款中，而该项条款在1947年前始终未曾发表）蒙特勒公约“由于其不适合现状”，应加以修改，以及三国政府中每一政府应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直接会谈。
看来，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收复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要求，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一是恢复到1921年以前的原状，二是俄国有权享有一个更巩固的边界，作为它与土耳其缔结一项新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