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奴役三天就被摧毁了”，“我们的鲜血洗掉了叛徒萨利赫·贾卜尔的签字”。
前首相溜到希拉省，在那里他作为什叶派的一员，获得有势力的部族的支持，而一个“著名的四平八稳”的内阁上了台，以迁就示威者和恢复几分表面秩序作为它的基本任务。对这次使示威者遭受死伤负有责任的警察官员受到了惩罚。而在一个时期中听任示威者对政府施展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不加干涉。
群众愤怒反对这个条约的缘故之一，是进行谈判的方式。萨利赫·贾卜尔“天生具有强烈保守秘密的气质”，后来他承认，他下过训令，吩咐关于条约的阿拉伯文译本必须要等他从伦敦回来以后才公布，以便使他有机会向议会和全国清楚地提出这个条约。他显然未曾估计到这些条款会被非官方泄露出去，也没有意料到在他任职：将近一年之后他会失去摄政王、军队和都市居民的信任到如此程度。军队反对他干涉奉派到英国去采购军备和运输工具的委员会，而都市居民正遭受着面包匮乏的极端困苦，那是由歉收和富有地主出口小麦两者一起造成的恶果。尽管摄政王在1947年12月月底时已经对国内的一般情势感到惶惶不安，但他对于随着条约公布而来的群众不满的示威则几乎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几乎巴格达的每一个政客都参加了这次示威。由于对萨利赫·贾卜尔的恶意，独立党的强硬分子们带头示威，而共产党人的作用则由于去年所受的压制，已大为减弱。在英国方面，大使弗朗西斯·斯通休尔一伯德爵士在阿拉伯世界曾有长期经验，但他已于7月因重病被迫离去，因而谈判的事也就不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然而，民族主义反对派对拟议中的修改英伊联盟所采取胁激烈行动，并未如某些新闻记者所预期的那样，使伊拉克永久地后退到一种突然而来的孤立状态。相反，1948年阿拉伯军队在同以色列战争中的失败，似乎已使巴格达的起作用的决策者感到，回到一种较为稳健的计划是有利的。1949年1月，政界元老努里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除了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这一短短时期以外，他继续控制伊拉克的政策达三年之久。没有试图重新谈判修改对英联盟的问题；但是尽管反对派的策略是不断干扰，政府还是能对一个水利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予以研究，并据以采取措施。这个委员会受命成立于1946年，由印度工程事务部的一名前官员F·F·黑格领导，其任务是调查国内抗洪、蓄水、灌溉以及排水等方面的需要。
1950年，陶菲克·苏瓦伊迪政府设立了一个发展委员会，共有六个执行委员，他们的任命有意识地是非政治性的。尽管反对派对雇用非伊拉克人提出批评，位英一埃苏丹政府前财政秘书还是被任命为负责财政经济事务的委员兼秘书长，同时也任命了一位美国灌溉专家，这两人在一个伊拉克人担任的副主席领导下工作，其他三个委员则都是伊拉克人。除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八千八百万英镑的长期发展计划以外，黑格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二千万英镑的抗洪、灌溉和发展的计划。通向地中海岸的巴尼亚斯的新输油管完成的时候，人们期望：由于伊拉克石油公司扩大生产而获得的石油产地使用费的收入增加，将能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国际复兴发展银行于1950年6月给予一笔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贷款，以便偿付建设一个大水库所需的外汇开支。大水库修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以西一个叫做瓦迪萨尔萨尔的干旱的溪谷里，以防止洪水和日后进行灌溉为目的。
第四章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
第一节 背景，1931—1945 年
塞浦路斯人的起源不明，他们的历史也是旁人的历史；然而塞浦路斯人的心却都向往着那位从未生养过他们的希腊母亲，向往着那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布猎历史。。。从性格和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一水之隔的长得颇为结实的安纳托利亚人倒有着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希腊人最初来到塞浦路斯等某些部分开拓殖民地时，他们所遇到的一种当地居民，就很可能是属于小亚细亚的种族的。但是，自从拜占庭统治之日起，塞浦路斯人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和希腊人一模一样了。
在帝国崩溃以后，他们并未试图去抵抗拉丁族人和穆斯林的征服。然而，他们的征服者却从未能同化他们。表面上他们接受了外来人的统治，不过骨子里一种顽强的希腊人意识却依然保存了下来。
塞浦路斯百分之八十的居民的代言人说道，要在政治上和现代希腊国家合并（意诺西斯）的要求，这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讲希腊语，并且都隶属于正教会和使徒教会。英国政府根据1878年与奥斯曼帝国所达成的协议，占领了塞浦路斯，它一直不愿满足这个合并的要求；这首先是出于英帝国的战略理由，其次是考虑到了总计居民百分之十九的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对。操希腊语的多数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满，在1931年1O月的骚动中表现出来了。在这次事件中，总督府曾被烧个精光。以后所颁布的政府法令，取消了塞浦路斯的立法会议，废除了区和市政会议的民选，取缔了所有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规定不经官方允许，不得自行悬挂旗帜，还规定除非有当地特派员的批准，不得擅自举行五人以上的集会，对报刊和电影也实施了检查制度。总督兼驻军司令在行政会议的襄助下进行着官僚式的统治。
该行政会议有四名官员，还有两名非官方的成员：“一名是穆斯林，另一名是非穆斯林”，也就是希腊人。另外，自从1933年起，在岛上就有着由总督所任命的四名官员和十名非官员所组成的谘询会议，根据官方宣告，该会议“并无立法之权，只供政府在立法方面与其他措施方面的谘询！它发挥一种作为沟通手段的作用，凡品格与学识均堪胜任的人士，可以通过它对政府就殖民地诸事务提供正式意见。”尽管由于岛上降雨量和水的供应时有不足，农村中尚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与负债现象，然而据1939年的报告说，该岛“并非是不繁荣的。1929年，即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一年，政府的收入达到七十五万七千英镑，在1938年上升为一百零二万英镑；这些年度即使称不上飞跃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稳步向前迈进的。1937年底，工会运动开始兴起，其结果是工时有所减少，工资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这些物质上的好处，却一点也没有安抚住塞浦路斯人中占多数的希腊族内那部分政治上有觉悟的人。他们所以感到不满，是由于他们至今仍未得到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在希腊自1829年以来即已享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已逐渐为毗邻的中东各国人民所享有，而其中有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曾经远远不及塞浦路斯人民。他们的一位代言人认为：自1931年起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来的“英国独裁”，甚至比希腊的最厉害的梅塔克萨斯独裁还要坏几分。他承认，1937年在伦敦组成的“争取塞浦路斯自治委员会”（伦敦是“唯一的能提出有关塞浦路斯政治问题而元须担心受迫害的地方”），通过它在英国报刊上和议会里宣传这些政治问题，成功地吸引大家来注意英国统治的几个“最令人憎恶的方面”，从而促使“压制有所缓和”。不过，他仍然抱怨说，英国殖民部对该委员会于1939年提出的一份表达了两百个塞浦路斯个人和团体的“基本宪法要求的文件以”，竟然“漠然无动于衷”。反对这种观点的，有1933年到1939年担任过总督一职的里奇蒙·帕尔默爵士，他曾在议院质询中对塞浦路斯要求政治自由并与希腊合并一事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
1939年7月5日，在下院回答一系列的批评性口头质询时，英国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说：最近，在塞浦路斯出现了对宪法改革问题的一些讨论。这种宣传鼓动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散发要求更改宪法的请愿书。搞这种工作的当事人，在征求签名时所采取的方法，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是正当的。如据代理总督汇报说，一批人把请愿书放在仰承其鼻息的村民的面前，并且签名也都是用虚假的暗示骗来的。例如有人说，在不久的将来岛民即将被赋以自治政府，而且暗示，一旦自治政府建立起来，那些拒绝签名的人可就要吃苦头了。
我深信大多数的塞浦路斯人民，在现政府的管理下并无不满之处。现政府的政策乃是朝着建立更有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的方向努力；不过这一过程不能仓促从事，而且依我看来首先还得逐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
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位塞浦路斯作家承认的那样，塞浦路斯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最初是冷淡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们，英国政府的句标兔竟是什么。
作为英帝国的一个政治组成部分，他们被宣布为交战国，并被号召作为志愿人员入伍。然而殖民部却没有采取过任何至少可能使塞浦路斯人有所指望的行动，他们指望生活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或被赐予一点点自由。因而，只是在发生一连串严酷的事件以后，塞浦路斯人才对战争采取了明确的态度。
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塞浦路斯联队于1940年2月建立——“可是它吸引到的入伍者却寥寥无几”。一直等到意大利参战，特别是意大利于1940 年10 月对希腊入侵，才使操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感到“这下战争是打到自己头上来了”。据说有六千名塞浦路斯人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参与了希腊战役。
到了1941年10月，约有一万九千人在英国部队中服役，其中五千多名在国外作战。志愿入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1942年11月25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作为恢复代议制政体的第一步，正在采取步骤准备在塞浦路斯进行市政选举。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通常简称为AKEL）也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始建党，但没有获准在1942年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12月，受政府雇用在首都（尼科西亚）从事国防和其他劳动伪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罢工。因为，尽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补助，力图控制物资供应和物价，同投机活动和黑市进行斗争，但生活费用指数还是上涨到了二百四十163六（1939年8月为一百）。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作和大量的军事开支，就业机会是不缺乏的，终于使得农民摆脱了身上的债务负担。牵涉到1942年12月的罢工事件，七个工会人员因威胁一个“工贼”的生命安全而被关进了监狱。
1943年3月21日，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意诺西斯分子，通过市政选举当选为首都的市长。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在法马古斯塔和利马索尔等港口也取得了胜利。利马索尔的新市长普卢蒂斯·塞尔瓦斯，以前当过印刷工人，1929年致1934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后来又被希腊驱逐出境。紧接着就有人出来抗议生活费用的高涨。同劳动人民进步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则进行威胁，要在1943年8月27日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但由于官方警告说举行这种罢工便是违法，结果算是取消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宣布于10月25日举行的一次全日总罢工却在若干城市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利马索尔，有两名曾经在过去被判处阴谋妨害治安罪的市政参议员以及另外三个人都被判处监禁，而其他三十人（其中包括塞尔瓦斯），由于未得官方允许就组织游行，违反了1932年的立法，因而被处罚款：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浦路斯政府邀请工会为所有的负责处理生活费用的谘询委员会提供自己的代表。但是，工会以及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掌权的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市政机关却都声明，除非政府事先同意采纳这些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否则拒绝进行合作。英国殖民大臣不肯接受这种办法，其理由是：“这样就会明显地同政府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有所抵触。”这两个市政机构还拒绝对一个控制销售易腐产品的方案予以合作，论据是民选机构理应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力；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是支持这个方案的。
1944年3月1日，一千八百名政府雇用的、主要在军事工程方面工作的工人和技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但在官方保证对他们本满的原因进行调查后，就在25日复了工。与此同时，在一家利马索尔的工厂举行罢工时，手榴弹扔到了好几个人的家里：在4月初，政府就准备召集一定数量的特别巡曾来协助正规警察维持秩序，然而特别巡警中的工会会员们却提出要求，认为特别巡警的人选应平均地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党。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报之以旷工。
同时，中产阶级政党中的意诺西斯分子也并不是保持缄默或无所作为的（例如，他们对1943年3月31日上院辩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批评就曾大加
谴责）。而当1944年7月21日政府宣布殖民部常务次官科斯莫·帕金森爵士即将访问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独立教会的代理大主教就试图说服民族党（中产阶级的意诺西斯分子们）、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要他们对于准备向帕金森递交的一份联合备忘录表示同意。帕金森刚到，他就接到了各政治组织打来的种种电报，要求在希腊解放后和它合并，要求立即废除所有“苛刻的”法律和政令，并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8月19日，约有七十五个人，其中包括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和工会领导人安德烈亚斯·齐阿尔蒂德斯，因分别在拉尔纳卡和尼科西亚未经批准即举行游行示威，而被处以罚款或具结保释。在22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金森告诉希腊文报纸的编辑们说：他并未受权以任何方式讨论塞浦路斯和英帝国分离的问题。于是，劳动人民进步党、工会委员会和店主联合会立即宣布在28日举行总罢工一天，作为“表达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日子”，并通知帕金森说：“他在塞浦路斯逗留期间，如果废除政府所施行的苛刻的法令的话。他们就愿意会见他。”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就离开了。没有同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工会代表见面。
12月，当英国在希腊的驻军为阻止共产党企图暴动而进行干涉时，塞尔瓦斯致电《工人日报》表示抗议，谴责英“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在尼科西亚贴了出来。以后文禁止了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掌权的两个市政机关向希腊救济基金分别捐送五百英镑的行动，因为市政机关法规定市政收入只能专用在市政的开支上，虽然英国当局承认，过去允许市政委员会为慈善事业作过几笔小的捐赠，无意之中也是违反过这个规定的。与此同时，希腊左右两翼的冲突，又使塞浦路斯中产阶级意诺西斯分子和劳动人民进步觉之向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1945年3月25日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政府批准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所有申请），在莱夫料尼料村，左右两翼政党间爆发了一场争吵。
它们中的一个（显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事先未作过申请，也没有获准，就举行了一次游行。根据一个官方文件的说法：一位塞浦路斯警官，由于害怕在各党派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对游行队伍进行了干涉，并曾多次要求解散队伍。然而示威者却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