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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陛下政府同你们站在一起，对造成这次暂时挫折的反对行动的不负责任的性质表示遗憾，而你们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塞浦路斯有着这样的领袖：他们准备挺身而出，把岛上的福利置于首位，摒弃卑鄙的阴谋或不顾现实形势的政策。《曼彻斯特卫报》在其社论中评论说（8月14日）：这些建议，本来会为塞浦路斯人在政治责任感上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经验，几个世纪以来岛上从未见识过的经验。同时，建议还提出了一个踏实的政纲，可由此朝着自治更迈进一步。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这就说明塞浦路斯政治中有着一种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空气。人们长期以来都受到没有出路的“意诺西斯”的支配。。以致一旦有真正前进的机会来到时，也会把它一脚踢开，因为它满足不了泛希腊主义口号的要求。
总督的声明一发表，左翼的工会联合会就立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集会，对“伦敦的所谓工党政府”表示抗议。
10月13日，一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就这次立宪问题提出抗议，并对后来于30日结束的阿米安佐斯罢工表示声援。与此同时，工会联合会又号召在建筑业中举行另一次罢工。当分裂出去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拒绝加入这次罢工时，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领导的罢工工人就开始炸毁正在建筑的房屋，并且朝他们的对手们扔手榴弹。11月17日，殖民部次官在下院声称：“自6月1日以来，已经发生过二十九起使用炸药的事件，还有七十四起殴打、伤害和纵火事件，据信这些都和敌对工会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有记录的案件中，有一百二十名原告是右翼的，还有九名是左翼的”。警察当局相信，刚从埃及撤到塞浦路斯来监听苏联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广播的一座美国电台——它的房屋正在建筑中——是这次破坏的特定目标。
10月17日，一个特派记者自尼科西亚报道说：
现在业己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左翼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而他们所执行的命令也只是莫斯科在本地区反西方活动的一个侧面。控制着太多数的以上会名义为掩护的那些政治组织的左翼，有足够的金钱，是能为长期的罢工提供经费的。据信，至少有些这样的款子是用金英镑的形式走私进来的，其来源在于贝鲁特的一个赤色支付站。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书记埃夫佐多斯。伊奥安尼泽斯为伦敦《工人日报》（1948年9月13日1949年2月24日）所撰写的文章，对于这样从冷战的角度来解释事态，表示支持。他肯定地说，塞浦路斯人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要通过示威和罢工的手段，既反对独裁的威胁，又反对把塞浦路斯变为“反苏的帝国主义基地”。他引用的事例有：建筑足以训练十万名士兵的兵营、改进港口、成队的英国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岛上着陆，以及修建美国的无线电监听站，等等。
作者还宣称：
“旨在结束帝国主义统治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使政府和塞浦路斯的右翼都十分惊慌，他们为了破坏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信誉，竟不惜雇用一批破坏分子去炸毁各种建筑物。为了同民族党人两个星期前举行的一个动员大会唱对台戏，劳动人民进步党于10月31日在尼科西亚举行游行未威，形成了其宣传鼓动的高潮。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参加，成百辆卡车载来了农村居民，还有一部分人举着“我们不要英国或美国在塞浦路斯的战争基地”的旗帜，步行了一百英里。利马索尔的市长发表了演说，还有人为希腊共产党叛乱领袖马尔科斯募果捐款。
11月11日，总督再次去伦敦同殖民大臣进行磋商。同时《泰晤土报》驻尼科西亚的记者驳斥了某些发向国外的报道，认为是严重地过甚其词。这些报道说塞浦路斯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保内乱险的保险率竟上涨了五倍。工党政，府大力争取塞浦路斯人的合作，以推行一项渐进地给予塞浦路斯自治、但不允许它脱离英帝国的纲领；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集会和游行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种种法律，是没有严格执行过的。但是这些法律白纸黑字保留在法典里面。现在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请求，伦敦英国政府同意又回到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的路上了。
11月10日，法马古斯塔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阿达曼托斯被罚款一百英镑，因为只授权他讲有关建筑工人罢工的问题，他却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另一工人领袖则由于未经批准即架设扩音器转播该市长的这篇闯祸的演说而被罚款五十英镑。
11月26日，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被监禁三个月，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三十一个成员也分别被判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为了要求举行普选，参加了利马索尔的未经批准的游行。共产党人抱怨说，由于要重新强调政府的威信，结果有一百二十六人被判短期监禁，还有几百个人被处罚款。据报道说，共产党的坚强核心的人数想来不超过三千至五千人，而政府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使这个核心的许多偶然追随者——估计有四万左右——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总书记菲菲斯·伊奥安努和工会领袖齐阿尔蒂德斯据说在冬季曾到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去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袖们进行过会晤。三年一次的市政选举规定应在1949年5月份举行。3月初，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份声明宣称：党的领导成员犯了严重的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订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
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五十英镑，罪名是门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
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六个月提高到五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四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一—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八席中的七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并始选举侧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一百七十人被捕。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十五个市政机关中的十一个，总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又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未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象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也会象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
到了1948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1948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45—1948 年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汽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七万五千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四百万到六百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太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
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四千七百六十六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二十万零两千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8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五百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正象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