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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重要领导人推动、多达十二个部委联合介入、公众响应激烈的中国足球反黑风暴已经到来了。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但百姓对中国足球的不满可谓久矣。中国足球虽然早已启动了职业化进程，但由于足球的市场体制发育远不完善，足协管理体制滞后，市场化管理制度缺失，出线足球、长官足球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中国足球水平越来越差，不仅世界杯折戟沉沙，国内联赛也乱象横生，假球、赌球、黑哨横行，这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硬伤。
去年的时候，民间曾掀起打击黑哨运动，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成为反黑英雄，但在有关部门的庇护下，大事化小，最后无疾而终，只留下一个龚建平成为替罪羊，使人们对足球反黑更加悲观。
但这一次足球扫赌与去年又有所不同，因为范无病的愤怒攻击，以及提供的大量证据，让高层领导们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对于范无病自然是无法抱怨的。范总平时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也是大大的，几乎是有求必应的财神，那么自然就是要迁怒于那些影响了范总心情的人了，因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方式，是这次反赌球运动排除阻力、取得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根据经验，这种运动式、突击式的反黑运动，往往能查出一些大案，揪出一些牵涉其中的足球人士，但由于各方利益错综复杂，核心人物上下运动。待风头一过，监管放松，往往能死灰复燃。
这些年来，民间一直呼吁司法介入中国足球，但在中国体育这个封闭环境内，司法介入成为一个大难题。
在以往的反黑事件中，足协主导了反黑进程，但足协与中国足球渊源太深，掌握了最核心的足球资源，甚至有些足协官员介入了非法足球活动中。
如果彻底反黑，就要反到自己头上，所以打击黑哨、假球的努力，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管理部门甚至成为黑哨裁判的保护伞。
所以，这次反赌球运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公安司法机关先后介入，独立办案，并使足协成为被调查对象。
但是民间也有担忧，司法能介入到什么程度？独立办案可独立到什么地步？追查人物敢追查到什么级别？这显然又取决于领导者的决心和恒心，避免不了短期化、人治化的弊病。
要知道，长期以来，竞技体育一直保持着封闭的小环境，司法介入有很大难度。所以，最近一个阶段以来，广大媒体也纷纷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在足球界之外，成立专门的足球反黑机构，建立长效的反黑机制。比如，给予媒体报道以最大的自由度，以促进案件审理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
据知情者称，赌球网络共分成三极，分别是庄家、上线和参与赌球者，庄家控制上线，上线接受参与者的下注，并担负庄家与参与者的沟通。就是这种参与者对某场比赛输、赢、平的下注行为，却给足球事业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为与一般赌博不同，赌球牵涉到众多看球者以及球员、竞赛组织者。危害程度也常超乎人们的想像。
众所周知，足球号称世界第一运动，影响力大，在许多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人们欣赏着足球因悬念而产生的快乐时，赌球者通过买球而操纵比赛，对人们的欣赏心理来说，是一种无情亵渎。
而从产业角度说，当下的中国足球，还是一个十足的烧钱项目，投入产出严重失衡，回报甚微。在赌球风潮的渗透下，俱乐部对球队的控制都将成问题，而黑金赌球的冲击，令足球负面形象强化，广告效应也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谁还会投资这个只花钱不赚钱的游戏？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此次扫黑打击的重点是有俱乐部总经理、有教练、有球员、有裁判，当然也有官员、甚至还有演艺界人士及官宦子弟。
可以想像，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要把这些人抓起来，一两百人也挡不住，这会是什么局面？有点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当时赌球成风，警方重拳出击，两百多人被抓，导致大马联赛不得不休克一年，但换来的是大马足球的一度新生。
不过中国足球已经衰到极点了，真该出手了，可以想象，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
第一千一百二十章 疯狂的MBO
虽然说范无病在多方运作。未雨绸缪，为老爹的地位稳固操心不已，但是老爹范亨自己却没有将这个当成一回事儿。
在范亨看来，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确实也不少了，在儿子的帮助下，无论是建设磐石也好，发展江南省经济也好，还是进入国务院之后所做的这一系列努力，对于国企在几个大项目上的突破，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即便是自己露面不多，多半时间都居于幕后操作，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之上，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了，自己倒是也没有一定就要争权夺利的雄心。
反倒是这几年当中的高层生涯，让范亨感到有些疲惫，毕竟要处理这么多事情，同时还要面对一群随时会跟你耍滑头的下属们斗智斗勇，确实是比较费神儿。
即使是在这一次产权变更的改制活动中，也有不少让人心烦的事情。
在这场产权运动中，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冒险。是与非、合法与非法往往没有清晰的界线，企业家的命运突然变得无比的凶险和莫测起来。
就在这年，中国乳业的两个传奇人物都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展开了产权上的探索，而其命运的差异让人在多年后仍然感到唏嘘不已。
这两个人当中，一个是伊利的郑俊怀，一个就是蒙牛的牛根生。
一九八三年的时候，伊利只是呼和浩特市政府属下一个年利税不到五万元的回民食品厂。在郑俊怀的经营下，伊利抓住了中国纯奶市场的发展机遇，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到一九九六年，伊利成为内蒙古最早上市的企业之一，今年的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四十亿元。
早在一九九九年，郑俊怀就试图进行产权改革，在直接谋求产权清晰化不可能的前提下，他跟当时的很多人一样选择了曲线MBO的道路。
他和伊利的二十多名主管出资成立了一家华世商贸公司，相继收购了一些国有企业所持的伊利法人股。
由于郑俊怀团队并没有太多的现金，因此在收购中便采取了灰色的做法，有一次，郑俊怀将伊利公司的一百五十万元资金辗转至华世公司，用这笔钱去购买伊利法人股，不久后，又将这笔钱悄悄归还。
还有一次，为了一笔一千五百万元的伊利股份，他授意一家与伊利有密切业务往来的牛奶场向银行贷款，供华世购买伊利的股票，然后，华世又以所购法人股做质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归还给牛奶场，随后牛奶场将此款归还银行。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做法几乎在当年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MBO方式。
郑俊怀的做法看上去非常顺利，并似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
到今年，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所持有的国家股全部划拨到市财政局名下，并将其中的五百万股有偿转让给郑俊怀团队投资的公司。
此时，华世商贸已经改名为启元投资，后者一跃成为伊利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就当郑俊怀试图曲线获取伊利的同时，他的一个老部下牛根生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比郑俊怀小四岁的牛根生曾跟郑俊怀一起打拼天下，他是一个苦孩子，出生一个月就被贫困之极的父母以五十元的价钱卖给了别人，他从小随养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后来进回民食品厂当了一名洗瓶工，靠苦干升到车间主任，一九九二年得到了郑俊怀的赏识，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
牛根生做市场有特别的狠劲，而且很会体恤人心。
此人读书不多，却天生懂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
有一年，郑俊怀发奖金让他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他一转身就把这笔钱分拆成几辆低档车分给了部下。
由于他分管伊利的市场营销与广告宣传，因此在媒体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识郑。
一九九八年，郑俊怀和牛根生的关系急速恶化，牛根生突然被免职，理由是没有理由。
第二年，牛根生就带着几个旧部筹集了一千万元资金创办蒙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居民区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一共只有五十多平方米，月租金二百多。
蒙牛成立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是第一千一百多位。但是，牛根生有的是多年来在市场经营中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
当时，国内牛奶包装主要采用“利乐砖”和“巴氏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供应商利乐公司在中国推广“利乐枕”，并愿意免费向牛奶工厂提供生产设备，伊利等大企业都不愿冒险，唯有没钱买生产线的牛根生敢于一试，不料想竟大获成功。
到去年的年底，蒙牛销售收入已突破七亿元，成为国内第四大乳制品企业。
今年，几乎跟郑俊怀搞曲线MBO的同一时间，牛根生也进行了股权上的创新。
六月份，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三家国际机构宣布投资六千万美元入股蒙牛。三家投资商在投资的同时，还提出一个苛刻的对赌协议：未来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盈利复合增长率低于百分之五十，以牛根生为首的管理层要向三家外资股东赔上七千八百三十万股股票。或者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如果管理层可以完成上述指标，三家外资股东会将七千八百万股股票赠予牛根生团队。
牛根生此时对于这笔钱非常渴望，再度冒险签字，接受了这个赌约。
关于伊利和蒙牛的股权改革，虽然说众议沸腾，但是其中的内幕大家并不大了解，但是通过表面上的一些行为来看，显然牛根生的做法显得更加高明一些。
实际上，蒙牛的这种对赌做法，应该就是属于股权激励范畴之内的，只要你管理层有本事，投资方就愿意下大本钱奖励你，让你也成为股东，假如你没有这个本事，那么你就卷铺盖走人吧，只要我有钱，管理层哪里雇佣不到？
而伊利的做法显然就很有问题，偷偷摸摸地通过一些灰色的手段来达到管理层持股的手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之后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郑俊怀和牛根生两人的命运在此处走上了不同方向。
两年之后，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曲线MBO的做法原本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郑俊怀有口难辩。在法庭之上。郑俊怀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管理层持股的来源问题，至今不明白他的行为已经犯法。
最终，郑俊怀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而牛根生则成了一个幸运儿，他跟他的管理层赌赢了。
就在郑俊怀被举报的同一个月，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十三亿多港元，牛根生以一点三五亿美元的身价进入当年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即使是看到了问题的人，也都隐忍不发。因为在大规模改制的前提下，讨论这些事情是不理智的，而这些事情尤其是灰色曲线MBO的行为，实际上都会成为某些人所掌握的把柄，在需要的时候从这些富豪们的背后狠狠地插上一刀，断送了他们的前途。
范无病在跟父亲范亨讨论的时候，就表示道，“实质而言，MBO是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也因为这一点，对于具有垄断性和资源性的行业，如电信、能源、交通等企业，并不适用MBO，因为这些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着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命脉，不可能将其置于少数人的掌控制之下。”
接着范无病又说道，“相对而言，竞争性行业更适于MBO的应用，因为其经营者与所有者合一的特性令代理成本降低、市场反应与决策速度加快，进而令企业更易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大调整，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就包括为相关企业的MBO提供可操作空间。当然了，即便是MBO，也是要在合法的阳光下进行的，如果是搞私下的手段，在全体员工不知情的前提下来操作，那就是毋庸置疑的侵吞国有资产了。”
“你的意思是说，蒙牛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伊利的MBO很有问题？”范亨问道。
范无病点头回应道，“这个很自然，我觉得，你应该特别关注一下伊利的问题。虽然这是企业的行为同中央的政策有背离，但是作为负责了这件事情两年多的最高领导，你总不能留下这么一个话柄，使得以后有人可以借此来攻击你吧？”
范亨听了之后仔细地想了想。觉得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儿，即便有些人不用来攻击自己，也有可能借此来攻击朱老板这个大管家的，因此范亨决定过问此事，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同时，国企改制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腐败现象，也是需要及时得到纠正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章 可怜的必然性
有的时候，问题的出现的责任不在于中央政府。也不在于企业，而在于居中的地方政府。
或者有人说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企业的事情，跟地方政府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却正是如此，因为地方政府是要追求政绩的，在全面推动企业改制的时候，如果伊利这么大的企业不有所行动的话，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所关心的除了政绩之外，其他的都在其次了，因此伊利改制如何改，是否存在什么黑幕或者猫腻，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伊利不改制，那么就是地方政府的工作有缺失，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伊利股份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红旗奶牛厂，一九八四年改名回民奶食品加工厂，一九九二年股份改制，一九九五年九月发行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公众股并于一九九六年上市。
郑俊怀历任厂长、总厂厂长、股份公司董事长、总裁。
和绝大多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一样，伊利股份能从一个内蒙古的奶品加工厂发展成中国奶业无可争议的老大，郑俊怀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没有郑俊怀就没有伊利股份。
而伊利股份一直就是绩优股的代表。
以目前的季报表明。伊利上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四十五亿元，毛利润是二点五亿。伊利股份总股本是三点九亿，单股业绩已经达到六毛四，更为可贵的是，这样的业绩是在股本连续多次的转送和增配高速扩张之下达到的，现在伊利的流通股是两亿五千万股，较上市之初扩张了将近十五倍。
伊利股份不但是个绩优股，而且还是一个能给投资者带来扎实回报的蓝筹股。
打开伊利股份的F10，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伊利股份上市之后，伊股就没有停止过现金分红，即使在十送十的方案实施的同时也是如此。
虽然伊利上市之后通过配股和增发再融资的资金量不是一个小数，但是坚持每年给投资者现金分红的举动在上市中可以称绝无仅有，而且现金分红的数额累计相加也不是一个小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