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雨。打死3头水牛，许多猪和鸡。受到越共扰乱射击。
2月13日：二连与越共交火。血迹表明越共有伤亡（可能有伤亡，因为我们未见到敌人）。河附近发现几张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带毒。
2月18日：在2公顷红薯地里喷洒了除草剂，毁了木薯。
2月21日：9点10分遭伏击。阵亡1人，负伤1人。16点10分，阵亡1人。越共伤亡1人（未经证实）。捣毁房屋2所。
2月18日，我们袭击了一所被遗弃的山民村庄。山民早已望风而逃，只剩下一名体弱不能动的老太太。我们用龙森和“齐波”牌打火机点着火，烧毁了茅草房。南越军挥舞刺刀砍倒了田里的玉米、洋葱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们带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后来，破坏的手段就比较先进了。直升机给我们投下几桶55加仑一桶的除草剂，即“橙剂”的先导。我们从桶里把2。5加仑灌到“哈得逊”牌手泵喷雾器里。喷雾器的模样像个灭火器。喷洒几分钟后，植物即开始变黄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房屋和毁坏庄稼呢？胡志明说过，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击队可畅游其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鱼与同在一起游的越共区别开来。我们想通过使整个海洋都无法生存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照战争的残酷逻辑，打死敌人和把他饿死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可怜的山民，他们被夹在中间，庄稼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饭。这就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游荡的山民住在阿寿这样的基地附近靠救济活命了。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他们依赖南越政府来赢得他们的心。我敢肯定，这些山民宁愿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南越军、越共或者是美国人。
无论毁坏家园和庄稼之举在今天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出版物上读起来是多么残酷，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从。对当时所做的事，我丝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风口浪尖上反叛乱。把农民的庄稼砍倒，越共就没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持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做靠山，他们在全球自由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笔记本上写着：“雨转晴。海军陆战队H…34直升机后送阵亡者2人，负伤者1人。约12时35分越共实施扰乱射击。”这寥寥数语下其实掩盖着一块丑陋的疮疤。因前一天我们有伤亡，次日我们便给营地发电报，请求把伤亡人员撤回。我们爬到一块平坦的高地，好让直升机能迅速接近、着陆并离开。我们建立了环形防御圈，以便直升机在地面时对其进行掩护。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出现了。一架在空中盘旋，另一架降到环形防御圈内。我们将伤亡人员抬上直升机，然后示意飞行员起飞。只见在机舱口架设的一挺M…60式机枪后面蹲着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没穿衬衣，只着一件防弹背心，裸露的双臂上文着花纹。
直升机离开地面时，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开始朝它射击。飞行员开足马力，想把直升机垂直升起来。防御圈上的南越军士兵此时朝丛林中还击。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时，已被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海军陆战队的那名年轻机枪手看到环形防御圈上的枪口火焰，误以为发现了越共，于是便对着防御圈射击。当两架直升机的声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后，便传来喊声和惨叫声。我赶紧奔过去看。一名士兵紧抓着右手蜷曲在地上，有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腕，那只手与手臂只连着一点皮了。另有两个人倒在地上已经死了。越军士兵又伤心又震惊的看着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一名军士问道，“为什么开枪打我们？”我无言以对。说战争是地狱吗？说倒霉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阵子我已慢慢地但又是稳步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不再仅仅是个跟随着看他们每天与死神打交道的观光客了，这个血铸的大错一下子破坏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在漫长而孤独的夜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伤亡之后最难熬的一夜，我怎么也从脑海中抹不去越南士兵们脸上那一副副遭受背叛和出卖的表情。
我们几乎天天遭伏击，一般都发生在上午我们刚刚出发后不久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劫的是尖兵班。我们让各连轮换担任尖兵，使大家遭到射杀的机会均等。我反复劝说武上尉，至少要尖兵穿上防弹背心。“防弹”一词并不很确切。其实背心是由好几层密密实实的尼龙布制成的，不过保护性能良好。武上尉挑剔地说，越南人身材矮小，背心太沉，在丛林里人浑身是汗，穿着很不舒服。可我还是不断地跟他缠磨不休。当我们又一次站在他手下一名中弹后痛苦地扭动着身子的士兵身旁时，我终于说服他让尖兵班穿上防弹背心。
我们出来快两个月了，我见过自己的部下受伤，见过他们死亡，可是还没有见过敌人的面。每次交火后，我们都朝枪弹射来的方向追击越共，对着看不见的敌人猛打一通。有时发现血迹，我会尽职尽责地写进笔记本里，“越共伤亡未经证实”。一天，我们又遭伏击后，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南越士兵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我所说的本宁综合征出现了。不要光站在那儿，赶紧动啊！我回头喊了一声“跟我来！”便循着一条血迹冲进丛林。突然间，我意识到往前冲的只有我一个，根本没人响应。
“上尉，回来！”士兵们喊道。要是把他的美国顾问丢了，可能会成为武公孝的奇耻大辱。士兵们提醒我说，我跟踪的也许是猪血留下的痕迹，是越共耍的花招。我折返回来，但一想到遭伏击，一想到天天有人被幽灵般的敌人杀死，就叫人恼火得受不了。他们打了就跑，跑完又打，似乎可以不受惩罚。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对抗，从来不给我们还击的机会。我常常怀疑我的做法是否有效。当地的农民不是同情越共，就是害怕他们而不敢告发，我们怎样同混杂在这样的农民中的敌人作战呢？我们以什么来衡量胜利呢？这里没有前线，没有土地的得与失，只有沿着羊肠小路的艰难跋涉，无穷无尽的流血的跋涉。
3月18日，雨暂时停下来，天也放晴了。我们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突然开起火来。我听到纵队前头有还击的枪声。和往常一样，枪声又是戛然而止。不过这次没听到我方伤亡人员的惨叫和呻吟，反而有高兴的笑声。几名南越士兵走过来，示意我到前面去，纵队前头站着一名神经质地格格笑的列兵。他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背上击进去一个坑，一粒被挤扁了的子弹头还在厚厚的尼龙层里嵌着呢。从他说的几个英语词里，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尖兵，给队伍开路的。射击开始时，他站起来回身向班里其他人示意敌人的位置。正在此时，他背上中了一弹。要不是防弹背心，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打死。我把子弹抠出来给那个越南兵看。他用手摆弄着那颗子弹头，惊喜不已。他们对我的信任又回升了，我成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这时唯一的问题反倒是，下次投送补给品时我无法弄到那么多的防弹背心，让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接近3月底时我们的任务有所变化。我们要到一个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处新基地。小良在阿寿山谷东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我让人空运进一条链锯，这可让越南人开了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此之前，他们伐树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药。一天，营房盖起来后，我不断听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枪射击声。循声走近前去，我看到两个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给M…I卡宾枪一弹夹一弹夹地装子弹，装完再把一弹夹一弹夹的子弹射进一棵树里。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他们解释说，炸药太宝贵了，他们想把树射倒。这种时刻是最能考验顾问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军的习惯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们一顿，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向武上尉提及枪弹每发价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后眼睛一亮，接着发表了一个意见说，树应当伐倒，而不是用枪射倒，以后部队不许这么浪费子弹。我当即表示赞同。有句格言说，假如你不在乎功劳记在谁头上，你将取得无穷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欢这句格言。
一天，补给直升机运送给养时，同时送来一名体格健壮的金发炮兵军官，阿尔顿·J·希克中尉。希克的到来是件喜事，因为他将担任营助理顾问，而且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也添了一个可以聊天的美国人。他话不多，谨言慎行，但却是个地道的军人，踏实而可靠。
南越军队在小良构筑工事时，顺便用椰木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盖了一个舒适的掩体。阿特伍德中士替换了辛克上士。到这时，我已和武上尉相处甚佳。他一断定我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美国人，便和我亲近起来。我的越语虽然有限，他的英语却能达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们从未谈到过有关战争的政治见解。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给我看他妻子和5个孩子的照片，不一会儿我就了解了他对各个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对美国甚为好奇。当我给他解释州际公路系统和快餐业这些奇迹般的事情时，他总是惊呼：“真的吗？真的吗？”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线，我已不再是需要娇养保护的累赘，已经被他和他的部下所接受。他告诉我，士兵们知道我新婚燕尔而且要做父亲了，在人生中这种时候居然还远离家乡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这使他们深受感动。
不幸的是，小良基地完工不久，武上尉就接到调动命令。他的后任是谦上尉。此人个头高大，粗暴蛮横，一点不像个越南人。对武上尉的离去我深以为憾。他不仅是位朋友，还是位能干的指挥官，受到部下的爱戴。预感告诉我，这两条谦一条也不沾边。武公孝走了，一别就是30年，但后来我们还是见面了。
暂时离开火线是件好事。我带着一台袖珍调频收音机，晚上可以收听远方的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的广播。星期六晚上，电台播放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当时M·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很走红。这支歌的旋律很让越南人喜欢。他们请我把词译出来。我给他们讲述了得克萨斯西部一个牛仔与一位墨西哥姑娘相爱的伤感故事。牛仔到一家酒吧去喝酒，酒吧里一位常客嘲笑他与墨西哥人相爱，于是牛仔开枪把侮辱他的家伙打死了。当一队警察追踪并打死主人公时，我们听到响起悲惨的叠句：“我感到子弹深深钻入我的肋下。呼唤不知来自何方，那是我的菲丽娜，请接受我轻轻的一个吻吧，再见吧，菲丽娜！”歌词的每一句后面都以“啊”音结尾，越南人很喜爱。不多一会儿，我就领他们唱起了《埃尔·帕索》。
有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充当了我与我所离开的世界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人。每隔两周，当他的直升机要来时，我期待他的心情好似等待心上人一般。他给我带来最新一批平装小说，“塞勒姆”牌香烟和我的邮件——我正盼着阿尔玛来信告诉我说我已当上父亲了。我从没能真正和这位陆战队飞行员交谈过，因为他总是高高坐在货舱上面的驾驶舱内，发动机开足马力，随时准备紧急撤离。我常常是站在轮胎上，他探出身子来，我们相互之间扯开嗓门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喊着说几句话。他是个大块头，人很坦率，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宽心的微笑，那意思是说，一旦你们这帮家伙遇到麻烦，放心吧，我会把你们接出去的。对于我们几个在异国荒野上游荡的美国孤魂来说，他象征着家。我对他和他的直升机那份依恋之情，犹如一个在水中绝望的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不放一样。
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苦，我倒觉得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虽然看上去人消瘦些，但身体状况极佳。在阿寿山谷蒸汽浴般的闷热天气中，我减掉了在德国喝啤酒及在德文斯堡吃奶酪长的25磅赘肉和脂肪。你要是一日三餐都吃米，一周吃上21次，米饭也就开始对你的口味了。起初，那些黏糊糊的一团团东西确曾让我望而却步，过了些日子，我倒喜欢上各种米食了。我们的食谱模式固定。补充给养后头几天，菜谱令人胃口大开，有新鲜蔬菜和鲜肉活鸡吃。家畜宰杀后，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然后储存在里面还残存有考斯莫林枪油味的弹药箱里，尽管箱子上面印有“切勿用作食物容器”的警告字样。过不多久，考斯莫林枪油烧猪肉便美味无比。这种吃法要么造就了我今日这副好身体，要么已经在体内某个部位潜伏下了什么隐患，总有一天会将我毁灭。几天后，肉就吃光了，接着青菜也被吃光了。给养再次到来前几天，我们只能靠大米过日子。如果大米也没了，仗就不打了。越南人几乎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有米。没有米，他们一步也不肯走。米养育着东方人的肉体和灵魂。米袋子快见底时，我就开始局促不安地观察地形，想找一块能供我们的陆战队救星着陆的区域，好让它给我们投送下一批给养。
我解闷的方式只有写信和看小说，凡是看过的书我都记在笔记本上，如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麦卡勒斯的《心灵孤独的猎手》，赫西的《买小孩者》，斯特格纳的《流星》，瑞安的《最长的一天》，还有足能堆满五六家汽车旅馆办公室书架的末流侦探小说。
3月份，我暂时告别基地和巡逻任务，被召到广治的团部去了。去那里一是汇报二营的进展情况，二是学习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在五角大楼搞出来的最新战略。去广治算不上什么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贡，但这意味着能重温美国人的音容笑貌，暂时不挨枪子儿。我在广治的美国上司是乔治·B·普赖斯少校，他是南越军第三团的顾问。此人胆大无畏，声若洪钟，颇为自信。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运动员气质，能言善侃，他的嘴从来就不闲着。按照陆军的说法，他是个“火箭式人物”，即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军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显然是遗传得来的。他妹妹就是歌剧明星L·普赖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普赖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师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于个人奋斗，退休时是准将军衔。对年轻的黑人军官，他总是慨然提携。
这次去团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楼的最新理论，即“油滴扩散”理论。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个村庄，就会使周围的村庄产生安全感，使稳定像一块良性油滴一样慢慢扩散到受越共威胁的区域。在广治那几天里，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非这些时髦战略，而是G·普赖斯带我去军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国早餐——煮鸡蛋、腊肉、烤饼、麦片粥。不过，此时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国籍，这顿丰盛的美国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计算两个日子何时到来，一个是我哪一天当父亲，另一个是哪一天回家。阿尔玛和我相互为祝贺圣诞节录的录音带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于是我还是选用传统的写信方式。阿尔玛觉得我的烦恼已够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没有提及国内的种族形势。有一份黑人周刊《匹兹堡信使》曾将伯明翰称之为“美国最糟糕的大城市”。这一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