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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着等待，差不多都能听到紧张的神经在迸裂的声音。几分钟后，艾布拉姆斯将军大踏步地走进来，我们赶紧起身立正。格蒂斯将军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后面。他俩虽是老朋友，但格蒂斯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我之前汇报的人都是中校。最后，格蒂斯站起来说：“下面由鲍威尔少校汇报。”为了做好汇报准备，我又拿出了在本宁堡教官培训班所学的一套本领，并发挥了在利文沃思堡上学时考试前死记硬背的技巧。我介绍美喀师的情况时，一个营一个营地说明各个单位所在位置，战备状态，目前正在实施何种行动，进而预测了未来几周的情况。我没用讲稿，全凭脑子里所记的材料讲。
汇报完毕，我转向艾布拉姆斯将军问道：“长官，还有问题吗？”他哼了一声。我辨不出这哼声算长还是短，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听完汇报，他起身走出去了，格蒂斯紧跟在他后面。
几分钟后，送艾布拉姆斯的格蒂斯回来了，我们当时正在房外转悠，等着听消息呢。格蒂斯满脸堆着笑。“艾贝很高兴。”他说。
“是吗？长官，”我问道，“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举个例子说吧，他问那个年轻的少校是谁。”格蒂斯边说边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
再说伯明翰。1968年11月22日早晨，那是个星期天，阿尔玛在父母家过夜后回到她与姐姐合住的房子。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通知，说有她一份电报，可以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办事处去取。阿尔玛打电话询问情况，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拒绝在电话上透露电报内容。她又返回父母家去接她父亲，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然后才进城去看电报的内容。电报是从陆军部发来的，通知她丈夫C·L·鲍威尔少校，序号083771，遇上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给他写信可寄至电文中说明的越南某基地医院。仅此而已。除了说是轻伤之外，其他情况只字未提。
一周前，即11月16日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乘格蒂斯将军的UH…1H直升机朝广义西边飞去。这架飞机是师里最好的一架直升机，空中飞行记录只有90小时。那天阳光明媚，将军的心情很愉快。我仔细打量，他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身穿丛林作训服，头戴软帽，脚上一双帆布加皮革的靴子，身材矮胖，和蔼可亲，宽阔的脸上总是荡漾着微笑。他有理由感觉良好。在这场猫与鼠的战争中，虽难得有什么决定性推进，但他这个命运不济的美喀师却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前一天，第十一步兵旅发现了29个北越陆军基地，包括一个司令部和一个训练营地，另外还缴获了敌人贮藏的大批武器和文件。该旅的一个营长奉命在丛林中开辟一块着陆场地，我们现正在向那个地方飞去。格蒂斯将军想亲眼看一看那个营的战利品。
我们紧贴着陡峭的山坡飞行。我突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是否超载了，飞机上有师长这位两星将军，师参谋长J·特雷德韦尔（荣誉勋章获得者），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上尉，我——师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还有4名机组人员。早些时候我曾想过，如果让那些有开保险柜锁般的敏锐触觉，并具有操作像鞋拔子一样小的直升机的经验的19岁年轻人驾驶小型轻装直升机，这次着陆或许会更容易些。将军的驾驶员一级准尉J·D·汉南也是位有经验的飞行员，这是他的将军，他的直升机，他的着陆任务，因此，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了用发烟手榴弹标志的在茂密的林子里开辟出来的着陆场，便朝该处飞去。驾驶员开始进场，意识到进场速度太快后又拉起来重新进入。第二次进入着陆区时，他先在空中旋停，而后开始下降高度。我们降到低于树梢时，砍掉的树枝和树叶被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因为坐在外侧，我清楚地看出周围有多大空隙，桨叶末端以外仅有约2英尺的空。我刚要喊“复飞！”可惜太晚了。眼看着驾驶员在与树形成的反气流奋力搏击，情况十分危险。随后便是啪的一声！在大约3层楼高的地方，旋翼碰在树干上。一分钟前我们还在飞，一分钟后则成了静负重，主旋翼叶片顷刻之间从每分钟324转降到了零，直升机像突然断了钢缆的电梯一样往下坠落。我本能地采用了坠机时的标准姿势：低头，双臂抱膝。听着发动机绝望地嘎嘎响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摔到地上。
根据标准程序的要求，要在飞机起火前尽快离开。我解开安全带便跳出舱门。跑在我前面的是直升机的射手，一等兵B·派尔。我们没跑多远就意识到其他人还在机上，一个也没动。派尔跑回去把驾驶舱的门撬开。我又爬回机舱里，这才头一次感到踝关节疼痛。发动机仍嘎嘎地使劲响着，开始往舱内灌烟。我发觉格蒂斯将军几乎没什么知觉了，肩膀的角度很怪，可能是断了。我想法给他松开坐椅安全带，把他拖到树林里。这时，当我们回去找其他遇难者时，地面上几名士兵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找到了特雷德韦尔并设法把他拖到安全处。接着我又爬进飞机，一等兵派尔奋力将驾驶员救出，我听到驾驶员在痛苦地呻吟。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倒在坐位上，头被夹在电台和发动机之间。发动机像砸蛋壳一样砸穿了机身。图梅尔逊浑身是血，看不出一丝生气。我以为他肯定是死了，就用力推开已被摔离了原位的电台，想把他拉出来。就在这时，他发出呻吟声。我这才注意到，发动机把他的钢盔砸了个坑，多亏钢盔护着头，才保住了他的命。我把他拖进树林中，与其他人安置在一起。最后，所有人都被救了出来。伤势最重的是驾驶员，他的脊椎骨断了。
每当一位司令官的直升机摔下去，其他飞机就会不知从哪儿都飞过来。我抬头一望，一大群直升机在着陆区上空盘旋，可这个着陆区小得容不下一架飞机安全降落。最后，它们都闪开，给一架撤运伤员的医疗专用直升机让路。我们被一个个地用绞盘起吊到飞机上，无依无靠地在微风中东摇西摆着，不清楚那一双双观看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否全是善意的目光。
回来后经朱莱基地医院检查，我除了擦伤和淤肿外，X光检查还发现我踝关节骨折。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会把我撤离越南。陆军医院规定，由于我们战区环境潮湿，不利于创伤愈合，凡是骨折者均需送往日本。然而，我们师可不想只因为我骨头裂了点缝儿就失掉新找到的G…3。医生给我打上石膏后，我一瘸一拐地尽量自己行走。我可不像我的司令官那样因受伤而感到恼火。格蒂斯将军已经计划去夏威夷与妻子一起休假。他对我抱怨道：“他妈的，科林，一个男人胳膊挎在悬带里怎么去做女人想叫他做的事呢？”
我脚上的石膏刚过一周就开始碎裂。我换上一条急救绷带，然后照样工作。医生警告说我是在犯傻，不过我的踝关节过了约7年的时间还是痊愈了，只是在踩到脚后跟上那个硬块角度不对时会感觉如同上电刑一样疼。幸运的是，现在它倒没给我找什么麻烦。
我即将在越南度过第二个圣诞节。节日期间，朱莱散发着一股败臭气味。希克瑞农场邮购公司从国内运来的礼物熏香肠和火腿是当时最风行的圣诞礼物，开始也的确大受欢迎，可后来多得连收发室都盛不下了。临时搭建的房屋盛满了，甚至官兵宿舍里也盛满了，我们几乎要被熏制食品的气味熏得喘不过气来。从此以后，我再也吃不下熏制食品了。
圣诞节前夜，我和朋友们去看B·霍普和他带来慰问部队的演出团表演。他们之中有美貌超群的安…玛格丽特、L·布朗和他的声望乐队、职业橄榄球明星R·格里尔以及世界小姐P·普卢默。这样才像那么回事儿，像我们记忆中新闻短片里看到的战争模样。后来，我们回到军官俱乐部去听一支菲律宾摇滚乐队演唱。我尤其记得他们演唱的P·克莱因最走红的《我摔成碎片》那支歌。歌词到了他们嘴里别有魅力。此外，我们还喝了不少酒。喝得最多的是直升机驾驶员，尤其是第二天有飞行任务的驾驶员。他们很多人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越南执行任务。他们的伤亡率很高，冒险程度又当属卫生勤务部队的撤运伤员机组为最大，即我刚刚乘过的那种直升机。要把伤员接上来，他们就不得不在敌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情况下空中旋停，而后慢慢地盘旋而下。他们动作快1分钟就意味着挽救更多的人的性命。对于他们的勇敢，我们无比敬仰。而他们则以黑色幽默式的宿命论来面对自己的命运，将飞机冒着火掉下去的驾驶员同行称为“脆皮牛”。
我作为担任师G…3的唯一少校这一殊荣不可避免地结束了。G·劳伦斯中校已完成他6个月中队长的任期，到师部担任格蒂斯答应给他的G…3职位。格蒂斯对我说，他知道这种局面很尴尬，因为在我任G…3期间，偶尔曾迫不得已对劳伦斯发号施令，不过，他仍希望我能留下给劳伦斯当副手。我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把手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劳伦斯成了我的又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到1969年1月为止，我在越南的服役期限就度过一半了，因此，我开始考虑下一步干什么。我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我曾被批准列入陆军研究生培养计划。下一步要闯的难关是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想法搞到了一本应考指南。因为朱莱没什么娱乐活动，我就把晚上时间都用来啃这本书。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六早晨，有架轻装直升机送一批短期服役者去岘港等待回国。我挤上这架飞机到了岘港，来到一间用瓦楞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屋内，在那里和一群看上去并不像会成为学者的人一起参加了考试。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我考得很好。于是，我申请进入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该大学就坐落在五角大楼外的波托马克河对面，可以说已成了华盛顿军事人员的进修学校。许多军官拿的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这样似乎比较对口。不过，大约就在这时候，陆军鼓励军官学习现代管理专业，以便使军官们为进入计算机时代做好准备。因此，我向该大学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提出了申请，目的是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这个学位还有另一种吸引力。当时我在军队已呆了10年多，估计到我的军事生涯结束时，作为一名工商管理学硕士会比一名西欧政治制度方面的专家在市场上机会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陆军包机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的希克汉姆机场，即檀香山国际机场划归军用的那一边。休假，上帝赐给的休假啊！我走下飞机，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家人。这一切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库拉尼饭店预定了房间，给阿尔玛及孩子们买了机票，还租了一辆车等候。顺走廊进入机场大楼时，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属探身翘首，极力在寻找熟悉的面孔。接着，我听到一串美妙无比的尖声呼唤：“爸爸！爸爸！爸爸！”小迈克这时已快6岁了，正拼命朝我冲过来。3岁的琳达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他俩每人抱住我一条腿，死也不松手。他们的小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那种感觉是我感受过的最快乐的一种感觉。
接下去几天我们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事。我们去了海滩，我试图教迈克冲浪（好像我会似的）。我们参观了《夏威夷》这部片子拍摄的村庄，去了动物园，看了海豚表演，还去看了间歇泉的喷口。不定在什么时间，太平洋那蔚蓝色的海水便会穿过岩石从该处喷涌而出。我和阿尔玛只单独出去了一个晚上。我们设法找了个人临时照管孩子，然后去参加在鲁西堡举行的夏威夷宴会。在国际市场，我们听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给每个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过《小泡泡》。之后好几周内，这支曲子一直回响在我脑海中（“小泡泡，在酒里，小泡泡让你真惬意……”）。
假期终于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若无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们在家里一样。然后，我和阿尔玛走出房间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纵有万里之遥，可一上飞机也就到了。我没有谈过去6个月的事，阿尔玛也没问。通常职业军人与妻子之间都是这样。感谢上帝，阿尔玛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样属于军队的军人妻子，喜欢谈军队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谁提前晋升了，谁未被提升，谁得到了好差事，谁又升到顶再也上不去了。阿尔玛从不为这种职业政治瞎操心。她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抚育孩子，让我高兴，并且在我们所服过役的所有兵营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里，我们谈的话题是孩子。我第一次从越南回国时，迈克过了好长时间才熟悉我。接着，4年之后，我又不住在家了。我们在夏威夷仅共同度过了几天的时光，而我又将离去。我不愿意在孩子们心目中成为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那种父亲，因此期望阿尔玛能起到超出一般母亲的稳定家庭的作用。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方面她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出色。
午夜时分，陆军一辆轿车停在饭店门外，我短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营的办公室里，突然得到通知，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监察主任派人来找我。在陆军里，接到这种消息，不亚于听到国内税务局的人要来查你的账。调查员口风甚紧，态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来访的目的，问及我的姓名、军衔、职位及在师里的职责时，还用一台老式开盘式录音机录了下来。他具体什么也不解释，只是一股劲儿地以了解内情的得力助手那种单调的声音猛烈发问。继后他问我是不是师作战日志的保管人，我说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志拿出来。我解释说，当时我不在师里。“把日志拿出来就行，”他说，“然后检查一下该月登录的内容。要是哪天击毙敌人的数目不同寻常就告诉我。”
我感觉他已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内容。我开始翻阅日志。翻了几页之后，有一条跳入眼帘。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个单位报告，在巴坦加半岛被击毙敌人的尸体数为128。在这场既磨人又严酷的战争中，一般不大有什么辉煌战果，这个数字算很高了。“请把这一条录进录音机。”调查员说。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腾起来。我请他允许我给师参谋长打个电话。“好好配合他工作。”参谋长斩钉截铁地说。调查员问我是否相信日志上的记载准确无误，我说一般是准确的。随后，在他准备离开时，问我是否认识E·梅迪纳上尉。我回答认识，梅迪纳是我所管辖的战术作战中心的一名参谋。调查员说他下一步要去询问梅迪纳，说完就走了。对于他来的目的，我还是和他刚来时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近两年后，我才弄明白这次来访的前因后果。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服役，R·皮尔斯中将在弗吉尼亚比弗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要求我前去作证。委员会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岛上的作战条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狱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岖复杂的地域，居住在那里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国人当年曾被逐出该岛，再没能进去。每次我们派部队前去，都能预料到后送医院将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