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这些都不能作为为1968年3月16日事件开脱的借口。原来，我到越南前3个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队开进南中国海海滨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领一个排将数百名老人、妇女、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从一个叫美莱的村庄驱赶进一道沟里射杀了。后来调查发现，卡利及其部下共杀死347人。我在日志里看到的那128名“被击毙”的敌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军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预谋杀人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不过，在尼克松总统干预下，其刑期改为3年舒适的软禁。E·梅迪纳上尉也受到了审判，他因准许打死约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预谋的杀人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调查员那天下午询问我的事，将以美莱大屠杀之名留在人们记忆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对头，美莱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罢了。因为这场战争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并非每个被任命为军官的人都是当军官的材料。同样严重的是，职业军士的人数因伤亡也在急剧减少，而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军队的基础力量，他们需要几年的军旅生活才能磨炼成才。为了能不征召后备役人员而打完这场战争，陆军在培养速成军士。我们称此类人为“速考军士”。找个二等兵，稍微训练一下，考验一两次，然后就宣布他是军士了。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肩负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年龄和经验。有一些确实相当出色，令我佩服。然而，这么多未训练好的军官与军士加入部队，导致了士气、纪律和职业判断力方面的崩溃，导致了像美莱那样的恐怖行为，因为部队对似乎永无休止、鲁莽愚蠢的屠杀已经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词“兵龄男子”。假如直升机发现一个穿黑色衣裤的农民，远远看上去有点儿可疑，那可能就是个“兵龄男子”。这时飞行员会作盘旋飞行并向他身前射击。他要是一动，其动作即被认为是有敌意的证据。下一个点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残忍吗？也许是的。但是，W·普里查德中校，一位与我在盖尔恩豪森一起服过役的能干的营长，就在从直升机里观察兵龄男子时被敌人的狙击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作战的性质决定了你不打死别人，别人就会打死你。这便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
我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结束，单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成功的。作为少校，能在驻越美军最大的师里任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可谓一种殊荣。上级的鉴定对我评价很高，并授予我荣誉军团勋章。另外，格蒂斯将军为表扬我在直升机坠毁后营救过程中的表现还授予我军人奖章。这就是我的越南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让自己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听从召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眼界的开阔，我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比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经历。1962年，我是踏着原则与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后来却眼看着这块基石逐渐被含糊其辞、谎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蚀。我最初在盖尔恩豪森发现的极为有害的把戏，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时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拿“在敌对行动中阵亡”这样的用语来说吧。它抹掉了较为熟悉的“在作战行动中阵亡”一词明白无误的锋芒，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国内的亲人，不让他们知道在那些稻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毫无意义，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义者们才能觉出个中奥妙，那些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可怜的人们是绝对感觉不到这毫微差异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均是以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名义投入战斗的。在越南，他们被翻新成了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为什么呢？“远征”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被运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两栖演习在北卡罗来纳海滩上就可以举行。我们除了欺骗自己之外，还能欺骗谁呢？多年以后，也就是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海军陆战队司令A·M·格雷将军抛弃了越南时代的糊涂说法，海军陆战队又离开祖国进行军事远征了，格雷使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恢复了原有名称。
越南时代的战备情况与训练报告一般都有浮夸，目的是为了取悦于人和掩盖真相，而不是为了作出评估与纠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们一样，每个人的成绩都“超过平均水平”。当权者们似乎相信，只要控制住词汇的使用，就能改变事实。我们简直是与现实世界脱节，而且对技术抱有幻想，认为敌人太原始，而我们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因而这个仗没什么可打的。例如，麦克纳马拉的工厂里曾有过“探人器”之类的惊世之作问世。这是一种能从飞机上探测出地面上尿迹的仪器（也是后来提供“橙剂”的人制造出来的）。倘若在敌人可能出没的地域发现尿迹，我们的火炮便有了射击目标。可是，无辜的农民或水牛若碰巧把尿撒错了地方，那可就倒霉了。“探人器”只是麦克纳马拉防线中的一环。该防线由将南越各地连成一片的一系列电子感应器构成，每当敌军踏上胡志明小道，它们会立即向我们报警。这个主意从一开始便胎死腹中了。
你也许会问，我不是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吗？假若在战争中不是不加区别地滥发奖章，它也许对我更为珍贵。然而在越南战争中却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我作为G…3到一个火力基地出席某营的指挥官交接仪式。离任的营长被授予3枚银星奖章——国家发给作战英勇者的第三级最高荣誉奖章，外加一大把其他奖章，而他在那里只干了6个月。他表现得精明强干，有时也称得上英勇，受到部下爱戴。然而，士兵们得站在那儿，倾听对相当普通的表现作言过其实的夸张。这么多奖励堆在一起，连写嘉奖令都成了一门小小的艺术。离任营长的“包装”包括：一枚银星奖章、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数枚仅因积累了直升机飞行时间而获得的空军奖章。这些几乎成了标准的发放物资。因为别人用此包装自己，你也就接受同样的包装。如此不加区别地滥发奖章，使得那些真正英勇非凡的英雄——无论是列兵还是上校——作出的业绩也为之声名贬值。我记得，在颁发3枚银星奖章那天，我看过士兵们的表情。当时我心中思忖，这真是愚蠢透顶。我们竟把这些年轻士兵拉到这里来观看这些愚蠢表演。我们在给他们传授些什么呢？那套废话管用吗？一味追求名利的有害做法已腐蚀了军队，而我是其中之一员。
类似美莱那种丑恶的事件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在于美军热衷于另一种虚构的神话，即越南战争中创造出来的令人厌恶的衡量标准——“数尸体”。实际上，在真相大白之前，第十一步兵旅曾因在美莱击毙128名“敌人”荣获了特别嘉奖。迫于五角大楼要其证明国家在人员和财力方面的投资没有白费这一压力，陆军极为需要找到某种可以计量的东西。在本周的情况报告里，我们可宣称赢得了什么军事目标呢？一座山头？一条山谷？一个村庄？这种可能性极小。结果，尸体就成了衡量标准。其实，尸体数也靠不住。新闻界可准确获知我方的死亡人数，他们只要数数运出去多少具棺材就一清二楚了。20具棺材，那就是20个人在最近一次交火中阵亡。我们以什么来证明敌人死了多少？要查明这一点绝非易事。越共和北越军都不用棺材，他们很擅长于脱离接触并带走死者。我们本可以用缴获的武器作为衡量标准，但你得把武器拿出来，这样记者们就会数。敌人的尸体是不必带回来的。每天晚上连队都登记。“你们排打死多少？”“我不知道，我肯定看到的有2个。”“好吧，你要看见2个，那可能就有8个，那我们就算是10个吧。”数尸体由此成了死亡人数统计竞赛。连与连比，营与营比，旅与旅也比。好的指挥官报上来的尸体数高，他们因之得以晋升。假如你的竞争对手夸大尸体数字，你能不夸大吗？
敌人的确是在遭受惨重伤亡，但这不起什么作用。正如一位军事分析家所说，用造成对方伤亡的经济成本除以对方的伤亡数，然后再乘以承受伤亡的政治代价。只要敌人愿意付出那种代价，尸体数就一文不值。我们的敌人显然准备付出代价，而且不讲什么体育道德，拒绝按我们的计分方法进行比赛。我们总想与北越军决一死战，来一次越南的滑铁卢、硫黄岛、仁川，但他们拒不合作。无论我们的打击有多重，北越军部队总会隐没进山岳地带的庇护所内，或进入老挝，重新武装，重新组建，然后又出来打。我们也有庇护区，从南中国海一直延伸到美国。两支军队在越南的山区与滨海平原之间交手，相互厮杀。每周五晚上，我们将本周的尸体数加在一起，随后便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切再从头开始。
我第一次在越南服役将近结束时，曾估计得要50万部队才能取胜。6年后，我第二次到越南时，我方投入兵力已高达54。34万人，但仍然不够。考虑到地形、北越军和越共的作战样式，以及他们愿意承受的伤亡，美国投入多少力量都防不胜防。
记得我当副营长时，有个士兵踩上地雷，一条腿被炸断了，仅连着一点皮，肺也被炸穿了。我们把他抬上一架轻装直升机，向离德普最近的后送医院飞去，两地相距大约有15分钟的路程。他还是个孩子。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吃惊、恐惧、好奇、最主要是不理解，交织在一起的表情。他总想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他的目光似乎在说，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回答。我们尚未到达德普，他就死在我怀里了。
最近，我又重读了B·福尔关于越南的书《没有欢乐的街道》。福尔令人痛苦地指明，我们几乎不理解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我不禁在想，倘若肯尼迪总统或约翰逊总统在戴维营花上一个周末，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那本颇有见地的书，他们周一上午回到白宫之后，一定会立即着手想办法，把我们从越南这个陷阱里解脱出来。在我两次赴越南之间那些年中，武公孝上尉的解释法——基地设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机场建在这里是为了给基地提供补给品——根本没有改变，而是更甚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
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既然打仗，就应该有个人民理解与支持的目的，就应该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完成那一使命，而后才能投入战争，去赢得胜利。在越南，我们陷入的是一种半心半意的半战争状态，国内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少数人背负着这一负担。
在越南，我亲眼目睹过英勇无畏，这和我期望在任何战争中所见到的毫无区别。对自己能在美喀师服役，我感到自豪。我们也有过辉煌的时刻，有过杰出的战士。在那个师服过役的还有一位中校军官，名叫H·N·施瓦茨科普夫。我、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他不少后来走上主要军事领导岗位的人，肯定从这一经历中带回了有用的东西。尽管战争构想如此不明，打得又如此糟糕，而且国家领导者们又很少给予清楚的解释，但我仍为美国士兵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响应征召感到骄傲。我的数十名朋友都死于那场战争。纽约市立学院“潘兴步枪会”这么个小圈子1968年在越南就失去了它的第三位成员——J·杨。所有这些英雄行为和牺牲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全国的支持，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就不能去浪费勇敢与生命。
我尤其要谴责我国政治领导人为那场战争提供兵员的政策。那些决定谁该应征、谁该缓征、谁该服役、谁可免服役、谁该送死、谁该活命的政策，是反民主的耻辱之举。我永远不能原谅有位领导人实际这样说的话：这些青年人比较贫穷，文化低，又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可以去送死，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人称他们为“廉价炮灰”），但其他的青年人是优秀分子，不能让他们去冒险。我尤其感到气愤的是，很多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的子弟和职业运动员（他们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健壮）中，很多人想方设法在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部队中找个差使，以此来逃避服现役到越南去打仗。在我看来，在这么多的越南悲剧中，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是对“所有美国人生来一律平等，对国家应有同样的忠诚”这一理想的最大破坏。
当我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时，相信总有一天，陆军作为一个组织，也会这样做的。我们承认，我们曾被派去执行一个已告破产的政策。我国政治领导人依据千篇一律的反共原理，将我们投入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发现这一原理在越南只是部分适用。在那里，战争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除了东西方冲突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内部斗争因素。这场战争打得很糟糕，这一点我们的高级军官是清楚的。然而，他们屈从于集团思想的压力，继续不断地弄虚作假，谎报尸体数，满足于“安全村”的幻想，在情况报告中夸大其词。作为一个团体，军方未能对其政府领导或者对自己本身直言相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从未到国防部长或总统那里去说：“照这样打法，这场战争赢不了。”我们那一代许多人，经过那场战争锤炼的职业上尉、少校和中校们均曾发誓说，等轮到我们发号施令时，我们决不会一言不发地默许为了美国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肤浅理由而去打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倘若我们能很好地实践对自己、对文官政府领导及对国家许下的诺言，那么，我们在越南的牺牲便不会白费。
1969年6月15日，离期满还剩几周时间，我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来的信。我已被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秋季班录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个着陆区观看步兵连巡逻返回情况。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爬上山，身体前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压到背上，胸前挎着M…16步枪。又活着过了一天，并在日历上又划掉一天。这是越南战争中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当日历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时，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尔玛早就计划好了，我回国后，我俩先单独过几天，然后再去伯明翰与孩子和岳父母团聚。我俩计划在亚特兰大住几天，阿尔玛到时开车到机场接我。事先我曾写信给阿尔玛，告诉她我希望她梳什么发式，穿什么衣服，而且衣服的颜色希望是橙色与黄色。我们头脑中孕育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飞机便能幻想成真。阿尔玛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开车进城，住进了饭店。那天夜里，我做得很不合时宜，早早就入了梦乡。虽然阿尔玛费尽心机，可就是不能使我醒过来。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边拉边叫我看电视，因为宇航员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惫不堪，不单是因为时差关系，而是疲惫到了极点，想睡掉一年来在越南积累的身心两方面的疲劳。我们才独处了一天半，阿尔玛就知道我更想要什么了，我要赶回家去看孩子们。
第07章 白宫研究员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