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枪手在促进种族宽容忍让方面最爱使用的办法是那部1970年影片《布莱恩之歌》。该片讲的是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G·撒耶斯和他的在芝加哥熊队的白人队友B·皮科罗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营地礼堂放映这部影片，之后还组织讨论了以下问题：片中的两个人起初隔阂有多大？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又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对于凯西兵营的部队有什么可汲取的教训？这个办法很灵。神枪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安排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算了一下，《布莱恩之歌》我已经看了6遍。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四十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弗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号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在过去的3周里，我已经使全营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测验，我一直在尽力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达标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能获得殊荣的士兵一般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体能训练、识图用图、导航等测试中达标。剩下的唯一难题便是3小时12英里行军。我回头看看队列不整的队伍，说：“领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坚持己见地说：“长官，除了最后几英里，一路地形平坦，我了解咱们的士兵，他们能完成。”
在陆军部队里我学会的一件事便是不要挫伤积极性。我随即向前后传达了加快步伐的命令。士兵们的步伐节奏像火车慢慢加速时一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见大衣解开了扣子，寒夜里照样汗流满面。几百号人的吸气、呼气听起来像一阵奇特的风。最后我们到了进入营区前的那段陡坡路。真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走完这段路的。我自己每走几百码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儿。
这时，在队伍的前列，先是有几个人唱起《乔迪之歌》，然后更多的人唱起来，最后整个山上都回荡起我们营的歌声。队伍通过大门进入营区时，军士们开始整队齐步走。当我们走上水泥铺筑的路面以阅兵队形走过师部时，洪亮的歌声吵醒了埃默森将军。神枪手身穿浴袍走出他的宿舍，高兴地看着部队像接受检阅一样在他面前走过。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在韩国的深更半夜里，曾经是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700人现在凝聚成了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一生中十分珍惜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个营取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的士兵人数比友邻步兵旅3个营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第二天我便回国度假，心里觉得好像是离开了这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似的。
如果说去年9月离开家去韩国赴任是件难事的话，那么10天休假一结束又要离开家则更难。1962年我离开阿尔玛去越南时，是一种25岁的年轻人外出去探险的心情。现在我已经37岁了。从工作角度讲，在韩国这段任职到目前为止是我最感满意的。但这次回家休假便能看出我得付出多大代价。离开戴尔镇的家里，我感到心绪杂乱，因为没有陪伴我的孩子度过他们成长中的美好时光而感到失落，因为没能承担自己那份家庭义务而感到内疚，甚至对家里没有我也能一切料理得那么好而感觉懊丧。要不是有像神枪手那样的人，要不是有另外那个大家在等着我，回到韩国去便不会有什么乐趣，仅仅是尽职责而已。
我返回部队正赶上神枪手刚推出的热心项目：韩国式的空手道即跆拳道。他请来韩军的教员传授要领。全师每人早晨都必须练习跆拳道。每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拳队，每人都必须获得段级，每人都必须穿跆拳道专用的白色拳服。神枪手说，拳要打得好，先得有个样儿。师后勤处长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纳税人经费中没有韩国武术服这笔钱，可是神枪手不想听任何烦人的借口。一时间，附近所有的韩国缝纫店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制成了数千套跆拳道服。我后来晋升到了绿腰带级，可是有一天我的司机一个后飞脚，踢中了我的太阳穴。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立时像锯断的树一般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时，正听见司机呜咽着说：“啊，天啊！我打死了营长。我得去蹲拘留所了！”这之后，我再没能晋升到下一个段级。
在一天上午的指挥官例会上，埃默森将军宣布：“我们师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达到中学毕业水平。”士兵中大约有半数达不到这个水平。许多人除了参军或应征入伍外，还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即没有对任何事执著追求过或者一干到底过。我们只得请老师，办班，帮助士兵们达到普通教育发展计划的标准，让他们最好能通过这类考试。
我们在乡间物色教师，聘请一些美国士兵自费带到韩国来的妻子和其他一些美国平民做教师，也选派有资格的军官和军士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利用营房、文化娱乐室和储藏室开班上课，下午3时部队从野外训练回来后，直到晚饭前，士兵们都在上课。他们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当将军问及需要补习文化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在补习时，我们报告他说有85％。他问：“那其余的15％干什么去啦？”在他看来，美国陆军和这些当兵的年轻人之间是有一种契约关系的。入伍时我们曾对他们说过，陆军会造就他们，会教给他们一些退伍后有用的东西。假如他们退伍时还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回到地方便会变成社会的渣滓。
尽管神枪手一直都在健身基础上推动智力开发工作，但他所领导的师险些未通过年度大检查，而事实上真的在装备保养方面没及格。经过对第二师保养计划复查，检查长的结论是第二师根本没有保养计划。埃默森对此并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是培养人而不是保养机器。
他鼓舞士气的做法有时让你夜里好觉难眠。我想神枪手肯定不知道摇滚乐和格列高利颂歌有何区别，但是他知道士兵们想念国内的摇滚音乐会。所以我们每两三个月就举行一次通宵摇滚音乐会。此刻，我的宿舍一直像锣鼓一样震颤着。一个年轻中尉出了个主意，把神枪手都逗乐了。在国内，人们举办“木托”音乐节，我们便把这种通宵狂欢音乐会叫作“枪托”音乐会，正好和他的神枪手的雅号相呼应。
春季里的一天，我正向旅部走去。注意到一个士兵头戴海盗营标饰的头盔走出旅部大楼。他身着绿色礼服，而当时规定任何人如着作训服以外的其他服装就要军法处治。他向我行礼，出于好奇，我说：“怎么了，孩子？”他说，他刚作为“每月一兵”的候选人接受了面试。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看上去很失望地说，他没有被选中。我说：“知道了。竞争是很激烈的。等下一次吧？”
他说：“长官，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我会做得好些。”这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你什么时间得到通知的？他回答说，今天上午。我生气了。不是因为我们营丢了一个荣誉而生气，而是因机关工作粗心使得一个年轻人从可能的胜利者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获得承认，反而遭受淘汰。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论怎样，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在旅部办完公事以后，一回到办公室，我便叫来军士长佩迪格鲁。我向他了解我们营是怎样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的。原来全是碰运气。我说：“打仗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我们绝不把毫无准备的士兵投入战斗。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也是一样。今后绝不允许再出现盲目派人参赛的现象。”我命令佩迪格鲁召集所有的上士开会，制定了每月从全营士兵中推选最佳士兵的制度，并留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为参赛做准备。此后，我们连续5次赢得了“每月一兵”的称号。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大事上成绩卓著，他就必须在小事上注意习惯养成。争优秀不在于破格，而在于有个锲而不舍的态度。我的信念，要从每一件具体的事做起，例如争取“每月一兵”的称号，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当考虑出兵越南、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巴拿马、海地或其他什么地方时，就要目标明确，准备打胜，否则就不要介入。
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少校衔级以上的军官得不到奖章。他的解释带有他个人特有的直率：“我不赞成给高级军官授奖章。校级军官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得好，就会得到一份评价为优秀的鉴定报告。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互相写无聊的吹捧材料上。别浪费秘书们的时间。”
基层军官仍然被授予奖章。军士也一样。更多的奖章是授给士兵们的。在埃默森看来，这些青年人失去了在中学校足球队当四分卫的机会，也不能和啦啦队长约会，又没机会当选学生会委员，生活中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是他最终使他们成为某方面的胜利者。新调来的军官，了解到神枪手的看法，便大为吃惊，尤其是对校官不发奖章的政策，因为这和他们以前的情况，特别是在越南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然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很快，奖章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空洞的嘉奖令、人为的压力不存在了。我们埋头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一些人仍有怨言。在其他部队任职、在其他司令官手下工作的军官，提升时晋衔委员会还是要考虑立功受奖情况。但我目睹过越南战争期间的奖励过多过滥现象，并且认为改革必须从某个单位首先开始，因而我支持神枪手这一大胆明智之举。
1974年秋，我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不是埃默森将军的宽宏大量，我的军旅前程很可能就被断送了。9月里的一天晚上，为我举行的送别晚会在“海盗”营的军官俱乐部开始了，大家都很文明礼貌。恰巧，第二航空营营长R·牛顿中校也在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来到飞行员的高空俱乐部。为获得该俱乐部成员资格，必须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里圆满完成做爱动作，或表明并让大家相信（因为很难找到证人）已完成该动作。
酒过三巡之后，我们联合聚会的一群人便朝较为正规的师军官俱乐部走去。到那儿时正巧遇上新近才开展的一种社交活动。美国的一些单身女性居住在汉城，她们中大部分人是教师或是军方聘用的文职人员。师部机关邀请她们到凯西兵营来，此举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美陆军第八集团军军部以外的地方也有彬彬有礼的军官。女士们在凯西兵营照样能找到理想的约会对象，甚至未来的丈夫。
这时，我们一群人蜂拥而入进了师军官俱乐部。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要算俱乐部主任R·H·瓦格纳少校在事后报告里讲得最清楚：“当我来到酒吧时，看到两名军官坐在自动电唱机上。我请他们下去……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师人事处长指出，第二航空营和第三十二步兵营之间可能会出乱子……正当这时，有四五个军官抓住鲍威尔中校要把他扔过吧台。这引起一场群架……有15至20名军官参与……不明身份的一名军官被抛过吧台，砸碎了许多瓶子……此时，武斗变成口角，争吵步兵和航空兵哪个兵种本领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难说是高品位的，因为女客人就在酒吧的另一头儿……一名军官举起桌子摔在墙上，接下来他们便随意摔砸酒杯……酒吧入口处的旋转门也被毁坏。柱球桌被翻倒过来。牛顿中校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鲍威尔中校似乎还能控制住下属军官……我的判断是，事件是由第二航空营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