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航空营的成员挑起的。我建议不妨把高空俱乐部的名称改成青年俱乐部……”
第二天早晨，我的头还觉得嗵嗵直跳，副营长就把营区副司令官C·W·沃尔多罗普中校一封刚打好的信拿给我看。信中详细地列出俱乐部的损失价值411。40美元，将由我营和第二航空营共同赔偿，赔偿金必须在当日16时前交付。我给牛顿中校去了电话，他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我通报了情况，然后说：“要公平地分担赔偿费，我的人付100美元，其余的由你们赔。”牛顿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未表示异议。
我早上通常都在营餐厅和士兵们一起吃早饭。这天早晨，我觉得最好到师餐厅去吃早饭，顺便看看埃默森将军的脸色如何。神枪手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下属军官中有几位带着乌眼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或肿胀的嘴唇。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一丝苦笑。我们支付了所承担的那部分赔偿金，这场幼稚的闹剧就结束了。
今天的陆军已经不同了。类似这样的不当行为——虽然不能和泰尔胡克事件同日而语并且不直接涉及任何女性——如果发生在今天，有可能会招致纪律处分，结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军旅生涯。一旦消息透露给一些善于造声势的记者，这场闹剧很可能会见于某大报的报端或上电视新闻，当然也就会让埃默森丢了乌纱帽。但当时的韩国是被人遗忘了的前线。没人关注我们。陆军中几乎没有女性，像凯西兵营这样的前哨基地女性就更少。坦白地说，大家的行为有时的确像禽兽。不过，对于孤独、烦闷的士兵们的不当行为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多年的报国献身是片刻的愚蠢举动所抹煞不了的。
直到最后，神枪手还有不少惊人之举。在我卸任前几天，他把我叫去说，他要我们营试一个新的体育项目，战斗式篮球。乍听起来，这不会像战斗式足球那么要人命，但一听他细讲起来可不得了。打法是一方出20人，目的和常规篮球相同，要把球投入篮环内。不同的是，除了传球、带球以外，还允许踢球、滚球、把球抱在怀里或像美式足球那样冲跃。阻挡和铲球也同样允许。为了使更多的人有表现机会，场上也同时打两只篮球。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但是这完全符合埃默森将军的体育哲学。常规的集体运动项目规则严格，突出明星。在什么招都能用，击打擒拿不限的运动项目上，专门训练的技巧便无足轻重。体重96磅的瘦人可以轻易地绊倒县级队6英尺高的大汉。在战斗式足球场上，人人都是四分卫。在战斗式篮球场上，每个人都是前锋、后卫和中锋。神枪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参与。首场战斗式篮球赛是在一所大型钢梁拱形活动房屋里进行的。拱形钢梁固定在硬木地板上。我丝毫不敢大意，在出口处设置救护车和医疗队，以防开赛之后场上队员碰到钢梁上（我可以想象得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陆军部长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扣篮时不幸……”）。一场混战下来，战斗式篮球的历史便告结束了。
神枪手希望我延长任期。一时间我还真动了心。但是此刻家庭的牵挂太大了，而且我梦寐以求的另一份工作在等着我。不过，当这一任职期满时，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前两次部队任职是连级，而每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给我留下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在后来的11年里，我担负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这些也没能使自己感到存在的价值。我的愿望是当一名能干的步兵指挥官，而且相信自己是这块料。在韩国任职期满后，我才真的从内心里感觉到这一点，一切自我怀疑都荡然无存了。
我知道在我将指挥权移交给下任营长时不会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我到任时相比，我离开韩国时的礼仪更为简单。当时我们正在罗德里格斯靶场进行演习。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握了握继任营长的手，将军旗交给他并向他祝贺，然后登上直升机便返回了凯西兵营，接着就启程飞回国。没有奖章，没有演讲。不过神枪手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他免去了一些花架子，却给我写了一份成绩优等的鉴定报告，其结论说我是将级军官的材料。
我可以把他偶然的过分做法进行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毕竟重要的是看结果。当我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工作时，全师的无故缺勤减少了50％，服役期满后再次应征率上升近200％，虽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时会大打出手，与种族有关的闹事基本上杜绝了。神枪手晋升为中将，退休前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他的许多创造发明，是在韩国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形成的，也许经不起新时期陆军的检验，经不起军法署的检验，也经不起新闻界或者说国内的卫生勤务部门的检验。然而，他很有鼓动性，他具有了解普通士兵的本领，他给基层官兵以自豪感，尤其是给那些在生活中很少体味到自豪感的士兵们以光荣和自豪感。
神枪手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不变的个性。他当了第十八空降军军长，职位高了，房子大了。他觉得自己身居这样一个高位需要有一位夫人。他记起了曾见过一面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名字。他找到了她，爱上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步紧接一步，很快向她提出求婚并达到了目的。阿尔玛和我应邀参加了他在麦克奈尔堡举行的婚礼。吉亚纳斯塔西亚被特意请来主持仪式。吉神父选用了迦南婚礼上所用的一段美好的祝福，同时又穿插了不少有关与神枪手在韩国一起服军役时的佳话。令所有宾客吃惊不已的是，神父刚一离开讲坛，将军就大步登上台阶。他站在讲坛边大声说：“大家听见了没有？”教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新郎接着说：“大家听见这位上帝的美好使者关于韩国的事说了些什么吗？的确，他跟我在一起，是‘热爱生活’计划的重要成员。”神枪手目光炯炯，脖子上的青筋高暴，接着发表了一通鼓动“热爱生活”的演讲，就像给第二步兵师训话一样，忘记了面前是他的客人，只是没用那些粗话。他那既有修养又有艺术风采的新娘没有料到自己嫁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军人。
要不是在德国有米勒“红脸”和巴雷特那样的人；要不是在德文斯堡有艾伯纳锡和斯迪威那样的人；要不是在越南有格蒂斯那样的人；要不是在韩国有神枪手埃默森那样的人，也许我早就离开陆军了。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趣、品位、神韵、情感和气氛，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回想20多年前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在韩国服役那段时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从旧历史时期的陆军过渡到新时期的陆军；从由应征、应募人员过渡到由全志愿者组成的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军队；从仅有少数女军人的陆军过渡到有很多女军人的陆军。它标志着酗酒、闹事以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全男性文化的结束。再也不会有几百名士兵声嘶力竭地唱着无聊的《乔迪之歌》穿过营区的事出现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在文雅讲究的陆军取代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当老派步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往日的陆军比现在好吧？不。今天的军队更好！正如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波斯湾的“沙漠风暴”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没有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已在前面较详细地列举了不少。事实上我曾对自己发过誓，我退休以后绝不说“在过去我们可不是那样干的”。然而在深夜，当我的思绪游荡时，我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我回味着那强烈的战友情谊，压不服的个性，小马驹般的激昂士气。我也认识到，30年以后，今天的中尉、上尉也会两鬓斑白，也会朦胧中回忆他们“往日的‘陆军’”。我为自己参与了领导创立新型的陆军而感到骄傲，正如我为自己曾属于那个需要改变的往日陆军感到骄傲一样。我在韩国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后回到了家，说那一年最愉快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事，也因为那些经历此生不会再来。
即将离开韩国之前，我把阿尔玛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捆扎在一起。有一封信当时读后并无特别的反应。后来再读它时却感到它包含着一种神奇的涵义。阿尔玛1974年8月13日在来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就要遇上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你在五角大楼来来去去的，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在戴尔镇共度一生……我说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总觉得有某种大事，令人兴奋的事将要发生。”
第09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我还在韩国时，有5位将军在华盛顿开会研究挑选出一批陆军军官送军事学院深造。我幸运地被选中了。陆海空三军都有各自的声望极高的学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陆军军事学院。选拔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贝克顿中将是我的一位导师，他认为我应该去位于首都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家军事学院。国家军事学院堪称军事教育系统的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约140名学员，从军队的各军种和地方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额选拔。贝克顿自己就是国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当我在韩国完成12英里行军唱着《乔迪之歌》时，国家军事学院对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我接到被选中上国家军事学院的通知时，正在野外实施师长导演的实弹战术演习。1974年9月我回到美国，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正经历一段奇特的插曲。几个月前，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刚刚辞职，正巧我赶回家时，尼克松的后任G·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我记得当我决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韩国去赴任时说的那句话：这一切都会一阵风吹过去的。
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在这儿原地踏步消磨掉这9个月，可是负责人事、后备役和后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却另有想法。我刚一走进门就听他说：“鲍威尔中校，我们在国会遇到了难题。我们需要对军方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过去几年我们一直不能按时完成。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要及时交给我一份预测报告。”
我生来第一次开始和五角大楼的职业文官们共事，上司是欧文·格林伯格，一个真正的内行。递交给国会的报告必须包括每一军种所需的兵员情况，因此如何把4个军种的材料搜集上来，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当然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随着工作的启动，我发现空军的反应最快，作为最年轻的军种又习惯于超音速，这并不令人意外。海军陆战队编制最小，对每一个编制员额都斤斤计较，好像打仗一样。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海军最为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陆军的表现呢？实实在在，靠得住，但不那么富于想像力。
直接体验军种间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是上了重要的一课。有朝一日处理各军种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可能成为我的本职工作。初次接触便使我认识了这个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军种间的竞争既能产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要维持恰当的平衡。
那几个月里，我像狗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样，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后终于提前向国会呈上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去国家军事学院学习了。
上国家军事学院之所以令我高兴，一是因为这是关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还继续住在戴尔镇，我每天乘车去麦克奈尔堡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华盛顿军火库。国家军事学院所占据的这座1907年建造的建筑物带着一种威严。进了宽大的正门，就来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层圆形建筑中央，四周是有栏杆的圆形长廊，屋顶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砖色建成的圆形拱顶。整个楼里有一种类似林肯纪念堂般的肃穆气氛。刺杀林肯的密谋者就是在附近被处绞刑的，据说他们当中一个名叫玛丽·萨拉特的鬼魂经常游荡在附近一座建筑里。
在军事学院里，我们无须回答多项选择那类机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必参加考试。历史、政治、外交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与开发学员的智力，而不是教他们掌握技术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纪油画上的医学院那种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听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外交家、学者、军种指挥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权威。他们向我们介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其中有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下午，我们上选修课，课程有未来学，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激进派意识形态等。
这段时间在国家军事学院学习，时机很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内省（探究什么地方出了错）产生了活跃的研究气氛。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着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起来。
那位博学的普鲁士人K·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写的《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克劳塞维茨写道：“任何人，或者说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并如何达到目的，那么就不能发动战争或不应该发动战争。”① 越南战争的第一大错误正在于此。接下来便是克劳塞维茨的第二条原则：必须由政治领袖来确定战争的目标，由军队来完成这些目标。越南战争中，政治领袖和军队都希望对方提出战争目标，而双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标。最后一条，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是人民贡献着他们的财富和儿子，今天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必须确信牺牲是值得的。随着越南战争久战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性支柱倒塌了。克劳塞维茨给予我们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军人，尽管高度爱国，勇敢，有才干，也仅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没有三足——军队、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同级的、有时还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同龄人中间。此外，还有邻居、亲戚等。而H·厄尔曼却没有这种限制。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他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主宾是马默杜克·G·贝恩海军中将，他的职务是国防大学校长，国家军事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隶属于国防大学。在我的圈子里，少校一般都不和将军们喝酒聊天的，可是厄尔曼却这样做。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原来他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一名学员。
在国家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妻子允许旁听选修课。朱丽安常来旁听她丈夫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