猾的人便配制了钥匙。
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更高的学位，上过指挥与参谋学院。甚至上过国家军事学院，他们是华盛顿、格兰特、李、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继承人。难道我们会败在列兵和下士们的手下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冬季一天天过去。奇怪的事发生了，恒温器仍设定在68华氏度上，但是士兵们不再抱怨了，甚至那些床位距锅炉最远的人也烤得像吐司面包那样热。春季来临了，我才发现这个秘密。某个电工天才地想出了一个招儿，把一根直针插入线路的某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便可以形成一个短路，使得锅炉实际上脱离了恒温器的控制。纵然值班军官感到室内温度高似赤道，恒温器显示的仍然是68华氏度。当温度过高时，便有人取出那根针，使温度降下来。这样，上至威克姆将军下至床位在距锅炉最远、最透风的角落里的怕冷的列兵，全都皆大欢喜。
数百年来军官们就一直绞尽脑汁要在智力上胜过士兵，但至今还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要从自己的错误中挽救自己，要赢得战争，我们可以永远依赖美国士兵们所具有的天才本能。
每天下午，我都在同一时间沿着同一路线在所属的3个营的营区道路上走一圈，有意让下属官兵找我搭话。我曾从吉纳斯塔西亚神父那里学到了一条，到信徒当中去。这样，有怨气的士兵，有问题的军士，不用多久就知道在哪里能拦住旅长单独谈上几分钟。聪明的军士和基层军官懂得我这样做的意图。我并不是破坏指挥体系，他们知道在路边的这些交谈我绝不会应允任何有损他们职权的事。我这种户外现场办公要说有好处的话，它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放出来。
一天，迈克和我在科尔花园我们家屋后练习棒球的投掷和接球动作。他主动说他喜欢坎贝尔堡这个地方。他说：“这儿的孩子和我们都一样。他们的父母也都一样。”他的话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大学，就生活在同一个居民区，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戴尔镇的那段生活好就好在虽然我部分时间不在家，可是我的家庭不动地方，我的孩子始终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军人父母都担心经常搬家会影响孩子。而这时我儿子告诉我他喜欢这次搬家。这里的父亲们的共同经历为孩子们创造了使其融洽的共同点。
虽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但是坎贝尔堡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圣公会教堂，那里一无为唱诗班伴奏的琴师，二无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阿尔玛和我与圣公会牧师一起找到营区里其他受圣餐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了。我们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手抄了赞美诗的曲谱，邀请他们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位琴师和一个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并再次让我们的孩子充当教士助手。教徒的人数增加了，我们的信仰又有了寄托。不过自从离开戴尔镇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感受到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精神。
我的孩子就读于营区学校，该校隶属于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校委员会，我被威克姆将军指定为委员会主席，这使得我们鲍威尔家的孩子出了名。他们的父亲不仅是旅长，而且还负责聘请和解雇教师并给教师发工资。
我的孩子都是好学生，包括在坎贝尔堡刚上一年级的安妮玛丽。迈克成了初中棒球队最佳接球手，我为此也可以感到一点欣慰了。琳达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了天赋。开始我们为她从学校租了一支笛子，她的进步很快。老师建议她应有自己的笛子。我这个从来都尽职尽责的父亲开始查阅《营区每日消息》上的“销售”栏，后来花了25美元买了一支二手笛子。对此琳达很感吃惊，阿尔玛很感吃惊，教她笛子的老师也很感吃惊。因为这支笛子漏风，可以说比行驶了10万英里的1972年型“维佳”牌轿车还漏风。我们又为她买了一支好的。她的演奏技巧越来越好，笛子也越买越贵。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发展到非要买价值2。5万美元的镀金笛子不可的程度。
比笛子课更重要的是，在坎贝尔堡琳达从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的教育。贝蒂·奎琳教6年级，她具有和青少年交流的奇才。3个孩子里，中间的一个往往处于某种非正常的地位。琳达感到她可以向贝蒂老师倾吐内心最深处的感觉。这位老师在理智上是我女儿的启蒙老师，至今她们关系仍很亲密。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至少一位贝蒂·奎琳这样的老师。
我们很少知道我们的孩子怎样看待我们，在他们童年洪流般的印象和记忆中，哪些十分突出，哪些已被忘却了呢？最近，摄影师M·库克编辑了一部关于父亲和女儿的书。为了题写我们的一幅照片的说明，她请琳达和安妮玛丽发表一下她们的看法。琳达是这样写的：“我父亲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不过，记得我小时候，有点儿害怕他——他个子那么高，他很少高声说话，可当他真的高声说话时，我的心就会猛地往下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自行车上编织了一个粉白色的网作装饰用，为的是当我骑车加速时身后会拖着彩带。结果网卡在车轮的辐条里。我飞过车把摔了出去，坐在柏油路上吓得大哭。我父亲一下子来到我身边，双手把我抱起，紧紧地抱着我回到了家。”我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可她从没忘记过。
在同一本书里，安妮玛丽是这样写的：“爸爸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玩追击游戏总是他赢。只要有必要，他总是对我开诚布公。他身穿小礼服或蓝色军礼服时样子帅极了。对他的成功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我只感到骄傲。他是镇上最好的机械师。我总有一种安全感，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够并且愿意照顾我们。”
我是怎样一个人，特别是在机械学方面，我的女儿们已经作出了判断，我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涉及孩子们的事情，我从不相信给他们买东西能够换来爱、好感、尊敬或成绩。因此，我们给孩子们钱时从不大手大脚。当他们到了12岁，他们每周可得到两美元的零花钱。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我们还是教育他们需求要有限度。每当过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和生日，他们会得到大礼物。
当迈克到了19岁时，我觉得该是让他了解基本生活常识的时候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的，不过当时是多么地富有勇气我却记不清了。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交给他一个纸袋子。袋子里装着一本书，书名是《男孩子与性》。他问：“这是什么？”我回答说：“读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
不论哪个孩子到了16岁，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我的智慧或至少是我的正确选择和错误的教训。迈克是第一个，我主要是这样写的：“你的童年即将结束，你已踏上了成人之路……你将长成你一生今后50年所要成为的那个人。人生路途上，会遇到诱惑、毒品、酒精和办错事的机会。而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相信你的判断……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奋斗。要勇于接受机遇和风险的考验。这不是要你蛮干，而是要你敢于投身于那些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希望成功、有希望得到收获的事业，并且时时牢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我惊奇地注意到两边家庭对孩子们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阿尔玛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相差甚远。迈克和琳达小时候我正在越南，他们和外祖父约翰逊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论我们是南来北往还是东奔西走，我们总是设法顺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亲。约翰逊一家是情感较为内向的。他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矩。他们酷爱读书。他们读书给孩子听，而读书具有感染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吸取了纪律观念和勤奋好学。从祖父鲍威尔家这一边，孩子们吸取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接触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开怀大笑、无拘无束的人，那些玩起来和干活一样不要命的人。咱们聚会吧！咱们唱歌吧！咱们跳舞吧！“我高兴地看到这两种情调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父亲把一辆1946年型的“庞蒂亚克”车停放在凯利大街952号的家门口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汽车。我喜欢开车，但是引擎盖下面的东西全然是个谜。住在戴尔镇时，我的邻居听我抱怨汽车出了故障就说：“检查一下电压调节器。”我要是知道何为电压调节器，肯定不能让它出故障。我买了一本“雪佛兰”手册，一点一点地解开引擎盖下面那些玩意儿的谜。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换机油了！
戴尔镇的另一个邻居住在我们街对面。他以大修“大众”牌汽车为业余爱好。我的第一辆车也是“大众”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开轿车和旅行轿车以后，仍然对“大众”牌汽车怀有好感。这位邻居修车时我常去看，给他递件工具什么的，从而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坎贝尔堡以后，我已会调整分电器的时间，焊散热器水箱，排除电路系统的故障等。虽然我喜欢体育，但从未为体育而着迷，这肯定是因为我体育才能平平。不过，汽车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部队任指挥官还是在机关坐办公室，经常要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随着级别的晋升和责任的增加，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汽车和人不同，它没有脾气性格。摆弄汽车时，所对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确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体的神。如果发动机什么部位出现故障，我按照逻辑去一步步检查，我就一定能发现故障并能修好它，这是我生活中唯一确有把握的事。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他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侦察，发现全坎贝尔堡也找不到一个120…125磅次轻量级的拳击手。我们只需要选一个人上场就能以轮空赢得师的次轻量级冠军。这倒是真的，我赞同说。不过，我指出我们也没有次轻量级的选手啊！
“上校，”哈勒姆接着说，“你记得五○六营那个小伙子吗？为修建联合大路捐款时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点’什么来着？”我当然记得他。当时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