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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望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的船来了。总统一行聚在将军住宅的前面等候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根站在最前头，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头发在劲风中飘拂。
午宴的气氛热情亲切。由于议程上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问题，总统幸甚至哉。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说，他离任前只有一个使命没有完成。他未能使陆军重新建立骑兵，而他是酷爱马匹的。总统说，最有益于一个人的心灵的莫过于骑马。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要是知道总统的愿望的话本来可以帮忙的，苏联有的是马。说到这里，他开始回忆他自己在一个农场上的童年。
我看看表，跟一个自己球队只以一分领先的教练似的，盼望钟点快些到，别在最后一分钟失球。这时布什说话了。在这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国是个投资者的国家，”副总统说道，“投资者总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前景怎么样。所以，总书记先生，关于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后苏联的环境能给投资者什么保证呢？”
戈尔巴乔夫笑了起来：“副总统先生，这个问题连耶稣基督也回答不了。”听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尔一笑。里根常对我们说，不管怎么谈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他还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宗教意识。不过这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国的成语罢了。
不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多亲善，我心里还是深信这次会晤是为了仔细打量美国的下一位领导人。我这个想法从戈尔巴乔夫接下来说的话中得到了证实。他眼睛盯着布什说道，他知道布什的顾问们告诉了布什一些什么。他知道怀疑派仍然认为他在玩某种游戏，想哄骗美国，以便苏联利用美国。他说，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会知道他没有时间玩游戏。他自己在国内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说道：“在1985年，当我说将要有一场革命的时候，人人都欢呼。他们说，对，我们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们的革命开始进行以后，欢呼声却开始小下来了。现在是1988年，革命还在进行，但是欢呼声已经停止。”他说，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继续下去，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本国的利益。14个月以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我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会晤结束时在加弗纳斯岛上照相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3个人站在一个小码头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纽约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3个人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历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送过我几件礼物，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一把配着雕刻精美的金属枪柄的手枪。这把手枪无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给总务署去估价，等他们估完价我就能第一个把它买回来，我不买的话就把它送去拍卖。总务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卖行的价格来为这把枪定的价。我要是拿到当铺去估价就好了。但是我想要这把枪，只得咬咬牙签了一张支票，只希望阿尔玛看不出其中的奥秘。不料，在计算我们的支票账的时候她看到了这张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鲍威尔，1200美元买了一把破枪！”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提出决策建议，然后上报。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在纽约哪个地方举行首脑会晤最合适，直到帮助首脑会晤拟订核裁军条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作决策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况，然后凭你的本能作出判断。我们全都有某种直觉，而且年纪越老越相信这种直觉。当我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例如要为某个职务物色人选或者选择行动方针的时候，我总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点一滴情况。我找人来，打电话问人，查阅能找到的一切书面材料。我靠我所了解的知识来滋养我的本能，然后用我的本能来测试所有这些资料。“嘿，本能，这听起来对吗？味道对吗？感觉对吗？合适不合适？”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40％，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正确性达100％时才做决策，因为到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获得的情况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系数达到40％~70％这个范围时，我便凭我的直觉做出决断。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总统就职日上午，我坐在迈尔堡27A我家里的小办公室里，因为我没接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我是行将离去的老班底的一员，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邀请我。电话铃响了，是在霍华德·贝克之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来的。
“我现在过来接你，”肯说，“今天是总统的最后一天，我想我们应当在他办公室里同他在一起。”
我与肯共事很愉快，以后会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宫工作人员的14个月里，是我在里根任期内看到的白宫人员工作最顺当、相处最协调的时期。我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摊，主管与公众交流的托姆·格里斯科姆负责照管演说、报界和其他信息活动，肯则指导整个活动。我们3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少发生冲突，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个时期，我的手下老逼着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申请一个印记用在我们的信笺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独立于白宫的单独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手下人员到我办公室来送上一只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绒质海豹，脖子上套着一个项圈，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①。从此，我们便不再设法满足我们的自我表现欲了。与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宫工作班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组合证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超脱于自我表现的游戏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没有摩擦，甚至还能合作愉快。这种气氛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归功于肯·杜伯斯坦。
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天，肯驱车来接了我。我俩在上午10点差几分的时候到了白宫。我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职日的前一天，白宫勤务人员已经把西翼打扫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腾空了每一张办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办公室里每一样东西都重新油漆过或者擦洗过了，沙发靠垫也给重新塞得鼓鼓的，进到房间感到自己像是闯进来的外人，哪儿都不敢坐。眼下这个房间是悬在我和我的后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空间。
我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身黑色套装，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无懈可击。陪着他的有杜伯斯坦、马林·菲茨沃特、凯西·奥斯本和总统个人助理吉姆·库恩。办公室里出奇地空荡，所有带有罗纳德·里根个人色彩的东西都已搬走。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总统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政治顾问林恩·诺夫齐格的妻子邦尼的，他们的女儿休·皮兰德已病重垂危，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后，他开始提到黄厅，那是白宫居住区内他最喜欢的房间。有人建议他在办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他笑了起来，说他已经拿走“踢脚板”当纪念品了。“我还在办公桌抽屉里留了一张条子给乔治。”他说。
总统转身对我说道：“哦，科林，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从衣袋里拿出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核认证密码卡。
“带着它吧，先生，”库恩说，“你现在仍旧是总统。宣誓仪式过后我们把它交出去。”
库恩接着说道：“总统先生，时候到了。”他把摄影记者们放进房间最后拍照留影。他们拍了几张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站在他身边的集体照。然后，摄影记者们站到一张沙发后面，把镜头对着通往玫瑰园的房门。“来吧，总统先生。”吉姆说。里根站起身朝房门走去，仍是人们所熟悉的轻快的步伐。当他走到门口时，回头作了最后一次回顾。这就是几架相机抓拍下来并发往世界各地的那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形象。
在总统动身去国会的时候，我驱车回家从电视上看就职仪式。仪式刚结束，我想起需要打个电话给办公室的一个人，便拿起我专用的白宫专线电话，可是电话已经被掐断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仍使我牵肠挂肚，一个是巴拿马的诺列加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是孔特拉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势如危卵。但是，我也参与了本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性转折，那就是发生在苏联的地震似的变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还曾帮助里根制定政策，让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核武器竞赛倒转过来。这是我与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许并不亲自指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有别人为他做。报纸主编兼作家迈克尔·科达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定义。他写道：“伟大的领导人几乎必定是精于简化的人，他们绕过争论、辩论和怀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决办法……”用这句话来形容罗纳德·里根是很恰当的。
里根两次当选总统靠的是他知道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他给予我们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对这一点，描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通常并非支持里根阵营的《纽约时报》。该报在总统在任最后一天的社论中写道：“……他一直维持到终了，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宽慰。”这篇社论提到了解开总统的秘密的钥匙，这就是，他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加强国防以及减税”。文章还抓住了里根其人的实质。《纽约时报》指出：“里根总统令人想起类似哈罗德·希尔教授这样的人物。”希尔教授是梅雷迪思·威尔逊1957年引起轰动的大作《音乐人》话剧里的人物，是一位卖梦商人，他来到一个小城，许诺说：“江城一定会有自己的少年乐队，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苹果一样肯定……”《纽约时报》说，哈罗德·希尔令江城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意志、团结和潜力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罗纳德·里根对美国也起了同样的点化作用”。这篇社论的标题叫《音乐人退场》。这出戏剧正巧是我所喜爱的，我认为这番赞扬恰如其分。
现在我即将离去，不再为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离开时，我对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问心无愧，但是我渴望着回到我最初钟情的地方去——军服、部队、陆军。
第15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
每当我坐在佐治亚州麦克弗森堡陆军部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时，总面对着一个传奇式的和平主义人物。在我到那里赴任当司令后不久，我就挂起了金夫人送给我的一幅安框的马丁·路德·金的画像，上面题写着金博士的话：“自由从来就是昂贵的”。我要让这幅挂着的画像提醒我和坐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铭记住军队在捍卫自由和促进种族平等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我离开白宫前的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在东厅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一个黑人侍者走到我跟前说：“先生，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的种族隔离部队中当过兵。我从没有想过竟有一天我能看到一位黑人将军在白宫工作。我要告诉您，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骄傲。”
“我感谢你说的这番话，”我说，“但是，你说得不完全对。你们大家不辞艰辛地为我们其他人开辟道路，我为此而自豪。”
我曾在一次给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讲演中援引了金博士的话，以表达自由的代价是昂贵的，必须加以捍卫的思想。我遭到了冷遇并引起了一些报刊社论的抨击。我试图把非暴力的杰出战士与军事职业联系起来，可能是有一点牵强附会。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演讲中用这话了。
我到白宫任职后，在1988年总统选举期间，亚特兰大和其他地方的人时常问我，对利用威利·霍顿的电视小节目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做法有何看法。霍顿是一名服刑的黑人囚犯，他在杜卡基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有一次持周末假期证从该州监狱出来后强奸了一名妇女并刺伤了一名男子。这一事件的这段电视是不是种族主义行为？当然是。这事使我恼火吗？的确令人恼火。共和党的战略家们曾做过一次冷静的政治估计：任凭你花多少钱，下多大工夫都动摇不了民主党对黑人选票的控制，所以干脆不要白费劲儿。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如果玩种族牌可以吸引一些选民，不妨试一试。渲染霍顿之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是一种政治暗算行为。
不过，我试图客观地看待种族问题。我在共和党政府内被委以最高层的重任，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绝不是摆设。这工作既实实在在、要求严格，又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与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共事的两年期间，我没有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察觉到有一丝一毫的种族偏见。然而，他们是领导着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向美国黑人传达的主要信息似乎是：拉紧靴袢①，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靴袢，有的人甚至连靴子都没有。我希望里根和布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敏感性。但一想到他们对我的信任，正说明他们在履行论功晋升的美国理想，就感到自慰。
已故的惠特尼·扬担任全国城市联盟主席时，惯常从他在市郊韦斯切斯特县的家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每当火车靠近哈莱姆的125街车站时，扬总是问自己：要不要下车参加示威游行，还是接着坐车去闹市区？扬赞赏联盟运动中的那些喧闹愤怒的人所起的作用。然而他却仍呆在火车上，认为去闹市区为黑人在美国公司寻找工作就是较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向平等权利的进军需要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正如陆军在需要空降别动队员的同时还需要书记人员和厨师一样。
我担任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时就达到了我国最高军衔——四星上将。我当过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我的经历堪称军内外黑人同胞的典范，向他们显示了美国生活的种种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我常常希望我的出人头地会使抱有偏见的白人对他们的偏见有所怀疑，这有助于从他们身上清除掉种族主义的毒害，从而只是根据功过来评价所出现的下一个合格的非洲裔的美国人。
多年来，我也知道我的经历可能给某些坚持偏见的人一块挡箭牌，利用我为他们自己辩护：“什么，我有偏见？我是同鲍威尔共事的！或是领导过他的，或是在他指挥下供职的！”我曾经忍辱负重地强咽下种族偏见的挑衅，下决心出人头地，取得成功。假如我秉性更加好斗，我会不会早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是一个可提升的黑人？这就难说了。但是，我赞同惠特尼·扬的见解。我既赞扬实施进军、静坐和示威的突击队，也赞扬乘火车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