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六，我差不多都在教练场，有时一呆就是7个小时，跟我们“潘兴步枪会”的会友们一起拿着M…1步枪，练习玛丽女王式敬礼、持枪动作以及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操练对角斜方向行进。这是有危险的，稍一不小心就会出事。我们参加两项比赛，一项是正规动作比赛，由布鲁克斯指挥，一项是特技花样动作比赛，布鲁克斯指定由我负责。1957年春季，我们参加了在第七十一团训练场进行的纽约市各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事操练比赛，对手有福顿大学、纽约大学、霍夫斯蒂亚学院等院校。我们带着我们的吉祥物，名叫科克和黑杰克的两只松鼠，来到了赛场。
布鲁克斯率领他的正规动作队上场，在满分为500分的比赛中得了460分，赢得冠军。轮到我率领18人的特技队出场了。我们事先把铜质空弹壳擦得闪闪发光，几乎要把铜皮擦破时才住手。我们的皮鞋也擦得锃亮，能照出我们的面孔。我们在预习时，我还秘密练了一招。通常在代表队由一套动作转入下一套动作时，领队只站着喊“一、二、一”。我却在这时跳起独人舞，是当时流行的驼舞步。观众都兴奋得发狂了。我们在满分为500分比赛中得了492分，高居榜首。这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在下一年继承布鲁克斯的职位，担任纽约市立学院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团的团长和“潘兴步枪会”会长，而且要学习他的榜样，在校际比赛中蝉联两项冠军。
然而，不用说大家也会明白，纽约市立学院的一般学生对我们“潘兴步枪会”的成就并不怎么欣赏。态度最好的把我们看作是沙文主义者，态度最恶劣的如校报呼吁解散后备军官训练团。
我有一套文具随身带了35年，它是镶嵌在一块大理石基座上的笔插和两支“雪飞”牌钢笔。我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在五角大楼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都把它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珍爱它是因为它上面的一句题词。这故事得从1957年夏季的一天说起。
那天，我父亲焦急如焚。他请我和两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同学——托尼·德佩斯和乔治·乌齐奥利一起吃了午饭，然后把我们送到曼哈顿的格霍杭德长途公共汽车站。他忧心忡忡，向我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出事，似乎确信他儿子将一去不复返。原来，我和我的朋友们那一天是动身赴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夏训。这是我头一次离家去南方。爸爸叮咛说，他已经请我们教堂的威顿牧师帮忙，关照布拉格堡附近的费耶特维尔市的几位黑人圣公会教友，拜托他们对我多多照顾。我听得心烦，请他别再啰嗦个没完。
其实，我们一下长途公共汽车，就被陆军官员接到布拉格堡，关在军营里6个星期，根本与南方社会生活隔绝。如果说我是在布拉格堡头一回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民族，那是因为我在那里遇到的白人不是波兰人、犹太人或希腊人，而是华斯普① 们，这几乎是我头一回跟华斯普白人相处。我们在靶场练步枪和81毫米迫击炮实弹射击，学习伪装和设置障碍。我抓紧在那里的每一分钟进行学习，从一开始就出类拔萃。由于我有操练领队的名声，我被指定为代理连长。
6星期夏训结束，我们在大操场列队，接受颁奖。颁奖的名次排列依据是功课学分、打靶成绩、体育分数，以及表现出来的领导水平。我被授予“D连优秀学员”称号，这就是那天颁给我的奖品——我至今珍藏的那套文具上的题词。“营优秀学员”的称号授予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学生艾丁·B·卡普伦。我在全营名列第一。
我得到这一荣誉很兴奋。可是在离营的头天晚上，我们正收拾行装的时候，一个白人后勤官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你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当上‘营优秀学员’吗？”我根本不曾想过。他说：“你想想，这些南方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教官们若让一个黑鬼当优秀学员，他们回到自己的院校时怎么交代？”他的话与其说令我愤怒，更不如说是令我震惊。我不愿知道，我的价值竟会因为我的皮肤颜色而被贬低。难道不可能是因为学员卡普伦的确比学员鲍威尔更强吗？
在乘车返回纽约的路上，我更深切地尝到了种族主义的滋味。我离开布拉格堡时，与本校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两名白人军士同行，通宵行车赶路，途中在几个加油站休息。那里的加油站有3个厕所：男厕所，女厕所，有色人厕所。我只能进有色人厕所。看来黑人似乎已超越了时代，男女不分了。在到达华盛顿以前，我一直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过了巴尔的摩向北走，我才感到安全放心了。我不由得回想起阿波罗剧院的那段古老的台词：“嘿，兄弟，打哪儿来？”“亚拉巴马。”“嘿，欢迎你来美国，只希望你平安过境。① ”
尽管有这些插曲，1957年夏训仍不失为我的一大胜利。我回到我女朋友身边。我带着我的奖品回家，让家里看到了他们从未在我身上发现过的东西——我终于有出息。我还发现自己具有领导能力。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人来说，这一发现可不是一件小礼物。
返校后，我继续努力上进，军训成绩全优，别的功课成绩平平。在暑假之前，布鲁克哈特上校已经通知我，将由我接替布鲁克斯，担任全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团团长。全团当时有1000人。我还当选为“潘兴步枪会”会长。我希望像前任会长布鲁克斯所做到的那样，在下一届全市校际比赛中夺得双冠军。我自己领导正规动作队，把特技动作队委托给一位风度不凡的队友约翰·帕多。
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特技队在失去它的优势。约翰当时为女朋友问题分心。有些队员向我反映说约翰的心思没有集中到日益逼近的比赛上。我想过撤换特技队的领导。最后的办法是我自己把它管起来，因为我有过上次获胜的经验，可是约翰总说“我能干好”。我记得那年的军事操练比赛是在第三六九团的训练场进行的。我领导的正规动作代表队蝉联冠军，可是特技队输了。我们总分屈居第二。我生气，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我对不起特技队，也对不起约翰·帕多，因为我明知约翰准备不足，在这方面我比他强，却还是让他上场。
那一天，我吸取了一条教训。这教训不论是对一个简陋的操场上的军训学员，还是对五角大楼的一位四星上将，都是适用的。我懂得了，当主管，就意味着作出决策，不论是多么不愉快的决策。如果行不通，就修正它。这样做，你才会赢得那些在不利形势下吃苦头的人们的尊敬。通过这次院校军事操练比赛，我懂得了决不能有辱使命，不能为了照顾一个人的面子而让多数人付出代价。多年以后，我在五角大楼时，还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着这一教训的字条，文字也许不雅，却简单明了：“负责任有时意味着炒别人的鱿鱼。”
那一次的小挫折并没有给约翰·帕多带来致命后果。将近30年之后，我住在迈尔堡时，有一次我们“潘兴步枪会”的老友们在我那里聚会，当时我是副国家安全顾问，帕多已成为纽约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设计师。我俩和另几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伙伴一起给迈尔堡的官兵们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脚不太灵便地在我的住所门前重新演练了当年的对空射击特技动作。
我们这些老战友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托尼·德佩斯、马克·加塔纳斯、里奇·戈德法布、贝尔·斯科特、约翰·蒂奥洛戈斯等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退役上校。还有一位是萨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将。有几位留在军中服役的会友在越南牺牲了。大多数会友没有留在军队，他们在各自的非军事领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个。70年代初，由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纽约市立学院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都被扼杀了。我深感遗憾。这不仅使我们军队失去了在老城区培养军官的一个途径，而且还剥夺了老城区青年人通过军训锻炼身心以及为祖国做有益贡献的机会。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时整，我走进了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兹礼堂，宣誓入伍。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我父亲走进我的卧室，坐在床边上，眼睛闪烁着光芒，递给我一个信封。他和我母亲从我童年时就为我攒了一笔钱存在银行，这时全部取出给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闹市区的莫里·卢森堡服装店——纽约公认的最好的军装店——去装备自己。
第一军乐队一开始奏乐，我身穿特制的新军装，走过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罗诺维兹礼堂的讲台。我和几位同年级同学宣誓：“我，科林·卢瑟·鲍威尔，庄严宣誓，我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国外和国内的所有敌人，我愿恪守军人天职，忠于职守，愿上帝保佑我。”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时代，对表达爱国主义的言词感到有些别扭。可是我在几乎40年前宣读这一誓词时，从头到脚都感到庄严肃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于我是“优秀军训毕业生”，我被授予正规军衔，而不是后备役军衔，这意味着我要服现役3年，而不是2年。我欣然接受了。
对我来说，学院第二天的毕业典礼没劲透了。授衔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和几个小伙子一起出外庆祝。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同学们经常聚会的翠绿酒吧继续作乐。我母亲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个表兄把我拽回学院参加毕业仪式。在母亲心目中，大学毕业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却是把这个地质学士学位看作一笔额外的红利。
在我姐姐玛丽琳和我自己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大体上都是“脖子上挂钥匙串的孩子”，放学之后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邻居和亲戚照顾。人们常认为这种状况会带来许多问题。可是在当年，卢瑟·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艾丽，两个牙买加移民、两位服装厂工人，却看到两个子女都成了大学毕业生，儿子还成了一名军官。按世人尺度衡量，这不过是小小的成就，但对我父母来说，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后，《检阅》杂志记者要我谈谈自己的双亲。我说：“我父母当年不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这力量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给我们教导过什么，而在于他们克勤克俭度过他们一生。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显得是正确的和恰当的，孩子们就会跟着遵循。”我的成长不是靠说教，而是靠榜样，靠精神上的潜移默化。“香蕉凯利”大街的社会环境、亲戚们的温暖关怀、圣玛格丽特教堂、还有思念我们的牙买加之根而沉浸于老家的即兴歌舞音乐，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羡慕的方式把我们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对纽约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尽。当年建立纽约市立学院，是为了让老城区的孩子们，穷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个上学的机会，我就是这类孩子中的一个典型。我的许多大学同学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之类的名牌大学，可是他们没有钱，没有得力的关系，被拒于这些学校的校门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中作出的成就可以跟我们那些最有名气的私立学府的毕业生媲美，往往还超过他们。
我常常明确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者的料。多年来，我常开玩笑说，纽约市立学院的老师们递给我一张文凭就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把我移交给了军队。可是，即使是我这个纽约市立学院的中等生，也学会了写作、思考，有效地与人交流见解，而且有能力跟我从来不敢梦想的学府培养出来的学生相竞赛。如果说自由女神像打开了通往这个国家的大门，那么公立教育就打开了在这里取得成就的大门。像我姐姐的纽约州立布法罗师范学院和我的纽约市立学院这样的学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了穷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顿。它们这一作用发挥得很好。因此，我拥护公立中学和公立大学教育。只要我还清楚记得我来自何方，我就要为它们大声疾呼，坚决支持。
在阿罗诺维兹礼堂的授衔典礼后不久，布鲁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学楼的办公室。“请坐，鲍威尔先生。”他说，我坐下来洗耳恭听。“你在这里干得不错。你在陆军也会干得不错。你不久就要去本宁堡。”
他告诫我说，今后要小心谨慎。本宁堡在南方的佐治亚州，佐治亚州不是纽约。南方是另一个世界。我要学会妥协，接受一个我不曾创造而且也无力改变的世界。他提到了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斯。他和戴维斯是西点同学，在西点的整个4年中，同学们——我猜想其中也包括布鲁克哈特在内——都躲着这个黑人。上校说，戴维斯在南方惹了麻烦，因为他试图反对那里的制度。上校的意思实际上是告诉我，到南方之后要安分守己，做一个“好黑鬼”。
我不记得我对他的话有什么不快。他是一片好心。布鲁克哈特像我们一样，也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环境的产物。在西点盔甲之下，他有一颗关怀之心。我谢谢他，起身告辞。
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科尼岛，最后纵情玩乐了一阵。毕业之后不几天，便启程赴佐治亚州。父母亲盼望我在军队里服役3年之后，回纽约来谋个什么工作，干一番事业。
第02章 我当了兵
我还能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对所选择的军旅生涯产生了疑虑。那是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区，我沿着一条100英尺高的缆索疾驰而下，只差几秒钟就要撞上一棵大树。这一练习叫做“求生滑行”，陆军让我做这个练习，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这一练习的目的，还在于考验我们对类似要你去自杀的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的决心。缆索悬在一条河上，两端拴在两棵大树上，滑行起点的一端很高，然后急剧下斜。轮到我练习了，我爬上起点这一头的大树，俯视对岸，那边的人都显得很矮小。缆索上有一个滑轮，我紧紧抓住挂在滑轮上的钩子，任务是沿着缆索下滑，听到对岸的教官喊“放！”时才能松手。我还没来得及思索一下，这边的教官就已经把我推开。霎时间，我顺着缆索飞驰直下，只见对岸的树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把我撞个粉碎。那狗娘养的咋还不吭声？直到最后一秒钟他才喊了声“放！”我松开手，掉进水中，距离那棵树只有十几英尺远。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情景之一。
“求生滑行”之类的把戏是我们在别动队学校必须完成的课目。在这之前，我们已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了8星期的基本步兵训练。别动队学校训练期为两个月，头两周是体育训练，其强度之大使先前的基础课显得不过是在纽约的西切斯特大街上溜达漫步。训练的目的是淘汰弱者，然后让合格者到佛罗里达沼泽地接受别动队员训练。在沼泽地里，我们在水里蹚了几个星期，天天与鳄鱼和响尾蛇为邻。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在佛罗里达搞房地产投资。
在这之后，我们到佐治亚州北部接受山地训练。教官把我们带到达洛内加附近的荒野。夜间很冷，早上则阴凉潮湿。本来说是让我们在小木房过夜，可是我们几乎没有见过小木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风餐露宿，爬崖壁，顺三绳桥越过峡谷，漆黑的夜间在齐腰深的水中巡逻，睡觉是在地上一躺，躺一会儿又走。我们学了“澳大利亚式绕绳下崖”：背后系上一根绳子，从悬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