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尼说：“好，我将在今天下午同总统会面。”
巴拿马问题是布什政府遇到的第一个大的外交危机。它也是第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执行新职能的严峻考验。以往，首先参谋长们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主席呈报国防部长和总统。而今我是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参谋长们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正是他们向各总部的司令官们提供受过训练并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我不能轻视他们的才智。但目前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能使自己再局限于起传声筒的作用了。
回到办公室后，我要求汤姆·凯利通知参谋长们于上午11点半到6号开会。我不要全班人马在星期天上午都到五角大楼来。他们肯定会被记者发现，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恐情绪。不久，他们从教堂或家里来到我家，我煮了咖啡。我们在一楼的图书室里落座。“遗憾，您损失了一个人。”我向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说道。格雷黯然点头称是。汤姆·凯利和我的情报官特德·谢弗向参谋长们作了简要汇报。在我们讨论完军事方案之后，我向他们讲了我的看法。“对帕斯的被杀事件决不能宽恕。‘蓝色调羹’行动是一个好计划。我们已准备就绪。我认为，我们应当付诸实施，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和副主席鲍勃·赫雷斯都表示赞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起初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没有遭到足够的挑衅，但很快也同意了。阿尔·格雷提出：我们是否需要像“蓝色调羹”计划规定的那样迅速行动？他知道，按计划规定，海军陆战队只起很小的作用。他想要争取时间，以便把海军陆战队两栖分队召来参加。“格雷，”我说，“瑟曼有一套切实的计划，一切就绪，待命出发。我们既不能拖延计划，也不要增添任何不必要的人了。”格雷表示理解。最后，“蓝色调羹”计划得到了参谋长们的一致支持。
在圣诞节前筹划一场战争，这个时间的确不寻常。12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匆匆地走过披上节日盛装的白宫走廊。汤姆·凯利手提地图箱走在我身旁，这时我们被身着18世纪服装的圣诞颂歌合唱队堵住了去路。我们和他们握手，互致节日祝贺，然后继续走向在二楼的布什私人套间。
总统正耷拉着脑袋，下巴贴着前胸，咬着嘴唇坐在那里沉思。他身穿一件蓝色便上装和一条便裤，脚穿一双红袜子，一只上印着“快乐”字样，另一只印着“圣诞”字样。他召来了迪克·切尼、当时的国务卿吉姆·贝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副手鲍勃·盖茨和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约翰·苏努努没有来，这可以大大减少离题的瞎侃。
切尼首先回顾了在巴拿马所发生的情况，并概述了我们打算采取的对策。然后他让我来讲军事计划。汤姆·凯利打开地图，我手拿一根将无光束红点投向地图的钢笔式激光指示棒开始汇报。这种游动的光点似乎让总统觉得很有趣。
除了切尼，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扩展了的“蓝色调羹”计划。我首先讲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要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成功了，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和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因为这项计划已远远超出了“搞掉诺列加”。我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对这一点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问题是否都充分认识到了。无人提出异议。我详细阐述了细节：我们将使用已到位的部队，其兵力经我们悄悄地加强目前已达到1。3万人。但这个数目还不够大。瑟曼和斯蒂纳的战略是打击每一支主要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和占领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陆军别动队将空降到巴拿马市以西的里奥阿托的主要兵营区，并消灭用来镇压上次政变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为在战斗中支援这些别动队，将首次使用我们空军新式的F…117A隐形战斗机。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将从布拉格堡乘飞机飞来，并空降在该市东面的目标区。还有第七步兵师的步兵将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德堡乘飞机飞来，以扩大我们对该国的控制并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已驻在巴拿马的美军将占领军区和市区本身范围内的各个目标。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将占领我们得知的诺列加保存其“逃走”时用的飞机的机场。特种部队的分队将搜寻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未能一直跟踪住他。在巴拿马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连奉命保住巴拿马运河上的美洲桥：“三角洲”特种部队将执行解救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库尔特·缪斯的任务，他目前仍被关在军区马路对面的莫德罗监狱内。“蓝色调羹”计划的兵力总数将超过2万人。我预计发起行动后不出几个小时，诺列加不论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执政了。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民选的恩达拉政府不再隐藏，堂而皇之地回去执政。我在结束我的汇报时指出：“参谋长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随后开始讨论问题。
乔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顾客，冷静地观看一场争吵，而他的顾问们则使劲儿闹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有一种他习以为常的使人恼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意图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想给总统留下什么令人宽慰的幻想。斯考克罗夫特说：“会有伤亡，要死人的。”总统点了点头，并让讨论继续进行。
吉姆·贝克认为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我们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难办的问题。“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我对此很担心。”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进丛林里去呢？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丛林是便于藏身之地。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至于人数，我说我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显然，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我们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遭到的挑衅是否已严重到要采取行动。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是：诺列加践踏民主；他参与毒品非法活动并受到起诉；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被害；以及由于这个不可信赖的人统治巴拿马使我们对运河的条约权利受到威胁。当然，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一点，那就是乔治·布什本人对诺列加的反感：一个三流的独裁者竟敢对美国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上我也有同样的厌恶感。
总统也要我谈谈可能的伤亡人数。我说：“总统先生，我很难说得更具体。”
“什么时候我们完成行动准备？”他问。
“两天半以后，”我回答，“我们要在夜间发起攻击。我们有进行夜战的精良装备。夜战可以使我们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
提问题在继续进行，问题纷至沓来，一直发展到看来好像要我们放弃现有决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汤姆·凯利越来越局促不安。但这时布什在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之后扶着椅子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0分。
早在几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单独叫到他办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他边说边叫我坐下，“你是坚强有力的，你正担起重任。但你总要使给我的所有信息都通过你，我不希望这样做。”他接着说，他期望得到众多来源的信息。他直截了当，语气肯定。信息就是力量。这一点，我俩都明白。而我总想控制信息。我告诉他我懂，因为我俩都认识到我作为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有义务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据我不知道的军事建议或信息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就会搞糟。“好，”他说，“只要我们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讲话中的稍稍停顿使我感到我们的关系还是亲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这种关系中我所处的位置。
我终于对此人的作风能够适应了，他与家长式的彬彬有礼的卡普·温伯格的态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轻时是怀俄明州一位聪明的牛仔，惯常活动于空旷的乡间，无须与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更喜欢撇开他人意见由自己定下决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几乎是唯我独尊，他要千方百计给人以这种印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位善于不让人知道自己焦虑不安的人。我喜欢与精于此道的人共事。
随着进攻发起日的临近，我告诉汤姆·凯利要确保切尼获得有关“蓝色调羹”行动的每一丁点儿信息。我还是愿意自己亲自向部长汇报，或者至少别人汇报时我在场。但是，在后来的闹哄哄的48小时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谈话后，我的确不想让切尼感到我切断了他的任何信息来源。他开始刨根问底地查问各种数据。如一个班多少人？“海豹”突击队带的什么装备？为什么别动队队员要从500英尺的高度上跳伞？他要在进攻发起前知道这一切。我了解个中原因。如果在这次入侵行动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仅是一个顾问，而他和总统则必须承担责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蓝色调羹”对隐蔽行动性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代号，但当行动公开后，这个代号很难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为一把“蓝色调羹”去冒生命危险，这成什么话？我们随便交谈了很多想法，最后根据瑟曼的建议确定取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正义事业”。这个代号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铿锵之声外，我喜欢它还因为，这样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今后在骂我们的时候也不得不说“正义事业”。
战争计划是集成千上万个劳神费心细节之大成。天气变坏和美国本土的结冰情况将妨碍我们结集所需的空运能力。作战方针和关于部队行动的一些规定，如何时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须经过审批。我必须告诉瑟曼更改F…117A隐形飞机的目标清单。我们不愿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诺列加可能在乡间别墅，就去轰炸那里，结果没炸死他，却炸死了女佣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个晚上，在暗夜中我驱车回家时独自坐在后排坐位上，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我将卷入一场我所敦促的战争，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战争。我做得对吗？我的建议正确吗？如果美国的严寒天气妨碍了空运，情况会怎样？我们又怎样来支援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我们的伤亡会有多少？在作战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丧生？这一切值得吗？我是带着自我怀疑的烦恼就寝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赶到五角大楼，发现在能干的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领导下的联合参谋部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的参谋班子都对情况了如指掌。霍华德·格雷夫斯陆军中将善于把我们的军事计划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融会成一体。一切零星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是“处于起跑的良好状态”。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忧虑消失了。我的心境进入了暴风雨前的平静。
那天下午，离国家投入战争不到10小时之际，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学生，她要我讲讲我选择军事职业的原因。这次谈话是该姑娘所在中学的“名人访谈”计划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我曾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一名学员托马斯·P·戴利共进午餐，那顿饭是在我赌输了最近一次陆海军橄榄球赛后请吃的。我按日程进行与青年学生的天真无邪的交际，以便使我在这一天看来过得像平常一样，从而加强了对“正义事业”的保密。
在与斯塔克斯小姐谈话之后，我悄悄地去白宫参加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吉姆·贝克和国务院已制定了一项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偷偷地把恩达拉从隐藏之处带到美国陆军南方总部基地克莱顿堡，在那里他将宣誓就任总统。我们还没有得到恩达拉对该计划的认同，在黄昏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这样做。恩达拉的参与是入侵前要核实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他共同行事，那么，布什总统就不得不定下决心，是没有他照样行动，还是半途取消这次行动。
诺列加有什么消息？总统一直在问。我们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们交不出诺列加，是不是这次行动将被视为失败？“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攻击发起时他在哪里，但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不是军政首脑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审慎地反对把某一个人当成是魔鬼，并把我们的成功押在他的命运之上。不过，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使举国上下来支持他的政策。而如果该政策是进行一场战争，那要唤起公众舆论反对空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事，莫如以反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坏蛋为目标更有号召力，而诺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星期二晚7点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来的电话说，恩达拉已同意参与行动。“正义事业”计划可以执行了。8点半我回五角大楼时只告诉阿尔玛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我没有细说。前几天的连续紧张使我感到疲倦，于是我在办公室里打了个盹。晚11点半，我随迪克·切尼同去全国军事指挥中心，那里有像迷宫般的众多房间，里面塞满了电子计算机、地图、无线电和电话机，当班军官们在各处来回奔波。汤姆·凯利最近为我、我的主要参谋人员和国防部长在迷宫的中央辟出了一间处理指挥的房间。在房内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两台面对着我们的接收来自巴拿马情况报告的大屏幕电视监视器。在我们后面是另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直通瑟曼、斯蒂纳和他们在巴拿马夸里高地司令部的保密电话。
汤姆·凯利屈身在我耳边说：“气候耽搁了我们的行动。但现在飞机都已起飞升空。”飞机是从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各地的基地飞往巴拿马的。我们知道，新闻界已发现这一不寻常的空中活动，但报道成是显示力量或增援行动。我们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但是，既然我们的部队都已在途中，要获得战术上的突然性，那就难了。
巴拿马国防军在晚9点断定出事了，但不知究竟该怎么应付。午夜过后不久，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开始在阿马多堡四周射击，击伤致死1名美国教师。斯蒂纳将军决定把行动开始时刻提前15分钟。12月20日，0时45分，第一九三步兵旅的部队迅速奔出兵营，直插市区去攻打军区。“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了。零零星星的情况报告不断地传到指挥中心：“三角洲”部队人员降落在莫德罗监狱的房顶上……他们杀死了卫兵……“三角洲”部队在……库尔德·缪斯出了他的牢房……“三角洲”部队人员爬上直升机离开房顶。一切顺利。不好！直升机起火。它被击中！掉下来啦！不，正向马路上降下去……它被打中了……落下来了……人员没出问题……这一救援行动总共只用了6分钟，但好像长得无穷无尽。
在军区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势蔓延到邻近的棚户区。空降别动队在里奥阿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