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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研究根据这些预测情况所需的相应的美国军队的兵力和结构。我接着完全根据出自内心深处的感觉写下：“海军将从550艘舰艇减为450艘舰艇；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将从30万人削减到7。5万至10万人；现役陆军将从76万人减至52。5万人。”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后备役部队也都将削减。
要让切尼接受这样的大裁减，那是十分艰难的。他是一个强硬派，根本不愿意想苏联会变得“较亲善和较温和”。然而，他毕竟是个内行，而且脱离国会不久，深知国会中要求削减防务开支和提取和平红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实际削减了防务开支。但是这个预算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战略远见。布什政府初期，为了提出一项新的战略曾委托人撰写了一份主要研究报告——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这份材料是由职业官员和几个指定的行政人员起草的。该研究小组并不具备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远见，也未接受他们实际的政治指导。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为政府的挡箭牌，挡住指责政府缺乏生气的指责。遇到指责时，白宫可以反驳说，我们已经在进行战略研究，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就是证明。但是，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令人失望，它是一个毫无新意的文件，内容空泛，满篇陈词滥调，注定要被抛进垃圾箱。
与此同时，国会、独立的国家安全思想库和自称是自由撰稿者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却纷纷而来。如果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开始进行工作。我决心要联合参谋部驾驶军事战略的列车，所以我抢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这些看法是直觉判断而非分析所见。与其让人强迫我们接受其军事改革计划，不如我来提出一个可以使盟友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可以使我们的指责者当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独自思考度过周末之后，奥蒂斯·皮尔逊开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轿车送我去上班。我在身心专注地思考问题，以致奥蒂斯讲的什么话，我几乎没有听见。直到他把一支“贝雷塔”手枪伸进后座时，我才转过神来。他向我保证说，他持枪是经过法律批准的，他说作为我的司机兼警卫，他应当配备武器。
进了办公室后，我打开磁带录音机并在微弱的莫扎特乐曲声中，再一次审查了我所记的要点。然后，我叫来了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部长乔治·“李”·巴特勒中将和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部长约翰·“戴夫”·鲁宾逊少将。他们和他们的助手就军队改革问题已工作了几个星期。我把我在周末形成的书面要点交给了巴特勒和鲁宾逊，并要他们把这些要点改写和绘制成汇报用的图表。给他们两天时间来完成。这套投影片显示的材料标题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称——《战略概览—1994》，但我引用了一个出自戈尔巴乔夫的副标题：《当你失去头号敌人时》。
尽管这时我担任主席职务才一个月，但我提醒参谋长们要认清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要他们与我保持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是聪明的有经验的人，都会看到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他们每个人作为军种首长，都经管着一个在过去花了大量投资的庞大的行政实体。每一个参谋长自然都希望兵力裁减更多地落在其他参谋长所代表的军种身上。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才能保持行政体制上的中立。在对参谋长们进行多年观察之后，我知道他们在募捐盘子端过来时只愿捐献一点零钱。他们实际上必然要被强行裁减，而且宁愿被强行裁减，这样他们便能向本军种的编制部门证明，他们曾在预算之斧落下之前进行过顽强斗争。
陆军和空军在裁减中首当其冲，它们把国家的大部分军事投资用来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红军打一场空地一体战，而这种战争几乎永远不会打了。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都知道，他们的军种必然会被大量裁减，但没有我想的那么多。
海军也要进行大量削减，因为它过去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大西洋航线，以便我们能赴欧洲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保持海军航空母舰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向岸上投送力量以抗击入侵的红军，而这一任务现在也已经过时了。任期只剩下8个月的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海军上将不愿意仅仅因为陆空军将失去它们的敌人，海军也跟着大量裁减。特罗斯特争辩说，苏联海军力量仍在不断增长，在情报未证实情况与此相反之前，美国舰队不应大量削减。
海军陆战队多少硬气一些。不论苏联存在与否，他们本身已成为国家的“911”反应部队，这是不无道理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上将（在我们开会时口嚼烟草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家伙）只同意对陆战队进行象征性的裁减，否则他会拼命斗争到底。其实，海军陆战队也是由于里根的加强防务政策而得以壮大的，它当时针对苏联的威胁，而现在这种威胁正在消失，所以海军陆战队也不得不削减。
我不可能取得集体的一致意见。然而参谋长们也知道，有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授权，我无需取得一致意见。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出我的建议。但从实际出发，我知道我们必须使新的美军成为一支团结的队伍。
几天以后，11月10日，在东德政府的默许下，一种信念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了，东德人潮水般地涌进西柏林。连最死硬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认为，旧秩序不是简单地在变革，而是土崩瓦解了。11月14日，我鼓起勇气向切尼部长呈交了我的战略概览。他虽没有当场表示欣然接受它，但给了我一个公正申述的机会。如果我们的防务不得不突然调转方向，切尼要亲自改变而不是靠旁人来指导这削减兵力的板斧。他还有一件事一直挂在心上，那就是数周后布什将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而总统目前尚无关于未来的战略方案。他在审阅了我的图表以后说：“好，我们把它送给总统看看。”
我回到办公室，并告诉参谋人员要在下班前准备好一整套图表，因为国防部长和我第二天要去白宫。他们露出了吃惊的样子，而我是了解个中原因的。在过去，比我的设想温和得多的大转变要通过联合参谋部的错综复杂的机构，得费几年工夫而不是几天的时间。
第二天当我们进入白宫情况室时，切尼露出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不安神情。在这以前，他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手鲍勃·盖茨一直在说共产党内部很可能击败戈尔巴乔夫，并恢复原来的统治。而现在切尼却要让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总统大肆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不管他心情紧张与否，我都佩服他。他愿意根据新的证据来测试他的基本信念，而且他要让总统有同样的机会。这一天待在情况室里的是布什班子的核心成员：总统、副总统丹·奎尔、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国务卿吉姆·贝克、财政部长尼克·布雷迪，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在场的还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迪克·达曼，他将不胜震惊——一个防务班子居然提出要减少防务开支。
我陈述己见。总统在细心听我说，但不露声色。我达到了我在这个阶段的最大希望：既不是绿灯，也不是红灯，可能是黄灯。要小心地前进。布什总统提出两个问题。我们该向苏联提出的底线是什么，我们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因为他在数日内就要去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切尼说我们将在他出发前给他答复。
卡尔·沃诺曾告诫过我，只要我能做到一件事就能得到各军种参谋长们的支持，那就是我得经常向他们通报情况。而我这次恰恰违反了这条规则。尽管他们都大体知道我的想法，我还是应该在呈报总统之前，向他们通报具体的《战略概览—1994》汇报材料。我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借口是时间紧迫。第二天，我把参谋长们召集到“坦克”① 里，那是五角大楼内留给联合参谋部开会用的挂着窗帘的保密房间。在每个军种参谋长坐位旁都惯常地摆上不同的甜食和干果，对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狼吞虎咽般地吃光。我展示了我前一天呈报总统的同样的投影片。我看到他们个个惊奇得瞠目结舌，同时对我背着他们做这件事感到不愉快。我决心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在总统前往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议，他要让戈尔巴乔夫知道我们正在计议的变革。作为回报，他应迫使戈尔巴乔夫迅速将苏军撤回苏联国内，使他们不构成进攻性威胁。他还应迫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费开支作较大幅度的削减，并停止苏联对第三世界叛乱的支持。
没过多久，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对麻烦地点的预测。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罗尔迪政变失败以后、“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又不得不对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政变做出反应。我读过前副总统丹·奎尔在其《站稳脚跟》一书中对这次叛乱的描述。他写道：“我是一个提出问题、寻求方案和力求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我还记得拉里·伊格尔伯格（代理国务卿）后来说过，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们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宾的政变。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时刻，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中有些人记得的事件经过与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刚从布鲁塞尔开会回来。切尼已筋疲力尽并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庆幸能在晚饭后不久就上床睡觉了。一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汤姆·凯利通知我，菲律宾发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贝尼那将军为首的政变。我立即去五角大楼内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刚过11点就到了那里。我进入一间专门用作处理该情况的房间。那是一间空间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间。灰色的地毯压低了我的脚步声。房间里的气温低，这样做有利于超灵敏度电子装备的性能发挥。我们正在使用一种新的远距离通信会议系统，可使各个不同机构的人员无需离开他们的建筑物就能开会。用该系统处理实际的危机，这还是头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对着5台电视监视器。在第一台屏幕上，我可看到白宫的情况室，副总统奎尔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尔出面是因为布什总统正飞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国务院的拉里·伊格尔伯格的面孔占据了第二台监视器的屏幕。第三台屏幕上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第四台屏幕上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哈里·罗恩，当时他在五角大楼楼上。在第五台屏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着的是副主席鲍勃·赫雷斯上将，他曾经也是主席候选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将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里对我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后，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证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还有，纯属碰巧，我们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亨廷顿·“亨特”·哈迪斯蒂海军上将也到场了，他是从檀香山来五角大楼参加预算会议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称，马尼拉的总统府正遭叛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她请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制止这种攻击。伊格尔伯格极力主张答应阿基诺的请求。“我们支持过这一民主政府，”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反应。”零星的报告源源而来，到处有枪战，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诺救出总统府。但是，我们收到的情况，与其说是确凿的情报不如说是混乱的消息。
我们驻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确认，菲律宾官方请求我们轰炸叛军控制的一个飞机场。停在这个机场上的二战期间的破旧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桨教练机，就是将要攻击首都的飞机。国务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应。我打电话给切尼并告诉他最新的情况。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亲自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可通过保密电话与总统座机联系。我还猜想，切尼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想在监视器屏幕上与奎尔打交道。在我看来，切尼在做出军事决策时是希望直接与总统商量的。
副总统说，他立即需要同总统联系，向他提出一项建议。新闻界曾抨击我对10月份巴拿马的吉罗尔迪政变犹豫不决。如果想消除任何犹豫不决的印象，现在就应当豁出去干。但是，我不想一窝蜂地冲动行事。我开始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们可以轰炸那个机场，但我们知道我们轰炸谁吗？我们袭击谁，是叛乱分子还是忠于科拉松·阿基诺的人？国务院可能想象出的是进行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式的攻击。相反，我想到的是，担惊受怕的年轻的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没有精确制导自动装置的飞机执行战斗任务。我的担忧是，一旦我们开始攻击机场上的飞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杀死人。我提醒参加电视会议的其他人：“我敢向你们保证，菲律宾人在他们的葬礼会上会严厉谴责我们，不论我们伤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阶层，我们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们采取行动以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现场情报。我要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通话以便获得确凿的情况。碰巧，那天晚上我们驻马尼拉大使馆的美国武官也在五角大楼，他在楼上与哈里·罗恩在一起。这位军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所有菲律宾国防部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我要他把这笔记本送给楼下的指挥中心，由我交给一名海军值班军官并告诉他：“不断拨号，直到你给我接通一个菲律宾军队最高层的军官为止。”
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在国防通信方面已经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建立了直通线路、保密线路、紧急加密线路、卫星通信等，实现我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这名海军军官向我报告说：“将军，我用这设备找不到他们这些人。我需要一台普通的老式电话机。”在这个超尖端的中心我们没有一条普通的电话线路。一个军士突然冒出来说：“先生，我能给您搞到一条线路。”赶快搞，我说。他着手撬开地板接上了一条线。我们这位聪明的军士很快就提供了一台打得通的商用电话机。
与此同时，我向奎尔和其他人说明哈迪斯蒂和我共同制定的一项计划：派我们驻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F…4“鬼怪式”喷气机低飞掠过任何胆敢开进叛军控制的机场跑道的T…28型教练机。总之，要吓住它们。如果有哪一架T…28飞机试图起飞，就迎面朝它开火。如果已起飞升空，那就击落它。为了表达所要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感，我在命令中用了一个词：我们的飞机要显示“极端敌视的意向”。我打电话给切尼，他表示同意。他同“空军一号”座机联系，并在10分钟内回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计划已获得总统批准。简言之，我们有一条清楚明确的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指挥线；武装部队总司令至国防部长，再通过我到适当的军事部队。“干吧！”切尼说。
当以上一切就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