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结婚的吗？”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个儿子，他在军队供职，是吗？”
“是的。”我说。
“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这时莫伊谢耶夫对我做着手势，笑着说，“但我在51岁时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几乎在53岁时才做到这一切！”
就这样，坚冰被打破了。随着伏特加酒下肚，气氛越来越热烈。莫伊谢耶夫向我们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的童年生活。他父亲是大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养路工，不论气温多低从未缺过一天勤。他的母亲仍住在西伯利亚的故乡。只有在谈到波罗的海国家问题时——美国仍认为它们是被占领国家——我才隐约地感觉到苏联固有的敌意和此人的强硬。莫伊谢耶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辈的亲人，他们都是军人，都为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地牺牲了生命，而现在他们竟恨起苏联来了！
到酒酣夜静之际，他和我成了两个相互交流战斗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适愉快的气氛中开始提一些问题。“我们都感到苏联正处于变革之中，”我说，“兜售老一套的党的路线还有什么意义吗？”他也知道苏军将从东欧国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问：“为什么你们不快一点撤军呢？”他说：“因为孩子们必须读完学年。”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向另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做出这么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开怀大笑。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我提出的意见他是否全接受，但当我们分手时，莫伊谢耶夫紧紧拥抱我说：“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终生朋友。”就我来说，我感到我遇见了一个徘徊于老式共产党敌人和新军人伙伴之间的人。
雷伯恩大楼2118号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室，讲台前挂着一块饰板，上面写着：
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8款
国会有权……
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
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统辖和管理陆海军的条例。
我想，挂在那里的饰板是要人了解在防务方面是谁掌管钱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间里为拟议中的1991—1992年国防部预算进行辩护。以往要确定我们军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摆出苏联的威胁，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随着苏联在军事上的收缩，我们面临着一种基本上一面倒的情况，国会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威胁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平红利”已成为一句时髦的话。既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枪炮，我们就可以把钱转用于教育、住房或预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总统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阶段大量裁减驻欧洲美军的建议，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众参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会议，宣传布什的防务预算是政府适应新的世界气候的明证。然而，当我们离开国会山时，我们知道，除非我们采取一项指导裁军的全面战略，否则五角大楼的政敌会扛着电锯来找我们。因此，切尼尽管还没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继续完善它。
在国防部内部和在与国会议员谈话时，我宣传“基本兵力”理论，即我们的兵力规模要从单纯以威胁为依据转向以威胁和作战能力为依据。我说，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担心苏联的威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某些基本的战斗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不会再需要保持一支专门的空运力量，以便把几百万吨物资装备运往欧洲，好对付苏联可能的入侵。但是，我们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资运往全世界的难以预见的麻烦地点。我们可能不再与富尔达峡谷对面的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相对峙，但我们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军队要能够执行4项基本任务：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战；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战；其三、国内有一支应急部队能迅速部署到热点地区，就像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那样；其四、保持一支削减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队，以慑服核敌人。
我已经使我的某些同事改变了观点。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赞同我的主张，战略空运司令部司令杰克·钱恩上将也赞同我。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统率北约部队和驻欧美军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杰克·高尔文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对某些军事首脑死死抱住旧观念不放而感到吃惊。海军继续争辩说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怎么知道的？因为几年前卫星照片表明，在一个苏联造船厂里放着一块龙骨板。显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舰的龙骨，因此苏联航空母舰仍在生产线上不断制造。我与海军头头争辩说，当苏联正从它的东欧的老帝国势力范围撤出之际，认为它还会加强海军统治海洋，那是毫无道理的。这一争论现在有了答案，俄国人正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铁出售。
我还重新思考过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记得，在温伯格当国防部长期间，在“坦克”里与我的老导师陆军参谋长约翰·威克姆听取关于电子制导的新式炮兵武器——“铜斑蛇”炮弹的汇报时，威克姆声称，“有这样精确的炮弹，我们就不需要在战场上用肮脏的战术核火力了。”战术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实施弹幕射击那样，铺天盖地而来，以便摧毁弹幕下的一切东西。而这种新式灵巧武器很像是精确的步枪火力。
在我任主席后不久，我们面临着处置某种核炮弹问题。这种炮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安全。因此，陆军部队对这些炮弹进行类似切除输精管的手术，注入气体使之失去功能。后来，核炮弹制造者解决了安全问题，他们要求做恢复功能的手术。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时候我们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导弹，难道我们还要花钱重新装配使用价值有问题的小的战术核炮弹吗？我的主张遇到重重阻力。陆军不想放弃其战场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楼的文职政策制订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内也都反对我。然而，我却越来越深信，战术核武器在战场上没有用处。
2月18日，我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E·史密斯中心的讲台上，回首20年来的风云变幻，激情在我心间荡漾。上一次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时我结束了工商管理学硕士论文工作。今天，我应乔治·华盛顿大学新校长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请重返母校，接受荣誉学位并在冬季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我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这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二个学位，但这个学位没有花政府很多钱。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自从我离开这个校园以后，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指出，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时，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南非监狱里的犯人。几天前，他终于被释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将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演讲。当我是研究生时，60万苏联军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现在，一个戏剧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韦尔当了捷克的总统。当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一直不断地进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进攻性演习。现在这个条约组织是一片混乱。我提醒听众：“苏联的制度已风雨飘摇和停滞不前了，现在我们正等待它的分崩离析。”
典礼结束以后，在我即将上车的瞬间，我停了下来，想起当年从史密斯中心走向国会山途中，不顾催泪弹灼伤眼睛，举目观看数百名越战老兵把他们的奖章投向国会山的情景。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时，曾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逮捕，1。3万多名反战抗议者被投入华盛顿监狱。那时候，我想起公众对我职业的态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郁。我们设法扭转了这种情况。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维护我们已恢复的尊严。我认为，关键是要使今天的军队适应今天的现实。
感谢上帝。一次成功机会很小的演出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不是阿尔玛和我总怀疑我们女儿琳达的天才，而是因为戏剧界的供求法则甚至对最有天赋的人都不利。在一个3月份的晚上，我们穿着盛装，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利斯纳礼堂，观看琳达在一个巡回演出公司演出的《胜利之举》，这是一幕描述杰基·鲁宾逊在垒球运动中冲破肤色障碍取得成功的话剧。琳达扮演鲁宾逊妻子这一主角。她棒极了！她如愿以偿！
大约在这时候，琳达又交了一次好运。她去加利福尼亚一个月参加拍摄一套夏季的替补性系列片。在那儿的时候，她曾被邀请出席在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和他夫人玛丽亚·施赖弗家里举行的宴会。琳达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莱坞的生活使她兴奋不已。但是，她认定好莱坞不大讲求实际，而宁愿回来在东部地区从事她的事业。坦率地说，我松了一口气。
迪克·切尼敦促我继续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尽管他还有保留意见。作为我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别会见两名报道五角大楼情况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迈克尔·戈登和《华盛顿邮报》的R·杰弗里·史密斯。我向他们两人承认，要说通内部的人很难。我告诉史密斯，“我试图使国防部确信：军事威胁确实不同了。”史密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抛出硬新闻，说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话都太软了。我提出的削减幅度有多大？他问。我拒绝讲具体数字，但史密斯一个劲地追问。最后，我迁就了他说：“可能在20％到25％左右。”5月7日《华盛顿邮报》头版新闻报道说，“我国的最高级军官”预测，改组了的军队可能使“国防预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惊讶我的议论居然引起了轰动。不仅《华盛顿邮报》登载了，后来《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几家大报，甚至伦敦的《经济学家》周刊都发表了我的讲话。
狡猾的国务卿吉姆·贝克打来电话向我祝贺，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烦。而我担心的是切尼的反应，他也公开提出要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但在今后6年内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每年只削减2％。迪克·切尼不是一个喜欢部下同他唱反调的老板。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刊出的那天，我们会面时，他只说了一句：“很不错的文章。”然而，随着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不同的意见开始纷纷而来。我通过五角大楼的小道消息得知参谋长们都不高兴，因为我提出的削减幅度太具体了。国会山保守的共和党人士质问切尼，当总统自己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要做更大的削减时，他们怎么能维护总统的预算。我们的北约盟国也表示不满。当美国准备这么大幅度地裁军时，他们怎么能向议会要求批准庞大的军费开支呢？
次日，部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皱着眉头，面色不悦地说：“我们得谈谈你向记者说的话。”
“是，长官。”
“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支持总统。我需要确切知道你是否与总统一条心。”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审慎地停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可能我的话讲得太早了。”然而，我对记者所讲的话确实是军队面临的危机征兆。我很抱歉由于自己讲话不慎给总统添了麻烦，“但决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我说。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眼看空气会燃烧起来似的。然而，我们两人都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不会使情况失去控制。接着，我们又继续研究“基本兵力”的问题，力争达到25％的削减幅度。
从我发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纪念“野牛勇士”的塑像运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在我脱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传给了陆军文职官员、现国民警卫队准将阿朗索·多尔蒂。朗尼竭尽全力，但因支持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计划被搁置下来。后来，有名黑人海军军官卡尔顿·菲尔波特海军中校作为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官来到利文沃思堡。他对“野牛勇士”计划着了迷。他接过这个奄奄一息的工程项目，并使该项目重新恢复生机。他不满足于竖立一个骑马战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个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园。他要建立一个基金会，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馆和支付黑人军事史教育计划的费用。菲尔波特与我联系并要求我重新参加这一募捐运动。我问他计划要花多少钱？他说：“50万美元。”我一时语塞，但同意尽力而为。
富有的《电视指南》出版商沃尔特·安嫩伯格是前驻英大使。在里根执政时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亚之行中结识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们在利文沃思堡的梦想。他回电话说，我们所谈的这类纪念公园花50万美元是拿不下来的，大概需要85万美元才可能办得到。虽然这不是我想听的消息，但安嫩伯格答应如果我们能筹到相当的经费，他先捐助25万美元。
于是，募款便成了我的业余工作。捐款陆续到来，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捐了2。5万美元；著名的纽约慈善家、军队的朋友扎卡里·费蒂尔捐了5万美元。几个月后，安嫩伯格再次打来电话。他说，他讨厌事情老拖着，并问“野牛勇士”纪念馆的募捐运动进展如何？我向他介绍了取得的一点进展。他说，他对这个计划深信不疑，并希望看到该计划有大的进展。他将很快送来一张款额为25万美元的支票。我们以后只需操心筹措余下的款项。
多亏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动，我才能够于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参加破土奠基仪式。军乐响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骑兵兵营的荒地上。出席仪式的显要人物还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伦内德·威沙特中将、菲尔波特海军中校和多尔蒂准将。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军士长威廉·哈林顿和上士伊莱沙·基尔斯。他们都已95岁，是很久以前纯黑人团的真正的野牛战士。当我握着他们满是老茧的手时，我油然联想起我的过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奋战、在圣胡安山冲锋陷阵的黑人。历史差点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我们拿起铁锹举行破土仪式之际，这两位老战士的故事将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6号的房子是一座坚固的砖石结构，并带有一个宽敞阳台的建筑，它坐落在迈尔堡古建筑区的格兰特大街上。该住房以19202美元的费用建于1908年，它是供两个中尉家庭合住的宅第。1961年，6号翻修改装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在6号官邸后面有两个车库，我把我的“富豪”车停在里面，并在那里修理车辆。我还设法说服邻居们让我把我的另外一些成人用的玩意儿放在他们的车库里。
我喜欢把外国客人带来6号官邸共进午餐或晚宴。而后，我领他们出来，极目远眺，美国历史的缩影尽收眼底。站在俯视波多马克河的宽广的草坪上，我会指给他们看国会山、杰斐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并一一讲述其历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长大的树恰恰立在中央，破坏了全景。而且这棵树还越长越高。一天，我召来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对他说：“利夫西，那棵树必须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惊，说：“长官，您难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树吗？”他快速地报告出我将面对的反对者——营区工兵主任、公共事务官员和初露头角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