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方堑幕肪潮；ぶ饕逭摺Ｋ嵝阉担挂柘敕缥糯耸碌摹痘⒍儆时ā贰�
“那棵树越长越大，它破坏了华盛顿最美好的一景，”我说，“通知营区工兵主任砍掉它。”
迈尔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决定——计划在地球保护日砍树！我想与其说决定砍树，不如说决定不砍树，这活像前几年的一项枪杀小狗以便进行创伤研究的计划，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干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你在地球保护日砍了一棵树？我作了战略性的退却，把这事搁置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又把利夫西叫来并摆出我的战略。叫营区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树，挖掉树根，在树坑里填上新土。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一小时内干完，我对利夫西这么说。第二天早晨，当奥蒂斯开车来接我去五角大楼时，我告诉他等几分钟，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遥望波多马克河对岸的景色蔚为壮观，一览无遗。我低头看着郁郁葱葱的青草，几乎看不出那棵树留下的痕迹。看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棵树被砍掉了。突然性、隐蔽性和快速行动历来是作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990年8月1日，习以为常的一天开始了。早晨5点半起床，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然后吃我标准的早餐——葡萄干麦麸、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点前到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听取在办公室外套间里等待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的夜间情况汇报。
然而，这一天却变成了不寻常的日子。从某个方面来说那天是赢得胜利的一天。在前8个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基本兵力”方案通过迷宫般的行政体系，说服了不大同意的参谋长和军种部长们，赢得了固执的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持，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始终不持偏见的迪克·切尼尽管起初表示怀疑，但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参谋长们基本上都表示赞同。我的新任副主席海军上将戴夫·杰里迈亚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有几次，我因遭受挫折而沮丧，几乎不抱希望了。但是，那天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向布什汇报，赢得了总统的赞同。于是，“基本兵力”方案成了政府的立场。总统将在第二天8月2日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晤，并在阿斯彭论坛研讨会上宣布他的新战略和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新体制的“基本兵力”方案。所想象的变革是巨大的：从现役总兵力的210万人降低到160万人。但战略核心力量，即我主张的四大部队仍保持不变。总统提出的计划实际上标志着40年之久的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的终结，这个战略以胜利告终。我们成功了。次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就要去国会山向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推销“基本兵力”方案。
这一天，我还要求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中央总部速来五角大楼，在“坦克”里向参谋长们和切尼汇报伊拉克—科威特边界沿线的令人担心的情况。
我不厌其烦地参加主席日常的礼仪活动。先是接受宣传媒体拍摄我与一名晋升准将的联合参谋部上校的合影。后是陪同来访的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五角大楼前检阅仪仗队。然后我去布莱尔宾馆出席欢迎埃亚德马的宴会。国务院总喜欢让黑非洲领导人与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会面，并且竭力从这种场合中捞到好处。
我疲惫地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光，晚7点到家吃晚饭。饭后不久，我进书房仔细翻阅装满公文包的文件。晚8点前几分钟，保密电话铃声响了，在这个时间来电话通常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联合参谋部主任迈克·卡恩斯在电话中告诉我，萨达姆·侯赛因派伊拉克军队越境进入科威特。
第18章 沙漠中的底线
大约在我提出预测朝鲜和波斯湾是最可能把美军卷入的世界两个热点的《战略概览—1994》以后9个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事情便发生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停止了它们为期8年的血腥战争。当时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拉克军队感到不安。一旦拥有100多万军队的萨达姆不再担心伊朗，我恐怕他会在其他地方惹事。
两伊战争后，伊拉克欠下了近900亿美元的债。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一债额使美国的赤字成了小巫见大巫。萨达姆谴责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阻碍伊拉克走出债务深渊。它们突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所确定的石油配额，从而使石油价格下跌，减少了伊拉克的收入，这犹如在伊拉克背后戳上一把“有毒的匕首”。萨达姆还指责科威特从两国共有的鲁迈拉油田汲走了价值25亿美元的石油。他虎视眈眈地盯着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岛，因为这两个小岛堵住了伊拉克进入波斯湾的出路。他说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贪婪的叭儿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访问突尼斯、埃及和约旦之行中，发现这些国家对寻求一种“阿拉伯”方式解决伊拉克的财政问题表示乐观。然而，当我到了以色列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萨达姆的态度不很乐观。此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与我职务对等的以色列参谋长丹·肖姆龙中将设宴款待我，席间我讲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区学会的意第绪语，这使来宾们大吃一惊。有消息说我甚至用意第绪语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虽不属实，但也不必否认。
回到华盛顿后，7月的第三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长迈克·麦康奈尔海军少将到我办公室，把卫星照片摆在我办公桌上，指着十分明显的图像说：“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部署了3个师，迄今为止约有3。5万人。”他可认出这些部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拥有数百辆现代化苏制T—72型坦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一部分。萨达姆在边境附近部署部队是不祥之兆。但它说明什么？恫吓？施加压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远？
7月24日，我忧心忡忡地给在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打电话。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波斯湾，那就该轮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场了。作为中央总部的司令官，他负责我们在南亚、非洲之角和中东重要地区的军事活动。我们谈及持续不断的伊拉克的兵力集结，当时已达4个师，兵力超过10万人。阿拉伯领导人仍不断地告诉我们不用担心，阿拉伯兄弟之间是不会相互厮杀的。不过，我告诉诺姆，“我希望你准备好两种对策，”其一是，如果萨达姆对边界作轻微的侵犯，你要拿出进行报复的方案来；其二是，如果萨达姆表现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们制止他和保护这个地区的方案来。”
“我就动手干，”诺姆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有所准备。中央总部是由吉米·卡特总统期间建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发展而成，是用来对付我们当时的朋友伊朗和苏联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为制止俄国军队穿过伊朗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美国莫名其妙地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巴列维国王垮台后，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而苏联南下波斯湾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总部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伊拉克对其小邻国的威胁。
有经验的军人判断敌人是否准备进攻，通常依据三个必然会出现的迹象：敌军炮兵是否前移？是否铺设通信线路？是否给部队补充油料和弹药？到7月31日，上述三个征兆均已出现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说：“我希望你明天来这里，向切尼和三军参谋长们汇报你对局势的评估和你的应急计划。”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莱尔宾馆迎接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宴会的那一天。饭后，我要奥蒂斯速速送我回五角大楼。我急于回去参加预定在下午2时举行的施瓦茨科普夫的汇报会。我几乎与迪克·切尼同时到达“坦克”。参谋长们立起，然后我们各自就座。切尼要我讲开场白。我很快就让施瓦茨科普夫主讲。他那魁伟健壮、高达6。3英尺的身躯和充满个性的感染力仿佛占满了整个屋子。诺姆做了历时90分钟的十分冷静严肃的陈述。
“你认为他们要干什么？”切尼问。
“我认为他们要进攻。”诺姆说。他认为，那将是一次有限的攻击，以便占领鲁迈拉油田的科威特部分和巴比延岛。他不认为萨达姆企图吞并整个科威特和推翻其统治家族。会议以此基调宣告结束。
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迪克·克尔向我们做了同样的判断。然而，布什政府看来有意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5天前，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会见中说：“……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像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争执，我们不大理会。”后来，这位大使打电报给华盛顿，敦促美国在伊拉克与科威特自行解决它们的争端以前，“少作批评”。在尔后的一份致萨达姆的电报中，布什称他的政府“继续愿与伊拉克保持较好的关系”。我们听到阿拉伯国家说不会有事的；听到美国说：一旦有事，也与我们无关。
关于我们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问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提出几项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是加快已驶向波斯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的航速。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还建议将驻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装载陆战队装备的海军预置中队的舰船派往波斯湾。然而，这些举措不明显，起不到威慑作用，除非我们公开宣布派出它们的真正目的。在那个阶段，政府没有考虑向伊拉克提出警告，而切尼和我也都不愿意挺身而出，走在白宫的前头。我们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满足了阿联酋的请求，派出两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帮助进行空中监视，此举不会使萨达姆·侯赛因感到心惊胆战。
如今，我对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些象征性行动是否能遏制萨达姆。在施瓦茨科普夫汇报之后，切尼和我离开“坦克”时，我说：“迪克，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对发生的情况置之不理。我认为总统应在今天发表一份口气强硬的电报给萨达姆。甚至打电话给他，力争把他吓跑。”切尼同我一样担心，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联系，以便准备一份抗议照会。但是，为时已晚。在我们发出外交警告之前，8万名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跨过边界，浩浩荡荡地开向科威特城。
第二天早晨8点，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已回坦帕。我要他带上地图和作战计划立即乘飞机前来白宫参加会议。这是诺姆第一次见到这批高级决策人，而我希望他能熟悉这批他大概要与之共事的人。那是一次进入情况的会议。会上谈的内容并不连贯，也无中心议题。讨论入侵对油价的影响所花的时间与讨论应如何对付萨达姆的入侵问题的时间一样多。突出的问题是萨达姆的下一步行动。他会占领科威特后就住手，还是下一步要进攻沙特阿拉伯？我们应不应实施制裁？我们准备走多远？在开会之前，记者们问总统他是否有意图要派军队，他回答说：“我没有仔细考虑任何这类行动。”
在第一个对策方案已失去作用之后，诺姆在白宫首次阐述了他的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应急计划。但讨论了半天仍不见结论。我对议而不决感到不安。眼看会议快结束时，我试图得到明确的指示，便问道：“总统先生，我们是不是该在沙漠中画一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底线？”布什稍作考虑，随即回答说，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科威特的命运仍未解决。布什马上要去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会见撒切尔首相，并发表我们不遗余力长期为他准备的演说，阐述他的体现“基本兵力”概念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到国会山的第S407号超级密室向国防部国会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述“基本兵力”方案。在那里我们听到的全是“是”、“不错”、“对”的赞同声。可是，我这时心中老惦记着科威特，情况现时怎么样呢？
星期五，总统从阿斯彭回来，他再次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开会。他一面在他的惯常的桌子中央的座位上坐下，一面说：“已经过去大约24个小时了，情况看来还不错。撒切尔首相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假如我们在波斯湾采取联合政治和经济制裁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支持。”他特别高兴的是，旧的模式看来已经打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把这次危机当做又一次东西方对抗。以前苏联可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一度是其朋友的萨达姆。前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对0票一致通过谴责入侵，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而赞同票中就包括苏联。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向我们做了一个严峻的形势报告。他说：“伊拉克军队，离沙特边境不到十分之八英里。如果萨达姆占据他现有的地盘，他将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而在几英里之外，他可攫取再一个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他将占有从科威特港口出海的方便的海上通道。约旦和也门可能倒向他一边，这样他将有条件来勒索其他国家。我们预期阿拉伯国家将开始削减石油出口份额，伊朗将被伊拉克踩在脚下，以色列将受到威胁。”韦伯斯特的结论是，萨达姆将成为波斯湾的显赫人物。
“我们必须做出反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容忍萨达姆绝不是办法。”
切尼补充说：“你不能把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分开，当伊拉克军队攻击沙特边境时，他们离沙特油田只有40公里，在这里可能发生一次大规模冲突。”
代替吉姆·贝克与会的副国务卿拉里·伊倍尔伯格敦促说：“我们应搬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它允许采用军事手段和进行经济制裁。
“我已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总统说他已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过。总统以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他们仍告诉我他们能找出一种阿拉伯式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我们怎么干，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切尼要我谈谈军事选择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卫沙特阿拉伯计划，列举了我们能够迅速投入海湾地区的部队。我有相当把握确信，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还坚信他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说，“要把美国的旗帜尽可能快地插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们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我们切不可无所作为而使萨达姆更加肆无忌惮。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后的数小时内就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总统说：“我们要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备，保卫这个国家。
我随后问为解决科威特进行战争值不值得。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问题，目的是使军方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出哪些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应由我来提。我的做法有点越权。我现在已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期待我的仅仅是提供军事方面的意见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白宫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为解决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