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等着挨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斯考克罗夫特坚决驳斥了杜根的言论。
在接着到来的星期一早晨7时45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仔细阅读夜间的情况报告，并透过我的单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户看到乘班车的人纷纷来到，这时候切尼打来电话。他要我马上去见他和副部长唐·阿特伍德。我刚关上门，切尼就说：“我要撤迈克·杜根的职。”
“迪克，”我说，“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职。我对他已失去信心。”
“我们要确保罪有应得。”我说。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阴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离开这房间，”他说，“我就打电话给杜根，我要撤他的职。”我设想——后来证明正是这样——切尼已经获得总统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严重错误，他总是要做明确处理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人，因为在五角大楼日落以前杜根就将离职。早些时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会见过梅里尔·“托尼”·麦克皮克上将，一个精悍的战斗机飞行员，54岁，精力充沛，富于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麦克皮克是一个机灵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个主意，其中只有3个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出主意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他思路活，不是一个庸才。于是，我向切尼和空军部长唐·赖斯推荐了麦克皮克。恰好正中他们的意，这样托尼就成了新的空军参谋长。杜根即将被另一个空中力量拥护者所接替，我希望后者会更谨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办公室说：“迪克，总统确实越来越急躁不安了。他老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靠空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
切尼说：“是的，他担心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俩都理解总统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对他说过，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个时候才能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打仗。乔治·布什对“沙漠盾牌”行动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他的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几乎已陷入停滞状态，因为海湾问题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认为他能无限期地拢住国际联盟。
我问切尼：“您知道诺姆、军种参谋长们和我是怎么想的？在没有部署好能确保胜利的兵力以前，我们不应发起攻势。而这需要花时间。”
“那你想怎么干？”切尼问。
我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个月总统就必须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不断加强兵力以进行战争。“我想我们有必要向他较详尽地阐述长期的制裁和绞杀是怎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摆明有利和不利之处，这样总统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办法。我接着说：“与此同时，兵力集结应继续进行。”我已与日克和斯考克罗夫特讨论过这类办法。贝克感兴趣，但斯考克罗夫特与布什有同感，对长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说：“今天下午总统有时间，我们去他那儿，你可向他摆明全部情况。”在迪克和我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写些发言要点的时间。
那是一个温暖和令人发困的秋天的下午。总统坐在桌旁正与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谈话。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没来，因为这是一次临时的碰头，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会议。我发现布什有点心不在焉。我没有把握说总统是否愿意听我们说。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将会见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并就一项预算问题与国会进行谈判，这项预算将使他的“绝不再征新税”的保证付之东流。
“总统先生，”切尼说，“主席有些想法要给您说。”总统向我点头，示意要我讲。
“先生，”我开始说，“您仍有两个基本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军事进攻。”我向他介绍了整个的动员时间表。还说明如果萨达姆企图再次挑衅，需要我们迅速反应的话，我们已制定好一个对付他的空袭方案。接着我说：“我仍建议我们要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空陆海联合作战继续做准备。如果您在10月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方案，我们能准备好在1月份的某个时间发起攻击。”
第二个方案是制裁。我说明在继续实施制裁时，我们将怎样维持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防御态势。即使我们的兵力已经增加到可实施进攻的规模，我们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御水平。通过我们的防御战略和实施制裁来遏制伊拉克的进一步侵略，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有严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制裁把主动权让给了伊拉克，由伊拉克决定到什么时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采取行动。历史还告诉我们，制裁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当真起作用。现在我对到底走哪条路——战争还是制裁，尚无定见。我只是认为这两个方案必须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虑。几周之内无需总统做出决定。
我讲完之后，总统说：“谢谢，科林。这很有用，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是有好处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等着制裁发挥作用。”他说完话后，会议即告结束。
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统帅们》一书中对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一场景做了戏剧性的描绘（他把它说成是发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说我要促使总统在海湾采取一种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时在场的顾问们没有一人支持我。在他的书出版后，谈论鲍威尔是个“不想打仗的军人”大有人在。战争是罪过啊！战争是死人的游戏，而我认为不应轻率的牺牲美国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职责是向国家文职领导人阐明所有的选择方案。在我们民主国家里，决定进行战争的是总统，不是将军们。我尽了我的责任。制裁时钟上的时间正在嘀嗒嘀嗒地走过。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如果他决定必须进行战争，那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准备就绪、投入战争并取得胜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苏联将军到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参观一个导弹发射井，那里面有一枚瞄准苏联的导弹。我还带他去科罗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这个秘密的隐蔽之处，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怎样跟踪从他的国家打过来的导弹的。我陪同的这位贵宾就是苏军总参谋长米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大将。在海湾地区美军部队正如火如荼地集结之际，我陪他周游美国各地，这是一种干扰，但却是必要的。在建立我们和苏联双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谐气氛中，个人关系极为重要，特别是鉴于在海湾危机中他们第一次与我们进行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维也纳会见莫伊谢耶夫时产生的好感，至今犹存。我喜欢和佩服这个人。除了必要的对美国军队的广泛参观外，我还要莫伊谢耶夫体察日常的美国，带他去感觉它、认识它、接触它，以了解自由社会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当我带他去看一个军事设施或向他展示一个武器系统时，他总是显得非常厌烦地说：“是的，我们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约瑟夫娜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唤醒住在博林空军基地要人区的这位将军，带他去访问我喜爱的华盛顿名胜之地。陪同我们的译员仍是彼得·阿法纳先科，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伴又是俄语和俄国精神文化的学者，与他在一起总有一种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们首先参观了杰斐逊纪念堂。因为杰斐逊是我特别景仰的开国先辈中的英雄。我特别赞赏他在担任总统职务时的谦虚态度。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讲道：“我以遵从此职务而起步，当你们明智地在你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推出更好的人选时，我就准备退出此职务。”在同一篇演说中，他还道出了使每一个担任过公职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关公职的现实主义思想。“人孰无过，当他从这个职务上卸任时，极少还有着他上任时的声誉和好感。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谢耶夫解释了镌刻在纪念堂西南墙上的《独立宣言》的要点。我说：“这些誓言开创了我向你介绍的这个国家。”
对于我来说，杰斐逊可能看来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的保证中所暴露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他说，“平等和真正公正地对待所有人，不论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占有着奴隶。然而，我们都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而且正像杰斐逊所曾说过的那样，人在变化，否则“我们就会要求一个成人仍穿着他孩提时合身的衣服了”。
随后我和莫伊谢耶夫等人驱车去华盛顿纪念碑，对此他仅瞥了一眼。尔后，我带他到林肯纪念堂，这里显然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越战老战士纪念碑草地广场上那座线条简单、部分埋入土里的一堵石墙。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从阵亡的5。8万名人中找出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在之处，我还以我的已故朋友托尼·马弗鲁迪斯为例作了表演。当我们依次沿着这堵墙走过时，莫伊谢耶夫沉默不语。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要纪念的东西太多了。”
我知道他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几乎在每一个俄国的村庄都有那次大战的纪念物。他脑子里想的是苏联自己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苏联在那场战争牺牲了1。3万人，而他的政府则要从公众的心目中抹去那场战争，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只是使死者的家属悲痛不已。对这堵墙的瞻仰使我们像军事职业中的兄弟一般走到一起，不管是为哪个国家服役，我们都如一首旧诗中所说，“心甘情愿献身沙场”。
我还把我的客人带到退伍军人服务部，让他看看我们是怎样关心那些饱经战火之人的。当退伍军人服务部的官员说明军人的福利和退伍军人医院的时候，他很注意地听着。当我们走到修复术器械演示台前时，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说：“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在阿富汗战争中，穆斯林游击战士大量使用地雷和饵雷，使大量俄国士兵断肢残臂。
我把莫伊谢耶夫带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市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牌、“奥尔兹”牌和“卡迪拉克”牌汽车装配中心参观，让他亲自看一看美国产业的实况。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罗伯特·森普尔是我们的主人。在参观完总装线之后，森普尔送我们到一条试验车道旁，在那里公司展示了几台新型汽车。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一辆油光锃亮的红色“巡洋舰”牌汽车。森普尔要通用汽车公司的司机在这台2座车上先带莫伊谢耶夫，后带我各跑一圈。我摆手让司机下车，并说：“我来给将军兜兜风。”莫伊谢耶夫和我上了车。我们在车道上兜了好几圈，我把“巡洋舰”车开到90迈，这时莫伊谢耶夫打手势他要开车。我把车停下，我们相互交换了座位。他把这6速赛车一下子拉到70迈，接着又突然调低速挡到一挡，这时“巡洋舰”车发动机转速约每分钟6000转，他的操作使它发出嘎嘎的怪叫声。我希望这辆车在任何购车人那里别趴窝。
有一次，我带莫伊谢耶夫参观停泊在圣迭戈港口的一艘军舰。当我们参观军舰的厨房时，他决定显示一下他的无产阶级本色。有几个厨子正在削土豆皮。莫伊谢耶夫要了把削刀，他叫我也拿一把，提议我们进行一次削皮比赛。我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那天在削土豆皮战争中我们吃了败仗。冠军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莫伊谢耶夫，他战胜了来自香蕉凯利大街的鲍威尔。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行将结束之际，我在华盛顿的史密森航空和宇航博物馆设宴为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饯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苏联人设宴以丰盛的鱼子酱和满杯的伏特加酒答谢我们。这时候，莫伊谢耶夫的夫人加林娜——我们熟识后叫她加拉——已与阿尔玛亲密得像两个老战友一样。饭后，我们送我们的朋友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搭乘他们的飞机回莫斯科，阿尔玛和加拉坐在一辆轿车里，跟在我和莫伊谢耶夫的车后面。阿尔玛后来向我描述了她和加拉的谈话。在逗留期间，她真正接触了美国，她对阿尔玛说：“我对在你们国家所看到的一切并不羡慕，也不妒忌，我只是感到心里难过。我们浪费了70年的岁月。我们失去了干出你们已完成的事业的机会。在我有生之年，已来不及补救了。”
10月6日，我用保密电话与施瓦茨科普夫通话。这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总统的按钮在键盘的左下角，发出尖厉的很引人注意的铃声。诺姆的按钮则在键盘的右下角，我只要按一下，他在利雅得的电话就响了，通话很方便，就像与隔壁办公室的朋友讲话一样。我要求诺姆派一个小组来华盛顿向总统汇报一旦必须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时候，我们准备采用的进攻战略。诺姆坚持说：“我没有他妈的进攻计划，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他提醒我说，他只有1个军，“没法从这儿出兵一直打到那儿。”
我知道诺姆担心之所在。这时候他拥有的兵力是：4个陆军师、1个海军陆战师、1个装甲骑兵团、1个英国装甲旅、1个法国轻装旅、1支埃及和叙利亚混编部队和一些盟国的小分队，加在一起刚过20万人。他可能有足够的兵力保卫沙特阿拉伯，但却不足以赶走凭壕据守的50万伊拉克军队。我需要向总统说明施瓦茨科普夫凭其现有兵力能干些什么。施瓦茨科普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他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发起进攻。
我要知道他还需要多少兵力。
“瞧，”我告诉他，“你的空袭计划制订得很好嘛，白宫需要听取有关这方面的汇报。我也需要向老板讲讲地面作战计划的轮廓，即使它尚不完善。”
“行啊，”诺姆说，“但我想亲自来。”我告诉他不行，他坐镇利雅得更为重要。
施瓦茨科普夫勉强派出一个以其参谋长——海军战陆队少将鲍勃·约翰斯顿为首的汇报小组。我要切尼和参谋长们先听一下约翰斯顿的汇报，然后再带他去白宫。10月10日下午，我们在“坦克”开会。约翰斯顿讲了全面计划，然后要伯斯特·格洛桑准将汇报空军部分。8月初，约翰·沃登上校向我汇报过空袭计划，霍纳和格洛桑这次讲的空袭计划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包括海军、空军和盟国的飞机以及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从巴格达周围的设施到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战壕，以及两地之间的所有交通线。这项计划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和切实可行的。
格洛桑讲完后，来自利文沃思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的“杰迪骑士”负责人乔·珀维斯中校接着汇报地面作战阶段的情况。这个计划仅以当时所部署的部队为依据。它包括3个佯攻点和1个主攻方向。3个佯攻点是：第一个是海军陆战队沿科威特市郊的海岸实施佯攻，牵制伊拉克的几个师；第二个是海军陆战队在科沙边界的滨海地段实施佯攻；第三个是多国部队在科沙边界的西端实施佯攻。主攻方向是从中央北上直插伊拉克军队的主要防区，主攻部队全部由美军师组成，其目标是占领科威特市以北的公路枢纽。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