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系上一根绳子，从悬崖边缘下降，脸朝下，身子与大地平行。随着绳子松开，你就“跑”下悬崖，有点像杂技大师阿斯泰尔在墙壁上跳踢踏舞。悬崖高150英尺，崖下净是烂石头，你得小心不要让你的脸先着地摔到石头上。那也够恐怖的。
我的陆军生涯是在这之前两三个月开始的。那是1958年6月的一天早上，阳光明媚。我们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列队站在单身军官宿舍前面。从这天起的5个月内，这宿舍是我时断时续的住处。与单身军官宿舍隔一条路是空降训练场。那里像惊险游乐园似的，耸立着3座250英尺高的跳伞塔。我对它们饶有兴趣。既然加入正规陆军，既然当了步兵，就要当个最好的兵，这就意味着要当个别动队员兼伞兵。可是那跳伞塔高得有些吓人。
我们这些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新授衔的少尉，刚到本宁堡时消磨了几天时间，等待西点军校应届毕业生度完他们的假期后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基本训练。这标志着我们每个人都得跟西点毕业生第一次个对个地比试比试。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人起初以为西点人是平均身高10英尺的大汉。他们来了，原来像是经过4年调教后从马栏里高高兴兴跑出来的一群小马驹，我们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第一天，我们集合在步兵学校门前，旁边是那座传奇式的“跟我前进”的青铜步兵塑像，他高举步枪，仿佛正在率领士兵投入战斗。当时我只觉得这是一座金属铸件，但几个星期之后，我就体会到这塑像恰到好处地展示了步兵军官的风范。我们经过训练，进一步体会到这个无比庄严的号召——“跟我前进”的意义。
课堂作业和兵器操作对我来说相当容易，但野外作业就难了。我这个在南布朗克斯纵横交错的街道里长大的人，遇到一道格外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在黑夜里拿着指北针行进5英里，找到埋设在佐治亚州荒野某处的一个标桩。
到基础课结束时，“跟我前进”的意义已深入人心。步兵的任务是“接近并消灭敌人”，既具体又明确，没有一点含糊。步兵军官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发扬勇敢坚定、顽强拼搏、机动灵活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为了完成任务，必要时我们就得冲进地狱。与此同时，我们又得学会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尽力保存自己和士兵，防止伤亡。多年来，我常对年轻军官说，我的军事生活知识大多是在本宁堡的头8个星期当中学到的。我可以把这些教育归纳为以下几句格言：
——“站好这个岗位，看守好所有的国家财产。”这是陆军的第一要则。
——任务至上，然后关心你的士兵。
——别站着不动，干吧！
——以身作则。
——“没有意见，长官。”
——军官要吃在最后。
——永远记住，你是美国步兵，是最好的兵。
——永远随身带上手表、铅笔和记事本。
我在本宁堡头一次读到C·T·拉纳姆上校写的一首旧体诗，从中体验到陆军的灵魂，尤其是步兵的灵魂。诗中追溯到遥远的罗马军团，描写了地位低下的徒步士兵的苦楚，叙述了他因必须盲目服从命令而不得不面对的恐惧和死亡。诗的结尾是：
我明白事理，
但我是奴隶。
当军旗招展，军号吹响，
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
心甘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然而，我们在本宁堡受的教育是，美国兵必须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作出牺牲。我们的兵不是奴隶或雇佣兵。他们是祖国人民的儿女。我们只可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让他们去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士兵的天职是不怕牺牲，那么领导人的责任就是不让他们白白牺牲。在越南战争之后的年代，当我升到负责的职位，需要建议在何处让美国兵冒生命危险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条。
我在基础课结业时，名列前10名，证明我经过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的锻炼已有一定基础。这时，我已是一名合格职业军人。接着是别动队学校，经受了“求生滑行”和“澳大利亚式绕绳下崖”以及诸如此类的考验，历时两个月。最令人怀念的别动队教官之一，是一位黑人上尉弗农·科菲，他像是用弹性钢造出来的。他驱赶着我们摸爬滚打，毫不留情，有时跑步累得我们成了一堆软泥。他一见到谁呆着不动就生气。我们对他又敬又畏。在力气和耐力上，我自己恐怕从来无法跟他相比。科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精通业务的优秀黑人军官，学员对他的尊敬之情逾越了种族的界限。
陆军部队里当时比较民主，然而我每次离营外出，都感到是跌回到了老的南方。我可以到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廉价商店买生活用品，只要不在那里吃东西就没问题。我也可以到大百货公司去购物，他们会收我的钱，但我不能用里面的男厕所。我可以在街上散步，但不能看白人妇女一眼。
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地训练期间，那里唯一的黑人教堂在盖恩斯维尔市，距我们相当远，部队长官很动脑筋，派了一名白人下士司机开一辆半吨卡车送我去教堂。我在那里跟当地的浸礼会教友一起又唱又拜。第二个星期天，下士指出，他为了送我上教堂，他自己没法做礼拜。他问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进教堂去。教堂的黑人牧师很和蔼，他说，他当然竭诚欢迎这位下士一道做礼拜，可是一旦当地的白人居民知道一位白人进黑人的教堂，也许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请他在卡车里等待。我父亲的担心，布鲁克哈特上校的告诫，我希望看不到的现实，都硬是挤进了我的生活。这荒唐的社会准则竟不许可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或是进一家餐馆吃饭，或者共用一个浴室。
当时，种族主义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心理上寻找一条应付之路。我开始给自己排列轻重缓急。我的目标首先是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取得成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衅，我不能让自己毁于愤怒之火。既然南方人坚持荒谬的生活准则，我就权且充当他们分派给我的角色。如果我被限制在球场的一端，我就在球场这一端成为明星。不论在军营之外遇上什么事，不论尊严受到多大伤害，不论遭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阻碍我的努力。我不能因为不让我打全场而使自己在感情上变残废。我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使我相信我低人一等。我不会让别人对我的看法成为我对自己的看法。种族主义不单是黑人的问题，它是美国的问题。在美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不会让别人的傲慢把我变成一个牺牲品，相反，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有时感到受伤害，我愤怒不已，但总的说来，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挑战。我就接受挑战，做给你们看看！
别动队学校结业后，我报名参加了空降训练。这时，体力已受到很大消耗，体重下降，还因为在一次山地滑行时扭伤了腿而忍受腿部炎症之痛。我对腿伤一声不吭，只是悄悄用抗生素软膏擦伤口。我决心不让自己掉队。第一周，是从几英尺高的伞降教练器上跳落地面。第二周，从25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往下跳，我惊奇地发现降落伞真的管用，没有让我摔成肉酱。第三周，我们登上双发动机的C…123运输机飞上天空。当我站在机舱口，迎着扑面寒风，等候跳伞教官的口令时，心里直打寒战。要跳进茫无边际、一无所有的境界，那可不是人心灵深处的本能所乐意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两天里跳了5次。
“绕绳下崖”，“求生滑行”以及从飞机上跳伞，回答了我想人人都会悄悄自问的一个问题：我有胆量吗？我是怕做这些事的。假如我再也不需要跳伞，那再好不过了。然而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对此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当在前进路上碰到艰险时，我通常都自告奋勇，第一个迎上前去，这与其说是有勇气，莫如更确切地说是敢于面对现实。这种经历是一生中值得庆祝的大事。人们面临危险而又共同征服危险，这种危险就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战胜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空降训练结束，我们集合在跳伞塔下的操场上，一个个笔直地站着，脚上穿着“科科兰”牌的商业跳伞皮靴（这是自己掏钱买的，因为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伞兵都不愿被人发现自己死了还穿着军用皮靴），接受伞兵的翼形徽章，把它挂在胸前，与黑色—金色的别动队员徽章并列在一起。我们已经不只是步兵，而且是“空降别动队员”。在整个美国步兵中，没有比这一称号更值得骄傲的了。
放假时我回家了，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归来。从南方腹地回到纽约昆斯区，从军纪森严的部队回到无拘无束的平民生活，从健壮的同伴身边回到父母和亲人们的怀抱。我急不可待地到纽约市立学院探望“潘兴步枪会”的会友，让他们看看这一个老会友在5个月内发生了多么不平凡的转变。他们喊：“科林，当上空降别动队员啦！”这时我可以看出他们眼内的惊喜，我为此而陶醉。我21岁，走上了人生的起跑线。我有了一个女朋友。我父母也为我而骄傲，只是在我讲怎样跳下飞机时，他们吓了一跳。这时，我就要出国看世界了。我奉命要去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驻西德的第三装甲师。在那冷战的时代，地球似乎分成了白色和红色两块，我就要奔赴前线，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们那些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对手就部署在铁幕的那一边。
回到家里，我看到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父母生活节俭，为了多挣一点钱，让一位名叫伊达·贝尔的女士在家里寄宿。贝尔小姐心地善良，不但付房租痛快，而且常常帮忙干家务活。她甚至不时地给我父亲修指甲。但有一天晚上妈妈走进起居室，发现贝尔小姐给我父亲修脚指甲，就制止了，只许以剪手指甲为限。我和姐姐都欠了贝尔的恩情。在后来的困难时日，我俩都远离父母，多亏了贝尔给二老带来安慰。
我被派到了德国的盖尔恩豪森（美国兵把这地名美国化，成为“格伦哈文”），那是金齐希河谷中的一个景色如画的小镇，在法兰克福以东约25英里。苏占区则是在这镇子东面43英里。我的部队是第三装甲师B战斗群，驻地是福格尔斯伯格山附近的一座原德国军营，叫科尔曼兵营。我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装甲步兵营B连的排长。我们排共有40人。我跟全排见面的第一个早晨，在早操列队点名时，我浑身打冷战，忐忑不安。一方面，他们的相貌、身高、肤色和出身各式各样，很像我家乡跟我一起长大的小伙子们；另一方面，本宁堡教导的军人规范必须遵守，我不能把他们看成随便的朋友，而是必须对他们承担责任，我应该照顾他们。他们跟我年龄相仿，有的甚至比我年长，但是我立刻感到对他们像父亲似的心情。
我还很快发现，陆军官兵跟本宁堡那群打打闹闹、又说又笑的空降别动队员大不相同。我的新上司B连连长托姆·米勒上尉是这里的一个典型人物。米勒是全营5个连长之一，他们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入伍的后备役军官，现在仍留队继续服役。如果走运，他们会服役满20年，以少校甚至中校的身份退役。如果不走运，他们会退回到入伍时的后备役军衔。如果倒霉，他们会被复员回家，在人到中年之际被投入民间的人力市场。
这些人也许不是耀眼的流星，可是他们身上有一些感人的东西，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在西点军校或军事教科书上学不到的。我与米勒上尉关于手枪的故事就是一例。
当年，空军和海军都有核武器，所以陆军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陆军的宝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连的卡车和拖车身上，样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笨重的贝尔莎大炮差不多。俄国人显然想知道我们的280配置在什么地方，以便在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时摧毁这些大炮。因此，这些大炮由拖车拖着在德国森林周围转来转去，让俄国人摸不着底。每门大炮随时由一个步兵排负责警卫。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布置一项秘密任务。我这个排被挑选出来警卫一门280。我心情激动地动员了全排，然后给我的9毫米口径手枪装上子弹，跳进吉普车，奔赴营部去受领任务。我为警卫一门能发射核弹头的大炮，感到很兴奋。
我走了不多远，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枪。它不见了。我吓得发呆。在陆军中丢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头找手枪，还是继续驱车前进去受领任务？一时拿不定主意，心乱如麻。最后，我认识到我必须通过无线电话向米勒上尉报告这一情况。
“鲍威尔，你还在路上？”他问。
“是的，长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枪丢了。”
“你说什么？”他难以相信地问道，没过两秒钟又接着说，“好吧。继续执行任务！”
在营部受领任务后，我开车返队，忐忑不安地寻思着自己的命运。刚驶过一个德国村庄，就发现米勒上尉坐着他的吉普，在一片树林边上等我。他招呼我过去。“有件东西给你。”他说，他递给我那枝手枪。“它从枪套中掉出来，让村子里的孩子们捡到了。”孩子们捡到？我打了一个冷战。“是啊，”他说，“幸好他们刚打出一发子弹，我们就听见了，赶快把枪要回来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发软。米勒说：“看在上帝分上，孩子，再别出这种事了。”
他开车走了。我查看弹夹，是满的，没有打出过子弹。我后来得知，手枪是我出发时掉在我房间里了。米勒编了孩子们捡枪的故事，是为了吓唬我，今后好小心一些。他从来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这种事，上级就会进行调查，请律师，大概会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一个致命的污点。米勒却不是这样，只编造了一个故事。他显然是想过：我手下来了这个一般还算能干的少尉。他有时毛手毛脚，出点差错，我得给他一点教训，吓得他屁滚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别让他的前程刚开始就毁了。
米勒这种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有时并不符合条令规定，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当人们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掸掸他们身上的灰尘，拍拍他们的背，推他们继续前进。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别的上司把我扶了起来。例如：在开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这个排的火车票弄丢了。我和全排的人搁浅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时又是他们扶了我一把。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些难堪的事。现在写出来，也许会帮助年轻军官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是毫无麻烦的一帆风顺。
驻德美国陆军的任务是扼守GDP防线，即“总防御计划”防线。这道防线自北而南纵贯福格尔斯山脉的富尔达峡谷，这一峡谷也是铁幕所经过的地方。我们师的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每一枝步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辆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来抗击由这一峡谷蜂拥而来的俄国人。我们排负责防卫这防线上的一小段。为什么俄国人会来？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这个小尉官的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在那前一年，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空间领域跃进了一大步。他们封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