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1）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样板戏”和“革命芭蕾舞”不受欢迎。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2）
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实是难得的盛事。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第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无创造、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
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民族的宝贵资产。从长期观点来看，“自由创作”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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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的特点
在“中国民间歌舞”的舞蹈节目里，任何不熟悉舞蹈艺术的人大概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构图的对称性”。这在《采茶扑蝶》与《单鼓舞》《花鼓灯》中尤其显著，左边的人做了一种姿势，右边的人也必做一种相应的姿势。舞蹈的三要素是指表情（不单是脸部的表情，是全身的表情）、节奏和构图。中国舞蹈的表情和节奏当然各有特点，但特征最显著的恐怕是构图。这种构图在舞蹈中叫做“对称的平衡”。其实在我国各种艺术作品中，对称性都很强调，最容易看得出来的是建筑，北京的街道与宫殿，几乎全是对称的。不过假使全部对称，未免死板单调，所以要在舞台中央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叫做“轴心论运动”，一切舞蹈都环绕着这轴心发展。轴心运动是我国一切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美学的基础。
即使是单人的舞蹈，这种对称和轴心的情形仍旧保持着。譬如京戏中《霸王别姬》的剑舞，《天女散花》与《樊梨花》下山时的带舞、《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舞蹈、昆曲《思凡》中小尼姑的舞蹈，舞蹈者的姿势经常表现着对称，手中拿的不论是剑、是绸带、还是拂尘，在左面画了一个圆圈，回头在右面也得画一个圆圈，在舞蹈者人数是奇数的舞蹈中，例如昆曲《断桥》中的许仙，白娘娘与小青，《跑驴》中的老乡与小夫妻，也有对称的平衡。那个丈夫扭伤了手，后来老乡一定扭伤腿来平衡。
有人认为这种“对称的平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不很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喜爱这种完整稳定的形式。当然，在以后舞蹈的发展中，要注重所谓“自然的平衡”（简单的说，那是新式话剧中舞台面的平衡，而不是京戏中四个龙套、四员大将左右各站两个的那种对称平衡）与“矛盾论运动”，以丰富我们舞蹈的内容，使它更为多彩多姿，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中的许多优点，绝对是可以保存而加以发展的。这部影片里这许多优美的舞蹈，就是最好的例子。
每一个舞蹈有它的主题，而这主题也要进行发展和变化。这和音乐的情形是很相似的。《采茶扑蝶》舞的主题是采茶与扑蝶，可是采茶有各种各样的采法，扑蝶也有各种各样的扑法，这些多样性的变化就是主题的发展了。
我曾说“狮舞”中的“举起”动作很富有特色。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地方。”像“狮舞”那种“举起”，我在外国舞蹈中还没有见过，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围棋杂谈（1）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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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杂谈（2）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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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五得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诸位等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了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之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断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首要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一九八五年四月
历史性的一局棋（1）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地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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