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思念不在我身边的女人，她们的芬芳只有是过去时和将来时以及在虚拟语气的状态下才会令我怦然心动。
也许是在国外当过一阵子小报记者以及出了一两本书的缘故，M的书面表达比起大学时代要强上百倍，她的英文写作也是流畅、自然，其间不时点缀的法文短语更让我神驰不已。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有点才华）在半疯不疯之间所洋溢出的才华令人叹为观止——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咆哮而下，期间虽经无数曲折跌宕，最终却恣肆从容，令人拍案。
啪啪啪，我急速敲击的手指在有些时候完全是翻动嘴唇的代替物，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回复着一个“女疯子”的思想。话题太驳杂了，从童年时代有关透过红蜻蜓的羽翼引起的梦幻到我和她初次肌肤之亲时隐约的不快，从巴黎圣日耳曼教堂的破旧台阶到魁北克省的语言警察，从纽约唐人街早茶油腻的味道到梵蒂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圣母腿上的耶稣，从摩纳哥赌场内豪华的厕所到希腊夏季44摄氏度酷热天气下一头钻进爱琴海的清凉，从大学时代食堂里炒白菜的难以下咽到第一次出国坐国际航班内心的不安与兴奋以及与外国人性接触怪异的感觉……无所不谈。
出于男人微妙的性心理，我小心谨慎地总想知道她与外国男人在一起的*觉。犹豫半晌，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上海女作家卫慧的作品，下载了几页阿慧有关外国大老二如何填充她的身体使她欲仙欲死如同和整个世界的男人*那种感觉等如何如何的内容，传送给M，想听一听她的反应。
可怜的“海龟”和“海带”们（3）
“……我对这段文字感到恶心！”M在电邮中写道。“这只是卫慧看到外国黄色带想象出来的意淫。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中国女孩，本能上对西方人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他们臭奶酪一样的体味哪怕洒了再烈的古龙水也挡不住，多毛的胳膊使拥抱很不舒服；*时，西方人出的汗黏糊糊似乎汗里面也充满了肉腥，当然，有关SIZE方面，西方人稍大一些，而且是一种软而大。”她在SIZE和软而大几个字下面用了下划黑线，这一回轮到我困惑了。
我估计，卫慧看到这段文字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困惑不已。好多时候，我如同读一本令我入迷的书一样，沉迷在M白日梦一般的娓娓自述里，自己也成为她的一部分，体会她的辛酸、欢乐、痛苦、渴望、忧愁以及挣扎之时身体的痛楚感觉。很难说她在国外近十年的漂泊和我多年来南方蟑螂一样卑贱的生活哪一样更好一些，或许出于同病相怜，或许从前有过那么短暂的爱恋，总之在这些互相向对方剖析内心的日子里，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一种接近于爱情的怜惜感。
有时回首过去，就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沉淀，那么多机心、那么多势利、那么多目的性极强的关系仍旧给人造成伤害，而那一点一滴的温存、爱怜、真心也仍旧让我们流连和感动。
势利的年代里面，还能剩下多少的不势利呢？
出国的势利症，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频频发作。这些年，一帮就读于各国克莱登大学的学子们纷纷回国报效，既逃过了饿死在异域的命运又能获得报效祖国的好名声。在国外那些年艰辛屈辱的生活，养就他们左右逢源的好本领，个个都会说一口流利的送外卖时练就的伦敦音、纽约音、波士顿音、爱尔兰音、费城音、悉尼音、惠灵顿音、开普敦音，哄那帮在企业主持工作曾经上山下乡吃过地瓜干梆子面并正在努力花钱买EMBA文凭的中老年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几年来，作为国内最早的英文翻译，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去神游故纸堆，云山雾罩，每个僻涩的单词都逃不出掌心，词汇量大增。有时候，我有机会被通知列席与洋鬼子、假洋鬼子们的会议时，常能为那帮在国外边送外卖边读大学的“龟孙子们”矫正个“对冲基金”、“衍生产品”等词汇的正确译法，也能把几位洋博士口译的“孟修斯”纠正为“孟子”。特别有一次，一个号称正在英国牛津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年骗子陪同印裔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来公司参观，老小子连“derivative”都译不出来。他前两句还想糊弄过关，根本不把“derivative”一词翻出来，不料印度老头子说上瘾了，一口一个“derivative”，我只能冒昧地在旁提醒那负责翻译的牛津博士“derivative”是“衍生产品”——当时，老小子脸一红眼一瞪，凶神恶煞有吃我之态……
每次，当我看到我研究生时代最好的哥们拖着一大堆吃食和国内电视剧的影碟蹒跚而去的背影的时候，看着他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我心中总是涌现出一种深沉的怜惜。
我的崇洋媚外势利病，就是这样被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治愈的。
当下人们之间的往来话语，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沟通的语言都陷入混乱迷茫中，昔日那种心灵之间的充盈的快乐，早已遭到无情地抛弃，人们相互间基本的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解体过程中，无论是友情、亲情抑或爱情，都在异化中朦胧不清。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1）
从宏观角度观察，当代社会的势利与昔日社会的势利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
最早对人性中势利因素做出历史性判断的，当属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难以想见的。由于从来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中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
所以，在那样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享受一种安天乐命的宁静感觉，很少有改变自身命运的焦躁感和紧迫感。
正是所谓“*”的潮流兴起后，舆论突变，平等的概念风起云涌，即使最底层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能成为亿万富翁、大将军或者大总统。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过高的期望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让人群中不断产生对于他人高于自己而发的嫉妒和仇恨，进而使得人们变得沮丧和消沉，产生对自我身份的无比焦虑。
从中国的历史来讲，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其实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头变化大王旗。从此，先前安贫乐道的平民阶层开始莫名的躁动：既然土匪头子们都能割据一方，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富贵！1949年后，“当家做主”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然改观。在20世纪火红的60年代，“*”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残留的所有等级区别一荡而尽：教授变成了“臭老九”去扫厕所，干部变成了“当权派”被押到台上侮辱批斗，从前的所有“高级人物”都要坦白认罪，身份和权力成为了“原罪”，连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剥夺了他们传统的宗教外衣，沦为新时代的“贱民”。也正是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贵族、特权、等级以及所有曾经在中国社会发生过正面效应的温情脉脉的因素，皆被扫荡无遗。
社会等级和阶级的藩篱，从那时起全部被拆毁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实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所有底层的人或者从事底层劳动的人，都再不会安于他的本来身份。在追求平等过程中，日渐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这种地位和身份的焦虑，最终达到病态的地步。如果听到哪个同学如今的官职比自己高一级或者或者哪个儿时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挣几万块钱，人们往往心如刀绞，在道贺和佩服声中，暗暗涌起浓浓的胃酸。
正是群体的比照，让我们失去了往日心态的宁和，增加了其实莫须有的不幸感，焦虑、愤恨、猜忌、烦恼、仇恨，接踵而来。特别是“唯物”的教育告诉我们，人只有今世，“来世”乃宗教的鸦片。在这样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一定要及时行乐——如此，又有谁能不躁动呢？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亚仁兄那种拜墓的举动，才有了我对我老梅家寻根溯源的冲动——无他，既然我们在这个崇拜精英的社会不能招人羡慕，总要找些自我安慰的东西。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2）
因为，在盖茨、潘石屹、王石、冯仑等等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书到处热销的时代（机场的售书点就是个最典型的群氓势利展销台），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狂热地步。
当然，最早把奢侈和财富两个概念加上正面光环的，是继曼德维尔和休谟之后的亚当？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而我们东方的儒教道德，也很简洁：“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这位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富人做出了这样的辩护：
“无论富人多么天性自私，多么贪婪成性，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去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填充他们的私欲，但实际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致一个并非富人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种理论发展到19世纪，更激变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作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连善行都成了违背社会生物进化法则的坏事（赫伯特？斯宾塞）。这种广受*主义者批判的观点，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这个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会中，经济的穷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紧密相连，这不仅仅是人的痛苦，而且贫困和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在无尽欲望的驱使下，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渴望成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于是就产生了无尽的焦虑，上演了无数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和笑剧。
有时候，仅仅是不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启蒙哲学家卢梭的教诲：财富和地位不仅仅是占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拥有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和感情。
这是因为，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从来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才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现时的拥有，就会无视我们物质的匮乏，变成精神上的富翁。
卢梭这种曾经让我们感动的思想，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的阿Q精神，那么具有“自我气魄”的可笑性质。
在今天这个商品高度发达的社会，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和千奇百怪的念头激发了我们无尽的欲望，让我们总是感到自己越来越穷，地位越来越低，受到的尊敬越来越少。在生活政治的食物链中，我们总想当那条最大的“鱼”。
意大利阴谋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上去让人肝儿颤，但最为我们时代的精英奉为成功指引的不二法门：
“被人害怕，远比被人爱戴安全。爱戴，受感恩纽带的维系，但因为人总是极端自私，因此只要人们一有利己的机会，就会打破这种温情脉脉的纽带。但是，害怕，建立在对惩罚的恐惧上，面对惩罚的恐惧，永远是有效的！”
在这样的生活原则指引下，我们发现，当今的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中，越来越多的人不过是鞠躬和微笑抢钱的“强盗富翁”。
确实，我们战战兢兢的、努力挣扎的生活政治，自始至终都脱离不开“内在的自我”，也就是一种充满了渴望的个体认同。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种自我的个体认同，不再是一种形式的道德，而是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和拒绝。这种内在自我满足感，脱离了对他人的关注，全然瓦解了道德的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所言：
“考虑到传统的崩溃，‘我会成为什么’，必将会和‘我该怎样生活’交织在一起。”
异化时代的势利群氓心态
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它不合理的合理性。在这个时代，浪费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破坏和摧毁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似乎都在为了消费而生活。豪宅、高级轿车、奢侈品、大而无当的厨房用具，似乎都成为人们生活的追求和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样的时代，社会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个人，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人，马尔库塞是现代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一代宗师。他所概括出的“单向度的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之一。
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指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丧失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沉溺于物质的舒适，不会去思考如何超越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当代社会，发达的科技和工业，使得某种新型极权社会得以产生，人们心中固有的反抗、否定、批判的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完全被压制，社会，也自然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从某种表面的现象看，无论是美国的黑人、东莞的工厂主、英国的金融家，还是曼谷的白领阶层，似乎都能拥有类似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汽车的便利，都能去“别处”去看风景旅游。乍看上去，昔日的高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分界线几乎全部泯除——所有这些，都要拜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赐。人们的全部私人空间，都被电视、电脑、电台、电影以及各种媒体软性地强硬地加以灌输，似乎人人都不必为生计发太大的愁。科技是那样日新月异，人们处于某种特别舒服的状态，甚至连战争中的杀人也像电子游戏那样轻松——在几千公里以外，按下导弹的发射按钮，敌人蜷缩隐藏的坚固堡垒便灰飞烟灭……
如此“美好的生活”的虚幻下，反叛和反抗确实让人觉得触目惊心，难以忍受。但是，在大规模、集团性流水线生产的今天，人类的精神病症日益严重。沃克在他《关于自动化的工厂》一书中就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处在‘东西‘的支配中。”也就是说，无论白领还是蓝领，我们都是在机械、电脑的奴役状态下活着，这种无法言表的压迫，不仅仅奴役我们的身体，还同时压制我们的精神，包括我们的心灵。因为，作为一种工具状态的存在，就是受奴役的最纯粹的形式！
所以，在看似高速度几何飞跃的人类发展过程中，昔日具有真正高贵性质的东西正日趋凋零殆尽——比如浪漫的不顾一切的爱情、具有悲剧色彩的勇敢献身、怜悯的人道主义、无所畏惧的骑士精神、独立不羁的人格，等等，都堕落或者消失了，甚至成为今天的笑柄。
今天，几乎所有的价值，都成为“交换价值”，而并非本来的价值。
在我们东西方所有的地带，“秩序和稳定”的呼吁超越了一切，即使年轻人的“垮掉”或者是离群索居，也是一种病态的、做作的、目的是让人感觉奇怪而吸引注意力的噱头——所有的目的，都是换来更能让人心满意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