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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线》将开辟这个专栏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将有什么人参加……到时我就去了。在座的人并不多，邓拓、吴晗两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
入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他所说的“三个人”就是指邓、吴、廖三人……
吃饭的中间，话题并不集中，东拉西扯，扯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题。所谓“本题”，也不过是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的笔名叫“马南”），我出“星”字（我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度，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为了备忘，由编辑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联系、取稿；为了防备临时因事耽误写稿，每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为储备；万一作者因公离京，就请旁的同志代笔。所以现在出版的《札记》中有五篇是其他同志写的。①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②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3）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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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4）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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