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起来，绝不连累苏联，也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6日，葛罗米柯来到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向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葛罗米柯，也说炮打金门，既不是打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当然，中国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所准备，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会自己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不会要苏联参加这个战争。
通过葛罗米柯的北京之行，赫鲁晓夫摸清了中国的底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不但如此，他觉得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有所作为，不妨作点强硬表态。9月7日，赫鲁晓夫发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强调：“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如果在美国有人得出结论，认为还可以像过去某些列强那样来对付中国的话，那就大大失算了。这种失算可能给世界和平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完全说清楚，因为对这样的事情含含糊糊和发生误解，是最危险不过的。”①
赫鲁晓夫还特地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要他秘密转告毛泽东，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空中力量。赫还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可以派携带地空导弹的C—75轰炸机部队到福建来。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表示欢迎，但同时又表示，最好是请苏联政府给我们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派技术专家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②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导弹和技术都可以来，但部队就不要来了。部队一来，要送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只是想试探一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同时也对一直叫喊要“###”的蒋介石集团一个教训，并不是打算一举解决台湾问题。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尽到了作为盟友的义务，但此事却给中苏关系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因为此时的赫鲁晓夫在想方设法缓和同美国关系，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此举也就给赫鲁晓夫以中共领导人“好斗”的印象。在他看来，如果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技术全部给了中国，局面恐怕更难收拾。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后来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撕毁新技术协定的一个原因。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1）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2）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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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3）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1959年8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做访问美国的准备。得到这一消息，本已为台海危机对中国有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这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为了在世人面前树立自己是“和平大使”的形象，赫鲁晓夫置中苏同盟关系于不顾，也不考虑中方的异议，就让塔斯社发表了一个表面上看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并说中印边界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没有站到中国一边。这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帮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反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说话，实在太不应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一直高唱“和平过渡”的高调，高喊“和平竞赛”的口号。在其“和平过渡”理论的支配下，苏联开始走上其自以为是的由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之路。于是，赫鲁晓夫不断地向美国献媚讨好。1959年6月，苏联竟以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下令停止向中国运送已装箱好的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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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4）
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也许是一直想做却未能做成的事情。可此举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还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的话，到此时，不但好感已荡然无存，而且是十分不满了。
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后，兴冲冲地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9月30日晚上，中国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一段明显对中国不满的话：“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赫鲁晓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并以在宴会上不发表讲话表示不满。
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淡淡地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10月2日，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了他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认为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争，不能搞武力对抗。毛泽东对此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但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看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又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他还解释说，列宁当年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是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处理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国内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我们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则是解放台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赫鲁晓夫又说：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在此之前，中国曾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并俘虏了两名飞行员。
毛泽东说：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