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旗下导演阵容强大，而签约的男女演员达到130个。这个时期，“邵氏”真可谓要人有人，要奖得奖，名利双收，人财两旺。
邵逸夫或许也被这种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意识深处有了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正准备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接替邹文怀的新任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大跌眼镜。陈铜民说：“六先生（”邵氏“员工常称邵逸夫”六先生“、”六老板“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
陈铜民的话乍听起来，像是蛮有道理，活人给自己造铜像，邵逸夫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自铸铜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活人给自己照相可以，画像也可以，塑像怎么就不可以？照片、画、铜像都是艺术品，怎么能说是自己咒自己呢？无非是给后人留个长久点的纪念罢了，这当然有点儿自己宣扬自己的意思。问题在于陈铜民把这个意思点破了，好像不赞成老板这样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陈铜民的意见。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尴尬又别扭。
后来，邵逸夫的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从1969年开始，“邵氏”出现衰微的迹象，旗下艺员纷纷跳槽，人才接二连三地流失。虽然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大导演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头，比如大导演胡金铨、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体制决定的。“邵氏”属于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长化管理，邵逸夫是这个电影王国的“国王”，他的意见便是圣旨。无论他多么开明，都无法消除这种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数口太精”（算盘打得紧）。
有一次，“邵氏”剧组在外拍片，剧务签了一张采购单，要领20元钱去买100个生煎馒头，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对，他清楚记得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还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
还有一次，岳枫执导一部电影，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数口有多精。
那是程刚执导影片《神刀》。据说程刚是向邹文怀举报李翰祥密谋背叛“邵氏”的人。之后他获得邵逸夫的重用，将他提升为导演开拍《神刀》。该片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也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
外人可能对此弄不明白，多赚钱难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吗？其实错了。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虽然票房增加3万，程刚的薪水未必增加3万，但他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关于邵逸夫数口太精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人心涣散，“众叛亲离”。
邹文怀一直被认为是邵逸夫的心腹红人，外界甚至讥讽他与邵逸夫长期以来“狼狈为奸”。的确，邵逸夫与邹文怀曾经互相倚重，共同创造了邵氏公司的数度辉煌。邹文怀被邵逸夫授予极大的权力，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
但是，自从1969年，一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之后，邹文怀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认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于是拉拢一帮朋友，竖起一杆大旗，创立了嘉禾影业公司，公开与“邵氏”分庭抗礼。
那么，方逸华这个女人凭什么威胁到邹文怀，她和邵逸夫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红颜知己1931年，方逸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英文名为MonaFonf。其母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的“舞国红星”。方逸华随母亲姓，无人知道其父是何许人也。
40年代末，方逸华母女来到香港。母亲方文霞一度在中环“百乐门”伴舞。方逸华中学没毕业便辍学了。她特别喜好西洋音乐，爱唱英文歌曲，那时，她与外籍乐队接触较多，不久便到歌厅登台。
1950年，来自上海的歌星屈云云，首次赴新马登台，打开了“蕉风椰雨之乡”的财路之后，引起众歌女竞相仿效。那时几乎所有歌女都要到新马去淘金，方逸华也不例外。1952年，方逸华在新加坡认识了邵逸夫。
邵逸夫似乎也是个歌迷，至少他被方逸华的歌声迷住了。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相当保守的社会，当地一些富商的太太们，对来自香港的歌女深恶痛绝，但又奈何不了自己丈夫对她们深深迷恋。但这些太太们也有办法解救陷入迷魂阵的丈夫，具体做法是，一旦怀疑丈夫与某歌女暗中往来，便向官方投诉，称某某歌女勾引她的丈夫。
由于那些富商基本都是伪君子，表面也站在捍卫妇女合法权益的官方立场上，使得官方乐于接受太太们的投拆，并将那些歌女列入“黑名单”，一经查实则驱逐出境，而且即使未能查实，对上过“黑名单”的歌女下次再申请入境，也决不批准。
据说，方逸华和她的几个好朋友，都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中。
从新加坡返港后，方逸华在湾仔巴拉莎舞厅演唱，后来，还去过美国一些城市的夜总会献唱。50年代中期，方逸华去过菲律宾献唱，并在马尼拉录制过唱片，其中有一首歌叫《Romatica》，颇受当地人士欢迎。50年代后期，方逸华和百代唱片公司（今日EMI的前身）签约，录制了不少中、英文歌曲，其中最流行的一支曲子是《花月佳期》。
1965年，歌星顾湄为“邵氏”主演电影《小云雀》，方逸华在该片中客串演出。顾湄是方逸华的好朋友，据说，顾湄能在“邵氏”影片中任女主角，就是方逸华向邵逸夫推荐的。
1969年，方逸华正式加盟“邵氏”，最初她没有参与制片工作，只是把公司采购物资的大权抓到手中。
那时，方逸华的左膀右臂是她在娱乐界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曾做过歌星，在无线电视台主持歌曲节目的詹小萍（现在是香港台文化节目的监制），另一位是当年百代唱片公司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汪淑卫。方逸华进入“邵氏”时，即把她们二位拉进了帐下。不过，这两位女士在方逸华权势极盛之时，都先后悄然隐退，离开了“邵氏”。
方逸华和邵逸夫的关系密切到了何种地步，只需举两个例子便足以说明。
其一，从“邵氏”的股权变化方面看。1971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当时，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邵维铭和邵维钟均为董事。1981年，方逸华加入了董事局。次年邵维铭和邵维钟相继退出董事局。此后，拥有“邵氏”实质性股权的，只剩下邵逸夫及方逸华二人。
其二，从邵逸夫对结发妻子黄美珍的态度看。1987年10月24日，黄美珍在美国洛杉矶病逝，随后在美国举行了佛教葬礼。“邵氏”当时只在香港的报纸上发了个讣告，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香港人都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有人批评邵逸夫对这位结发妻子缺乏感情。旁人似乎看不过眼，于是香港《银色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黄美珍。
原文摘录如下：“她早在二三十年前已是亿万富婆，但一直自奉甚俭，也不闹特殊，这是当前女人们最缺乏的优点……六婶（指黄美珍）从不过问邵氏公司行政工作，也不会介绍自己的好友在公司里做事……与方逸华小姐相处，亦客客气气，十分难得。如果换上妒嫉心重的‘邵太太’，每天看见老公身处众香国中，前来吵吵闹闹或是一拍两散，那么邵氏电影王国也建不起来了。……”
该文看似称赞黄美珍恪守妇道，宽宏大量，实则让人发现她长期以来深受压抑却强装笑脸。
自从黄美珍死后，邵逸夫与方逸华开始公然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为此，香港报刊几度传出邵逸夫即将与方逸华正式结婚的消息，但都被邵逸夫否认了。方逸华则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六叔一直很照顾我，他有魄力，我更欣赏他有恒心、远见和有时间观念，还经常给人机会。”
也许这是大实话。不过，方逸华的机会多了，邹文怀的机会便少了。方逸华加入“邵氏”后，邹文怀处处受到掣肘。《南北极》有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邹文怀得邵逸夫信任，一般性的用款，凭邹的签字便可向出纳领取。但从方逸华到了影城，掌管财政大权后，则多了一个严格的关隘。就算有了邹文怀的签字，也不见得能领到款项，即使有的能领到，却减了一截。”
邹文怀大权旁落，自尊心屡受伤害。终于促使他从“邵氏”卷走一批“死党”，于1970年6月正式创立“嘉禾”。
邵逸夫重用红颜知己，赶走邹文怀，或许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在这类事情上有得必有失。在这之后，他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能够拉住李小龙。邹文怀立即把李小龙拉入旗下，令初创时期的“嘉禾”迅猛发展壮大，形成对老牌“邵氏”的致命威胁。
也许是因为“邵氏”当时人才济济，当时，虽然武侠片泰斗级导演胡金铨离开“邵氏”，改投台湾联邦公司，但另一位同级别的大导演张彻尚在“邵氏”呼风唤雨，并且，还有一位大导演李翰祥，在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十余年，结果大败而归，重新回到“邵氏”旗下。所以邵逸夫牛气得很，对李小龙的自我推荐毫不重视。
那时，李小龙在美国一心想跻身好莱坞电影圈，无奈他上蹿下跳也只演了几部电视剧，因此想曲线发展，到香港找家有实力的公司，窜红之后再杀回美国。一向心高气傲的李小龙，这次委曲求全，通过中间人士把自己的意思转达给“邵氏”上层。自从邹文怀离去后，邵逸夫大刀阔斧改组了班底。新的制片主任由袁秋枫担任，编剧主任是董千里，宣传主任是陈铜民，策划经理是易文，《香港影画》主编是朱旭华。这个“邵氏”新内阁，每周六与邵逸夫开一次例会。作为李小龙的中介人，“邵氏”导演许国参加了关于李小龙问题的“内阁”讨论会。许国介绍说，李小龙的条件是片酬1万美元，拍摄时间限定60天。邵逸夫认为李小龙是在漫天开价，他对制片主任袁秋枫说：“你写封信给李小龙，告诉他，我们的片酬是付港币3000到9000，拍摄时间不能限定。他有兴趣，就来谈谈。”
李小龙自然不会有兴趣来谈。
于是，邹文怀看准时机，开出巨额片酬把李小龙拉进了“嘉禾”。从1971年开始，李小龙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门》和《猛龙过江》等影片，轰动世界影坛，使整个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发生逆转性变化，打破了“邵氏”独霸香港影坛的神话。李小龙也由此成为世界级的功夫明星（李小龙本书另有介绍）。
面对“嘉禾”崛起形成的巨大压力，“邵氏”出品也加强了暴力和色情成分。旗下的大明星和大导演们，都纷纷改变路线，比如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也不得不听命于邵逸夫，厚着脸皮去拍一连串的“风月片”了。
“色情加暴力”，是进入70年代之后，“邵氏”影片的新特点和突出倾向，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强烈批评。香港记者曾就此问题多次采访邵逸夫，而邵逸夫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相信这不是邵氏公司独有的转变，电影潮流的变化是世界性的，欧美各国的电影比香港奇得多。就说色情和暴力吧，假如算他们十二分，我们只是三四分而已，问题是我们尚未习惯！”
当被问及港产电影是否有必要跟随西洋电影的色情潮流时，邵逸夫说：“这不是跟随不跟随的问题，电影是要反映现实，配合时代的。假如现实是如此，电影又何须要代为隐瞒呢？”
这种解释显然是会引起众怒的，于是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抨击。1971年1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刘绍铭的一篇文章，该文说邵逸夫的影片公司，每年拿出相当于一件女明星貂皮大衣价值的金钱，在台湾设立一个象征性的戏剧奖学金，居然还有脸说“为中国培养电影艺术人才”。
1973年9月，《南北极》又刊出《一群文化工作者给邵逸夫的公开信》，该文谴责邵逸夫缺乏社会责任感，希望他“商德日进”。该文的结尾部分说：“邵氏每年均赚近亿元，但我们却费尽思量，不解邵先生为什么从来不愿意放弃短视的生意眼，去拍一部内容较有深度的电影？”
邵逸夫的辩护词是这样的——“没有人希望做亏本生意，要我摄制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欣赏的艺术电影，我宁愿拿钱直接支持电影节。”
邵逸夫完全把拍电影看成是做生意，什么赚钱拍什么。据邵氏影城的一位老编剧称，邵老板历来亲自审看剧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要在剧本中见到描写男女私戏，便会在旁边用红笔批字：“此处可以加黄色。”后来批多了，便简化成三个字：“加黄色！”
此时，“邵氏”扶植起来的人才继续流失。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以喜剧片《大军阀》获得4！“！”万票房的佳绩，并获！“！”73年度亚洲影展“幽默滑稽片导演奖”，更重要的，是该片一举拍红了许冠文，使他成为香港喜剧片的头号明星。
然而当许冠文拿出一个《鬼马双星》的剧本，希望与邵逸夫合资拍摄时，遭到了邵逸夫的拒绝，并把这个剧本说得一钱不值，结果促使许冠文离开“邵氏”改投“嘉禾”。而“嘉禾”及时推出《鬼马双星》，创下了香港史无前例的83！“万港元的票房纪录。
●入主“无线”
但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银海沉浮的电影商人邵逸夫，认为电影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赚钱了。他看出经营电视业有利可图，于是把目光瞄准了电视传播业务。
二十多年来，邵氏公司一直雄霸香港影坛，独占鳌头，邵逸夫也由此获“中国电影大王”之美誉。进入80年代，香港电影热开始降温，邵逸夫便见好就收，淡出影坛，向房地产、银行和其他各种物业多元发展。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邵逸夫接替了猝然病逝的利孝和，成为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和其子公司电视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新一任主席，从此开始掌管香港电视业的大权。
香港电视业同香港电影业一样，同样是龙争虎斗之地。邵逸夫进军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