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次，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分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刘军一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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