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