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总的语气也非常好，因为它没有把话讲得那么绝对。达尔文在任何地方都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对对立面横加指责；他总是提出大量证据来说明或反对某种思想，引证大量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引证各种意见和考虑，他在这样做时似乎是在对读者说：“你自己判断一下吧：看来，我们的观点要比任何一个别的观点更正确些”。他似乎是在邀请读者跟着他一起来讨论问题，并且让读者有在某个问题上同意他或反对他的自由。他始终记住，在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理论，专心致意地研究各种不同的事实并越来越深入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自己只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既然他自己经历过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他就不可能指望别人一下子便能接受他的学说。他常想并且常说，一个人即使对他的理论稍微表示赞同，但是要让人家同意他的其它一些结论，那也只能在人家逐渐地赞同了他的全部理论之后才能做到。
因此不难了解，达尔文著作的读者很快地就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他的学说。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全部接受达尔文理论的狂热的崇拜者（如植物学家华生，他于一八五九年年底写信给达尔文说：“您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们欢欣鼓舞地对待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认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细节还存在着弱点。还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接受自然选择理论，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样产生的，因此他们设想（例如华莱士），这些精神能力是由于超感觉的精神世界的干预才发展起来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意义，但他们对类型的可变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种人认为，可变的只是物种，而属是单独形成的；另一种人则认为，可变的是物种、属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级单位；第三种人认为一直到纲为止都存在着可变性；而第四种人则认为一直到门都是可变的。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有趣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意思，按照这个意思他已经不再同意我的理论了”。
最后，一批声望日益增长的敌视达尔文的读者也在出现。有些人不同意达尔文的理论，但对作者的热爱劳动、对作者真诚的意图、对作者论述问题的严谨性却给以应有的评价；有些人发现达尔文的方法本身存在着一些缺点，指出他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原理并不是从事实和观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后，有些信仰宗教教义的人对达尔文的理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里也出现了在其他类似情况下所出现过的现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击，说万有引力“动摇了自然宗教的基础，因而也动摇了神的启示”。一八五九年年底，达尔文在写给拉卜克的信中说：“当雷和闪电的发生第一次被证明是连续发生的原因的时候，那时关于每一个闪电并不是上帝亲手发出来的这一思想，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流派中间不能不发生争论。达尔文主义必须为自己争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由于因循守旧还相信动植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于是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开始了①。
在这场斗争中，三十五岁的教授、达尔文的许多年青朋友之一托马斯·赫胥黎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达尔文一样，也是在一艘军舰上开始他的博物学家的事业的。他以海军助理军医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号巡航舰上参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该舰在澳大利亚附近航行了将近三年。回英国之后，赫胥黎发表了有关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体动物的著作，并为此而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奖章，这是非常光荣的奖赏。他开始在伦敦矿业学校讲授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成了矿业部陆上勤务的博物学家，他对古生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矿业学校建立了一个地质博物馆。赫胥黎是一名优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经常给工人公开讲课，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他练就了一种简单明了地讲述问题的本领。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说，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叙述问题的能力，“使得听众能够认为，甚至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也是理解的”。
①我单有一本书谈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是阿·德·涅克拉索夫《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1937年莫斯科第2版），请读者参看这本书。这里我只作一些最必要的摘引，并补充某些细节，这些细节虽没有收入那本书中，但对达尔文的传记来说是重要的，这些细节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他在从事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工作时，置身于奥温自然哲学学派（这我们在上面曾经谈到过）的反对者之列。例如，依据脊椎动物的头和颅骨的胚胎学著作，特别是依据贝尔和拉特克的著作，赫胥黎推翻了由歌德创立而为奥温支持的所谓“颅骨脊椎论”。奥温认为，生物构造的基础是“先定的”观念，即完美的计划。奥温为脊椎动物的结构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并称之为“原始模式”。他认为，在脊椎动物的各个纲里只有这个原始模式的变异。奥温和歌德一样，也认为颅骨是理想椎骨的一系列变种。他把颅骨的一根一根的骨头看作是头部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椎骨。赫胥黎驳斥了这种理论，说它是荒诞无稽的，是不符合德国胚胎学家所指出的那些关于胚胎发展的事实的。
在物种起源问题上，赫胥黎采取了观望态度，或者如他所说的，用歌德的术语来说，他是采取了“积极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创造论，不相信神能超自然地干预自然界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类型的进化，因为当时流行的进化理论（如拉马克的理论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理论），引用说明进化存在的论据太少，并且对进化方式和进化原因的解释也很少能被人接受。他与赫·斯宾塞就这一题目进行过多次争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赫·斯宾塞是从哲学方面来捍卫进化思想的。
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时，自然相信，已经习惯于相信物种创造论的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进化观点将持否定的态度，起码最初会是这样。但他暗中希望，他过去一直认为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那些科学家在极其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各种论断和论据之后，一定会转到他这边来的。他把刚刚出版的书分送给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他首先给自己指定了三位评判者：一位是在地质科学中实行过变革的赖尔，另一位是在读这本书的校样时就已经开始转到他这方面来的虎克，第三位是年青的、对自然史方面提出的每一个新思想都作出积极反应的赫胥黎。
确实，赫胥黎后来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初期著作，特别是《物种起源》一书给他的印象和由下面一句话所产生的印象作了比较。这句话是：“闪电的闪光，突然间为在沉沉黑夜中迷了路的人照亮了他回家去的路，或者去别的地方的路，但是一定是他要去的地方。”
下面是赫胥黎第一次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后写给达尔文的话：“自从九年前我读了贝尔的论文以后，我所看到的博物学方面的著作没有一本给我留下过这样深的印象，我衷心地感谢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我认为您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您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滔火也要支持第九章，还有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大部分。第十三章的内容有很多精采的地方①不过有一两处我现在持慎重态度，等到我从各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至于头五章②，我完完全全同意其中所阐述的一切原理，我认为您猜出了物种起源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现在您的强敌们所干的事情就是要证明物种并不是如您所想象的那样产生的。
①这几章是：第九章——《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第十章——《论生物在地质上的连续》，第十一——十二章——《地理的分布》，第十三章——《分类，形态学，胚胎学和退化器官》（这里引的是第一版的几章，在第三版中又增加了一章）。
②这几章是：第一章——《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第二章——《在自然状况下的变异》，第三章——《生存斗争》，第四章——《自然选择》，第五章——《变异的法则》。
但是我感到我还远远没有全部领会最精采和最有创造性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意义……所以现在对这几章我不准备多谈。我只有如下几点异议。第一，您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然界里没有飞跃’的观点，从而为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第二，如果恒定的物理条件只起您所指定的那么小的作用，那么我不明白变异怎么能够发生……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人将对您进行辱骂，或者歪曲您的思想，我希望您不要为此而苦恼或者感到惶惑不安。您可以相信，您已经博得了一切自由思想的人对您的永远感激。至于有些恶狗要吠、要吼的话，您应当记得，您的一些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能力（虽然您时常公正地谴责我这一点），这种战斗力对您可能是有用处的。
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等着他们呢……“
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了下面几行字回答了这封信。这几行字表明，达尔文是多么重视赫胥黎的评价，赫胥黎是否接受他的理论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亲爱的赫胥黎：您的信已从唐恩转到这里。象是一个临死前接受了涂油礼的善良的天主教徒一样，现在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这首诗了。即使您只说了那些话的四分之一，那我也会感到十分满足的。整整十五个月以前，当我拿起笔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想法占据了我的心头：我会不会是受到了迷惑，正象许多人自己迷惑自己那样。于是我在心中选定了三位评判人，我在思想上决定听从他们的评判。这三位评判人就是赖尔、虎克和您。所以我非常渴望知道您的评判。现在我感到满足了，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那首诗了。”
达尔文对赫胥黎的评语的满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可以从他给虎克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看出来：“我接到赫胥黎的一封信，他对我那本书大加赞扬，由于谦虚的缘故（因为我正在设法为自己培养这种难以培养的品德），我不把这封信寄给您了，我本想把它寄给您的，但是我对我自己有很谦虚的看法。”
赖尔对这本书的态度与此不同。他的态度是由他的特殊的思想方式决定的。关于赖尔的思想，达尔文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总认为，他的思想的特点是：明朗，谨慎，果断，而且富有创造性。每当我向他提出有关地质学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不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就决不罢休，而且他经常使我对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清楚。他对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甚至在看来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他还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同情别的科学工作者的劳动。”
这两大特点也表现在他对待《物种起源》这本书上。赖尔首先感到由衷高兴的是，他和虎克曾竭力说服达尔文不必再等一些时候才出版这本书；因为纵使达尔文能活到一百岁，但是要等到他把自己的那许多伟大总结所依据的一切事实都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出版，那么这种时机大概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接着赖尔称赞了这本书的形式。他说：“在许多页中都光辉地表现出严密的推理和一连串的论证；内容高度的集中，对于尚未入门的人来说，也许集中得有点儿过分了……”。
因此赖尔认为，需要很快出版一个新的版本，为阅读方便起见，他认为最好能再增加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些抽象的原理。但这只是为了便于阅读，因为就证据所具有的力量而言，这些例子并不能补充多少新的东西，因为，赖尔认为，即使是现在，达尔文的证据也已经是足够有力的了，因此，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如果“对他作一点让步的话，那么就应当接受他的一切……”。
但是赖尔并不只是真心诚意地赞扬这本书，他还向达尔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异议、意见和困惑莫解的问题。
例如，他认为达尔文把眼睛这样完善的器官用来举例是不妥当的。这个例子或者应该加以发展，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证据说明眼睛是逐渐进化的，或者把这个例子完全删去。接着他认为达尔文对自己的前辈——拉马克和若夫鲁亚，圣伊勒尔——太不重视了。他指出：“最卓越的博物学家们都不同意关于形态的可变性”的观点。他问达尔文，为了说明低等动物和高等完善动物同等并存，是否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应该存在“单细胞生物”的自然发生这一结论呢？最后，成为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主要障碍是他对人的动物起源表示怀疑，他接受不了人和猿有种属关系的思想。赖尔力求从达尔文那里知道，他是否会让步，是否会假设在人的起源方面一定有创造力量的特别干预。达尔文回答他说：“要是有人使我相信我必须对自然选择的理论作这样一些补充，那我就会象抛弃无用的垃圾那样把这个理论抛弃。”
达尔文向赖尔解释说，他认为，智力和身体上的能力一样，都是通过选择逐步发展和进化的，或者可能是通过锻炼和改善，靠遗传而逐步固定下来。达尔文再次重复说：“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要求在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加入一个‘神圣的东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的确，这里不可能有妥协：要么承认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自然法则”进行的，要么承认一切都是受“最高的智能”、“创造者”等影响而起作用的。因此达尔文写信给赖尔说：“我想您将被迫拒绝一切，要不就承认一切”，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知道，承认一切对赖尔来说是异常困难的，因此他预料赖尔更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态度。
关于“单细胞生物”的创造问题，达尔文的答复是，对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说，这是个多余的和毫无根据的假说，因为这个理论不包括生物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赫胥黎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所有拥护物种不变论的人都开始激动起来。那些盲目相信莫伊谢也夫的世界创造说的人都不满起来，那些向人们宣扬关于在生物身上体现着一种抽象思想的自然哲学家们也不满起来，所有承认超感觉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这种原理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了生物）并宣扬所谓的“终极原因”（即创造这些生物的目的）的人都不满意。但是使人们感到更为不满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仅仅用一句话所涉及倒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句话是：“大量光明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在哥白尼时代，要人们放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