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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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作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就更是牛皮烘烘，非得表现出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不可。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自知其无知”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
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所以，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问题（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并不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反倒更喜欢得不出结论。大家都理屈词穷，大家都山穷水尽，也就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因为大家都摆平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而是证明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没有人无所不知。能意识到这一点，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智慧的境界。
其实，不要说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知”，有时也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知之甚多和习以为常反倒可能是深入理解的大敌。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从而由无知而有所知。但其前提，却是“自知其无知”。
中国的传统正好相反。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最耻言无知。说人无知，无异于挖人祖坟。但不说别人无知，又如何证明自己有知？所以又非说不可。于是，一旦发现别人的文章里有了“硬伤”，就幸灾乐祸，奔走相告，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这回露马脚了吧？看你还敢再牛！不是说发现了错误也要装糊涂，也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文章里的硬伤。给作者提个醒，那是与人为善；公开说出来，也可以一正视听。但也用不着像瞎猫逮住了死耗子一样，硬拿这耗子证明自己不瞎。
被逮住的则往往死不认账，有的还硬要说这是某某集团的阴谋。想想真是何苦！也就是写作时小心一点的事。查个词典，核对一下出处，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人，别望文生义自作聪明，不就行了？万一当真错了，也只有认错。硬伤就是硬伤，硬邦邦地在那里，谁都看得见，赖什么呢？
不过，设身处地替他想，不赖也不行。一认账，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丢了安身立命的本钱，靠什么混饭吃？因此必须抵死不认。其实，一两处错儿又算得了什么，万岁爷身上还有三五个龙虱呢！但在中国，就是不许你有三差两错：要么你全知，要么你全不知！稍有一两处不知，就等于什么都不知。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全知，就得拼命炫耀、卖弄、掉书袋。甭管写什么文章，一定都得引经据典，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印度，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包括道听途说间接知道的）都抖落了出来，就像装了玻璃门的“两脚书橱”，大步地在街上走。好在科技进步了，再厚的书也能刻成光盘，不怕肚子小装不下。只要装那么三五片，也就“满腹经纶”。这也没法子。中国的学问，历来就是这么个做法。因为真理早被发现，知识已然穷尽，“先王之道备矣”，没后生小子们什么事。所以“朝闻道”，则“夕死可也”。连活着都没了意义，还做什么研究？也就是比赛谁知道得多。比来比去，比到钱锺书，冠军决出来了。钱先生三朝元老八国联军，外语都会好几门，中国书更是没有没读过的，你比得了？比不了，就去找小D的茬，或者问一句“你见过杀头么”，顺便一巴掌砍在王胡的脖子上，让他瘟头瘟脑好几天。反正，得让大家伙儿知道，咱也是知道事儿的。如果别人不知道咱也是知道事儿的，或以为咱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书岂不是白读了？
总之，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知道的事情多。别人知道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也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王朔管这些人叫“知道分子”。至于他老弟是什么分子，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只能叫“不知道分子”吧！
中国有知道分子，有不知道分子，知道自己其实无知的知识分子，好像不太多。
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一段广告词：
乐百氏，知道不知道？
哎呀，不就是者喱吗？
哪那么简单呀！
是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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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质疑
有知识的人都希望别人有知识，读书人也都愿意别人读书，至少是愿意别人知道读书好。但要说“开卷有益”，不少人心里就会犯嘀咕，心想古今中外的图书汗牛充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能不识好歹一勺烩了？要是该读的没读不该读的读了，岂不误人子弟？最好是请那年长的、有学问的、见多识广的、一眼就能看穿是白娘子还是白骨精的，给筛选筛选，甄别甄别，定个盘子指条道，免得年轻人误入歧途，坏了自己的前程。
于是就有了“青年必读书”。
我丝毫也不怀疑导师或准导师们开列诸如此类的单子是一片好心，也绝对相信这些单子不会离谱到哪里去。毕竟有资格开书单的，即便不是什么泰山北斗吧，好歹也是高楼路灯，总归有些分量，而一个人平时说话做事哪怕再随便，这时也断然不敢马虎。因为一不小心，单子没开好，弄得舆论哗然，不但会被吊销导师或准导师的“营业执照”，没准还会背上“贻误青年”的罪名，岂是开得玩笑的事？
然而可疑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名声，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为了体现书单的学术分量，也为了百年树人这一千秋大业，导师和准导师们选择的，十有八九都是经典名著。什么《论语》啦，《孟子》啦，《史记》啦，《汉书》啦，《诗经》啦，《楚辞》啦，要不就是《古文观止》啦，《唐诗三百首》啦，再加《水浒》、《红楼》、《三国》、《西游》，或者其中的某些章节段子，总之是大家伙儿熟得不能再熟，谁都知道是好东西的东西。想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界上的好书那么多，总不能都罗列出来。为了保证书单的权威性，不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好挑顶尖级的说。结果，挑和不挑，说与不说，没什么两样。
就算导师和准导师们推荐的书目，咱们先前并不知道，这推荐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你说我该读的，我就一定读得到、读得懂、读得进么？经典名著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有地位，现在却只剩下博物馆意义的；另一种是不但在历史上有地位，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如果是前一种，就没有推荐的必要。比如司马相如的那些大赋，什么《子虚》、《上林》之类，无疑算得上是经典名著，但恐怕连导师和准导师们也没读过。即便导师和准导师们读过，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咱们也未必就该读。因为咱们有咱们的事要做，咱们有咱们的路要走，并不都打算当导师和准导师。
可见，以是否堪称经典名著为标准，或以导师、准导师们的阅读经验为标准，都很可疑。但，不以这两条作标准，又还能有什么标准呢？没有。所以，所谓“青年必读书”，也就整个地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根本的可疑之处还在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书是所有人都“必读”的？我的看法是没有。有部分人必读的（比如党员必读、干部必读），没有一切人必须读之者。世界上的书，有两种。读书，也有两种。一种“谋生”，一种“谋心”。前者讲“学以致用”，后者求“心有所安”。所以，谋生的书（比如教科书）就非读不可，而且应该开列“必读书目”。谋心之书则不然。为谋心而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心安，则安，不关别人什么事。
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读书乃为谋心，但肯定有不少人并不为谋生而读书。他们读书，只不过爱书。然而，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爱，却远比“应该”重要。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初恋”。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一本书所吸引，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这样一种“一见钟情”，完全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却也就“定了终身”。他或她将终身与书为伴，哪怕他或她并不教书、写书或编书，却比许多教书、写书、编书的更是读书人。因为他们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爱。
爱，是不能强迫的，也是不能代替的。在真爱面前，任何说教和指点都是荒唐。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将拒绝一切自以为是的“谆谆教导”。他们宁肯像游牧民族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漫游，碰到什么是什么，逮住一本读一本。如果不喜欢，就扔到一边，全然不管那些书是不是属于“必读”的范围。这虽然很让导师和准导师们伤心叹气不以为然，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那么，导师和准导师们就当真无事可做了么？有的。如果他也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同时又还是个明白人的话，他可以做也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对书的那份爱传达出去，让所有的人同感此爱，而不是代替别人去爱。读书有如恋爱，对象得自己找，包办是不行的。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说上这么一句：你看这些书多好看、多可爱呀，不想读读吗？
这当然也要开出一系列名单，但不能叫“青年必读书”，只能叫“可爱的书”，或“我喜欢的书”。
而且，在书单的后面，最好还有一句话：
随您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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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这词，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实际上意气这玩意，原本就不大说得清。意气风发是好的，意气用事就不好。正如书卷气很好，书生气就不怎么好。事物总有两重性，意气也一样。
问题是，怎么一说到意气，便会想到书生呢？
大约也因为书生多半会意气用事吧！
政治家是不能意气用事的。生意人也不行。政治家如果意气用事，其结果不是天下大乱，便是自取灭亡。生意人意气用事，则非赔个精光不可。至于在官员身边听喝，在老板手下打工，便更是闹不得意气。在田里种地，在厂里做事，多半也闹不得。算来算去，可以闹点意气的，也就是书生。因为书生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三不经商，四不从政。即便谋生，也无非教书写书，终归是和书本打交道，没其他人那么多实际的考虑。所以，从来就没有“商人意气”、“政客意气”，或其他什么意气，只有“书生意气”。
书生也就是读书人。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叫书生。叫做书生的，似乎只有那些年纪轻轻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老一点的，就得叫学者或是导师了。其实学者也好，导师也好，仍是读书人。其所以云者，无非不但“知书”，而且“达理”。达什么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如此而已。可见是不是书生，不光看读不读书，也不光看年纪大小，还得看通不通世故。如果年纪一大把，仍然一点世故都不懂，那就还是书生一介。相反，如果少年老成精明练达，那就不大像是“书生”，而且也多半没什么“意气”。
看来，所谓“书生意气”，就是只懂“书”，不懂“事”的意思。只懂书，不懂事，是很容易犯傻的。因为这样的人常常会“认死理”。一个人，一旦只认“死理”（书上讲的道理），往往就不大认得“活理”（人情世故）了。所以，一个读书人，如果在某件事上犯了傻，人们就会说他“毕竟是书生”。
然而一个读书人，又是不能没有一点“书生意气”的。读书人怎么就不能没有“书生意气”呢？因为读书的目的原本就是养气。养什么气？意气。什么是意气？意气就是真性情。“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杜甫）。性情相近，也叫意气相投。性情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吗？为什么还要靠读书去养？因为真性情是很容易丧失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之类且不去说他，至少诸多的现实问题你总不能不考虑。生活是很实际的。在现实中求生存的人也不能不实际一点，何况趋利避害原是人的本能。谋生的艰难，名利的计较，时时都在消磨着我们的真性情，或以其利，或以其害，或以其“挡不住的诱惑”，或以其“顶不住的威胁”。名缰利锁，霜剑风刀，不堪重负的人一路踟蹰前行，坎坷曲折，身心交瘁，其真性情又能所剩几何？所以，别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