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事情最关键的就是有正确的思路。
要知道，链霉素的发明人瓦克斯曼早在1915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了链霉菌，此时还在领着几十个学生正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分离毒性较小的链霉菌新种呢！
刘一民这种做法严格说是一种很不道德的剽窃。但是，为了打鬼子，借用一下前人的智慧和辛苦结晶也未尝不可。用后世的话说，那是开动金手指！
制药厂的所有技术人员都被发动起来了，在刘一民的指导下，顺利的从土壤微生物中发现了链霉菌。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成功地从土壤和鸡的咽喉中各分离出了一个可以抑制结核杆菌的链霉菌菌种。新的抗生素链霉素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后勤部制药厂秘密诞生了。
刘一民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指导程闻藏和胡嘉谟用活性炭吸附法、带溶法、沉淀法从营养液中提取链霉素，命人快马加鞭送往野战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刘一民把自己关在制药厂实验室里指导制造链霉素，多田骏在北平可没有闲着，日军不停地在山东各地投放鼠疫杆菌跳骚，八路军防不胜防，这边刚刚消毒结束，那边小鬼子的飞机就又投下了跳骚。一个多月时间，鼠疫竟然在山东泛滥开来，出现了一个村庄户户死绝的现象。部队虽然好一点，但是感染鼠疫的人数越来越多，伤号满营。主持工作的罗荣桓和负责防疫的陈同急得头都大了。
可能是感觉到折腾的差不多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一定大幅下降了，多田骏再次调动兵力来攻胶济路了。
这一次，多田骏学精了，他把华北治安军当成主力使用，一个日军师团指挥一个华北治安军集团，而且把战车第二师团、第三师团集中起来使用，再一次形成了钢铁洪流，从章丘出发，向东攻击。罗荣桓和蔡中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节节抗击，日军重新占领了胶济路，第11师团接替了原来三十二师团的防务，又恢复了重兵围困鲁中南的局面。
日军重占胶济路的情况，罗荣桓和蔡中一天几封电报向刘一民通报，他自然是知道的。只不过日军重占胶济路本身就在刘一民的预料之中，他已经下定了在山东尽可能多地消灭日军精锐部队、为北进东北奠定基础的决心，对日军重占胶济路根本就不在乎，这才静下心来，埋头指导制药厂研制链霉素。
制药厂送来的链霉素一到，陈同就在感染鼠疫的战士们身上使用了。这一使用，还真的是立竿见影。喜得陈同直接给刘一民发电报，说是新药对症，疗效显著，建议司令员命令制药厂全力生产！
到了这个时候，刘一民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坐镇制药厂，指导研制霍乱疫苗和鼠疫减毒活性疫苗。
一直等到了12月份，天都下大雪了，两种疫苗也研制成功了，刘一民率先接种，并通知《大众日报》的记者赶到制药厂来，拍下了他接种疫苗的照片，用以宣传鼓励根据地的老乡们踊跃接种疫苗。
有了链霉素和疫苗，不怕小鬼子打细菌战了，刘一民这才放心地赶回大店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
罗荣桓一见他，就说日军内部人事大变动，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团长中村明人全部被撤职，怀疑与日军攻占越南有关。杉山元老鬼子当上了参谋总长，冢田攻中将当了参谋次长，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少将任作战部长，后宫淳中将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任第5师团长。
刘一民一听就说：“表面上看是因为日军第五师团武力进攻越南北部，违背了日本政府和法国维希政府商谈的日军和平进驻越南的本意，实际上是日军在抓紧部署南下东南亚作战行动。裕仁天皇害怕万一战事不利，连累闲院宫载仁亲王将来上审判台，保护他，才把他免职的。杉杉元老鬼子不知道死活，把烫手山芋当成了香饽饽。看来，这多田骏还真的是笨蛋元帅！”
蔡中一听就说：“说的对！要按说寺内寿一、杉杉元、多田骏打了这么多败仗，不要说免职了，就说枪毙几回都正常。但是裕仁天皇个龟儿子，竟然不撤他们的职，一个个还在台上唱花脸呢！”
罗荣桓接着就检讨，说是胶济路防守作战打的不好，让日军重新占领了胶济路，导致鲁东大战的战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日军的大规模细菌战，部队战斗力下降，伤亡增大，没有几个月时间休整补充，就无法恢复战斗力。
刘一民笑着说：“这个不用检讨，谁也想不到日军会大规模持续进行细菌战。不过，以后不怕了。有了链霉素和疫苗，小鬼子再搞细菌战就没有效果了。而且，我们还有报复措施，李凌风他们不是去端日军细菌部队的老窝了么？接下来，该多田骏哭了！”
蔡中接着报告说，新四军取得了黄桥战役胜利，消灭了韩德勤主力。现在，蒋介石恼了，下令新四军军部北移。中央正在和蒋介石打嘴仗呢！
刘一民一听就急了，慌忙让蔡中去把这段时间中央和总部的电报全部拿来，他要看。
第一一一三章 抗日有罪
刘一民去制药厂潜心研制链霉素的时候，正是苏北我军发起曹甸战役、消灭韩德勤主力、取得黄桥决战胜利的时候。
刘一民曾率大军两次南下苏皖地区，开创苏皖边区根据地，建设了全部日式装备的皖东北警备旅和大批地方武装，并留下新三旅、新七旅、苏北支队三支主力部队划归刘、陈指挥，苏皖地区我军的实力比历史上强大的多的多，苏皖边区根据地也比历史上这个时候要大的多、巩固的多。而且，刘一民离开苏皖边区的时候，一再告诫刘、陈要团结韩德勤部坚持抗日，也告诫过韩德勤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合作，共同开创苏皖地区抗日新局面。
在刘一民想来，历史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韩德勤应该能够看清楚他根本就不是苏北我军的对手，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向我军发起进攻，曹甸战役的前提已经不存在，这才钻到制药厂的实验室里，一门心思去研制生死攸关的链霉素和鼠疫疫苗、霍乱疫苗去了。
让刘一民没有想到的是，苏皖我军实力壮大了，韩德勤部在我军全力和日军对垒的时候实力也得到了恢复。韩德勤这个人又是一个眼里只有蒋委员长的人，对蒋委员长惟命是从，蒋委员长让打谁就打谁。而且，由于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离开山东，撤往豫皖边区，与第五战区坚持大别山部队互相依托，加强了国军在豫皖边区的兵力，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新四军五支队彭雪枫部和与彭雪枫部互相支援的张爱萍皖东北警备旅，加上由于日军重兵围剿山东我军时，以突然袭击手段扫荡苏北，苏北我军实力受损，韩德勤自以为国军在豫皖边区的实力大大加强了，而苏北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日军打击下不得不跳出根据地机动作战，实力削弱，抢占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恢复江苏省政府对苏北的统治的机会来了。
鉴于国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未能攻占西安，国民政府决策层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壮大忧心忡忡，急于限制中共发展。七月份的时候，就在日军重兵围困鲁中南八路军主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搞了个“中央提示案”。在这个提示案中，何应钦、白崇禧提出撤销冀察战区，原冀察战区防区和武装统归第二战区指挥；撤销陕西抗日民主特区，恢复陕西省政府；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整编为三个军八个师10万人，限令一月内全部集中于冀察两省和鲁西、鲁北，此后不得越境作战；中共发展的地方政权一律撤销，地方武装统一收归第二战区重新编练。
山东的八路军刘一民部，先前已经被军委会撤销教导师番号、明令开回陕西编为地方保安部队、承担河防任务。刘一民部拒不执行军委会撤回陕西的命令，等于是叛军了，按照常理，应该予以坚决剿灭，可惜**主力早对刘一民部鞭长莫及，刘一民部又战功赫赫，还有牵制日军主力的作用，何总参谋长、白副总参谋长就格外开恩，在提示案中特意划出鲁西、鲁北作为刘一民部的防区。
这个提示案用心极其险恶，是要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缩编，彻底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地方政权，将八路军、新四军变成没有根据地的野战军、无根之萍。因此，遭到了**的当然拒绝。
但是，何、白“中央提示案”传达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解决异党问题的决心是坚决的，政策是一致的。这就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依据。
这个时候，恰逢新四军一支队主力渡江北上。躲过日军大扫荡、重新控制如皋、姜堰的韩德勤部陈运泰部队，当即武力拦截新四军一支队北上。都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陈运泰主动进攻，总不能让新四军一支队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当陈运泰的靶子吧？双方就在姜堰、黄桥一带交火开打。想那陈运泰，哪里会是历史上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对手！装备齐整、拥有两、三万人的陈运泰，竟然被粟裕以少胜多打了个稀里哗啦，丢掉了姜堰和黄桥。就这，还是粟裕站在团结抗战角度，没有对陈运泰部痛下杀手，也无意扩大战果。不然的话，恐怕就把陈运泰请到粟裕的司令部喝茶去了。
此战过后，为了团结韩德勤、陈运泰一同抗日，刘、陈指示粟裕、管文蔚主动放弃了姜堰，在黄桥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国民党五中全会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支持，有何、白“中央提示案”坚决限制**发展的精神，有第五战区李品仙部、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策应、牵制，山东八路军刘一民部又在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苏北形势，打完徐州会战后就一直缩在苏北的韩德勤终于出手了。
客观地说，韩德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是为了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战。但是看在国民党眼里，那就是破坏国家统一、违背政令军令。以中央社一个记者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国军在搞国中之国，在利用抗战大肆扩充力量，在破坏北伐结束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统一局面。作为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当然要守土有责了，当然要打不经他同意就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了。
这帮家伙，全然不顾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是经过浴血拼杀后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事实了，典型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慈禧太后心态。
韩德勤心里有数，在苏北的八路军新三旅、新七旅是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惹不起，汤沟事件的教训他记得很清楚。但是，从江南北上的管文蔚部是地方抗日武装，属于新四军一支队序列，打着江抗的牌子吓唬人呢。管文蔚部和刘一民部分属不同系统，不敢打刘一民部的新三旅、新七旅，不等于不能打新四军一支队！
韩德勤集中主力扑向了黄桥，想一举消灭这支只有七、八千人的新四军。结果，韩德勤比历史上出动兵力更多，败得也更惨。要不是为了团结抗战，可能刘、陈就要趁势彻底消灭韩德勤在苏北的全部武装了。
实际上，我军发动黄桥决战也是迫不得已。此时，新四军军部尚在皖南地区，刘、陈在苏北与韩德勤大打，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的报复性攻击。项英就曾向中央发报，请示能不能待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后再发动对韩德勤的战役。可惜的是，韩德勤要打，我军不得不打。同时，由于刘一民部在临沂事变中成功自卫，消灭了张里元主力，重创了吴化文部，撵蹿了苏鲁战区，山西八路军在反摩擦战役中又活捉了朱怀冰，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主力又成功归入八路军建制，打退**对陕西根据地进攻后也没见蒋介石有进一步动作，中央就出现了错误判断，认为打了主动进攻的韩德勤，蒋介石也不至于拿皖南新四军军部怎么样。黄桥决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由于刘一民的努力，新四军叶挺、项英之间因为指挥权引起的矛盾明显缓解，项英本人对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的问题也考虑清楚了。只不过中央也好、刘一民也罢，都是要求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渡江北上，指挥发展江北的苏皖边区根据地，并没有明令彻底放弃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根据地。项英也是在等中央的最后命令。
黄桥决战甫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9日以军委会名义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称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而且说要是换做其它部队，就要断然予以武力解决。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特殊情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
韩德勤打新四军有理，新四军自卫反击有罪。韩德勤躲在苏北偏安一隅有理，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日、开辟敌后根据地有罪！如此军令政令，让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执行？
但何、白的电报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中央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给何、白回电，据实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污蔑，婉言拒绝了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要求。但是，为了维护团结抗战，中央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往长江以北。
说实话，中央从战略角度考虑，既要顾及皖南新四军的安全，实施北撤，又不舍得放弃皖南的战略支点，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就是蔡中告诉刘一民的中央正在和蒋介石打口水战的由来。
到了11月14日，因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在一个月内执行何、白以军委会名义下达的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军委会当即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
其中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其实是欺人之谈，刘一民部主力也在黄河以南作战，让**来解决一下试试？
准确地说，由于刘一民的出现，蒋介石没有炸开花园口，黄河没有改道，军委会的计划应该是解决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见八九一味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拖延撤军时间，蒋介石等不及了，于12月7日，也就是黄桥决战胜利两个月的时间，秘密下达了军委会的作战计划，命令第三战区部队在1941年1月底前，彻底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并进军苏北消灭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蒋介石把刚完成枣宜会战作战任务的军委会直属机动兵团汤恩伯部调往豫东，配合大别山的第五战区李品仙部和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等部队，集中20多万大军，彻底消灭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边剑已出鞘，那边何应钦和白崇禧还假惺惺地在12月8日再次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催促八路军、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撤往黄河以北，装的像个调解矛盾纠纷的善人一样。紧接着，蒋介石就在12月10日再次给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下令，指出如果皖南新四军超过12月31日前仍不北移，立即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当即调集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任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茂林、泾县一带布设伏击阵地。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之所以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布设伏击阵地，是因为国民党的报纸上不断报道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已封锁了新四军北上的长江防线，新四军想通过铜陵地区渡江北上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