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又孤单地活了许多年（一九七八年），直到上帝来接她的那天，她才重又和丈夫、女儿团聚。由此，我也感到了天主教精神中坚贞不渝的感人一面，想想看，那个可能连字都不识的女人，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念才可以一个人孤寂地渡过这么多年显然不是很平坦的岁月，最终来到上帝面前的。奇怪的是，在这一家三口并排而卧的朴实无华的大理石墓碑上，放着一小丛新鲜的野花，像是就从山上、从路边随便采来的，只有小小的一丛，但它们是新鲜的，带着生机和活力。会是谁呢，在这样一个炙热的夏日里专门采一小把野花带到这个偏远的墓地来？是好心的亲戚、邻居、村人？是这家人予之有过恩德的人？就是女儿年轻时要嫁并嫁而怀念终生的情人，如今也该是步履蹒跚、满头白发了吧。抑或只是一个像我这样偶然前来的陌生人？
有一块墓地，在所有的墓地中，它是那样地与众不同。它独自孤零零地立在路边，是用一块完整的岩石覆盖着，那块巨大的岩石不知是从山上还是从什么地方移来的，有一种原始的响亮的红褐颜色，边缘带着细小的砂眼，它完全没有被平整国、雕琢过，保持着它本来的样子。岩石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植物，好像死者那铮铮不息的生命力就是在他死以后也从地下顽强地生长出来一样。在那些生机勃勃的绿色叶子中间，在那块粗糙坚硬的顽石上，有一张已经模糊的了的多少年的黑白照片，我俯下身子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孤独？用这样的岩石和苍翠来守护？照片上一个神采奕奕的美男子笑着，他看上去很文雅，又很粗豪，即风度翩翩，又豪迈不羁；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酒吧或是饭店的大厅拍的，豪华的背景透过多少年的风剥雨蚀还是让人一眼就能感到。他的笑容灿烂的像地中海的阳光一样，坚定，钢硬，那是一个坚定得让一切包括死神在内也不能干战胜笑容，一个顶天立地的笑容。
他一定是死于意外事故，天灾或是人祸，但绝对不是因为女人。
再一次在正午的阳光下我抬起头来，我的眼力充满了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死去多年的陌生而神秘的男子的笑容感动。一时间，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恍惚交错于前生与来世的感觉，我应该见过这个人的，我应该认识这个人的，在哪里呢？
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像他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呢？他显然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为什么会葬在这个偏僻的乡村的一角，他的家乡和家人呢？又是谁，在他的棺木上覆盖了那块岩石，是谁，亲手种下那些植物？
还有一角是专门给小孩子的墓地，像幼儿园一样。那些没有能够长大就以死去的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墓碑上准确地刻着念、月、日，甚至小时和分钟。有些婴儿只活了短短几天、几小时。他们小小的墓地一个个都被圈围得好好的，像一张张小小的婴儿的摇床一样，每一张小床上都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小安琪儿。
从墓园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远处一块田地里一个老人在锄地，我大声叫喊着，使劲挥手向他打着招呼，不过是问日安。
我像刚刚经历了完整的一生，又像刚从一部漫长而沉重的小说里走出来，比如《教父》，比如《日瓦葛医生》。我疲倦而感动，血液在我体内哗哗地流着。
1998年9月法国意大利交接的利古里亚海湾
1999年8月成稿于Bonn
寻找吉拉（1）
年初搬家的时候就想，应该给吉拉打个电话或者寄张明信片去，告诉他我换了地方，可是一直很懒，又总觉得我打个电话或者到莱茵河对岸他的住所去，就可以找到他。于是继续忙于在欧洲各国间的奔跑，也就忘记了这件事。
夏天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件比较麻烦的事。像以前一样，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想到了吉拉，我一边责怪自己的自私，一边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吉拉也忙呀，这也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于是乘车到河对岸吉拉的住所去。外面的小花园里依旧摆着张小圆桌，我没有注意到那张圆桌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从厨房的窗子望进去，客厅里的电视开着，我高兴极了，吉拉在家！我很想从小花园低矮的树墙翻进去，随即想到毕竟已经好久不见，还是按一下门铃比较礼貌。房门开了，公寓的门也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三、四十岁的微胖的德国太太，我首先想到，吉拉又结婚了，或者是跟着位太太同居在一起，我客气地问吉拉是不是在家，我是他的一位好朋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算算看，吉拉最后一次到我住的阁楼公寓去看我，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了。那位太太告诉我，以前这儿的住户已经搬走了，她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个月了。三个月？吉拉搬走了？搬去了哪里，我被惊愕得语无伦次，她自然什么都不知道。
回来的路上天阴的好像要下雨，或许是我觉得要下雨。我在莱茵河边的街上越走越快，已经要小跑起来。泪水慢慢从我眼睛里涌了出来。吉拉不在这里了，那么吉拉在哪里呢？在那一刻我的心情似乎已经不是能用“人去楼空”的怅然和伤感所能形容得清楚。本来我还想从花园翻进去，吓吉拉一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可以想像到吉拉见到我会多么高兴，他会把我搂在怀里又蹦又跳，还会不停地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到我们以前经常去的一个叫 Jazz Galerie的酒吧，吉拉曾经在那里演奏过，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Jazz Galerie刚刚开，还没有客人，一个工作人员在酒台里问我找谁，我看了看他，我不认识他。以前那里的所有员工我也是熟悉的。我想他一定不认识吉拉，但抱着侥幸我还是问了一句。果然不认识，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再看看那间酒吧，已经重新装修过，新摆了很多椅子，正响着通俗的音乐，不知从哪里还不时喷出俗俗气气的蓝色烟雾，看样子这里也要被改成disco厅了。我们在这里听萨克斯风的日子呢？我逃离似地跑了出去。
我再也想不出其它可以借以找到吉拉的线索和途径。我认识吉拉的前妻，她一定知道吉拉在哪，但是我即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电话。有时候我觉得吉拉或许已经不在德国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难过。如果真是那样，或许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而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吉拉曾经像父亲像兄长像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样关爱过我。
寻找吉拉（2）
那些天我一直心情沉重，一想到吉拉和我们以前在一起的种种，我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正是很多细小的事情让我感到吉拉的真诚与可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在卖电动的玩具小球，我很想买一个回去给我的小猫，但是我们正要赶去办一些事情而没有时间停留。过几天吉拉来看我，一只手神秘地藏在背后，走进我才伸到面前来给我看，正是一只给我猫眯的电动小球……以前别人对我说过，往往爱情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一旦爱情离你而去，爱的感觉才会越加强烈。我想友情也是一样的。我总以为吉拉会在那里，会永远在那里，只要我需要，只要我伸手向他求援，总会被他温暖的手有力的拉住，可以让我无限信赖。但是这一次，吉拉不在了，我只有自己握住自己的手，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我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朋友；而他对我又是多么重要。
几个星期以后走在街上，遇到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吉拉的一个朋友，我眼睛一亮，马上拉住他问还认不认得我，他看着我愣了愣。好像是没有想起来，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吉拉在哪，他马上噢了一声：接着他告诉我说吉拉已经不在这里了，“吉拉在哪里呢？”我急急地问。“吉拉在以色列，他离开德国了。”这时我才看到旁边插话的这个人，有那么巧的事，她居然是吉拉以前的太太安哲拉。我由于匆忙和急于得知吉拉的下落，居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这个人，“吉拉回以色列定居了。”安哲拉告诉我。她的消息一定是可靠的。我尽管早已想到这种可能，但此刻真的听到仍旧非常吃惊，“为什么呢？”——吉拉毕竟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这儿有他的一切。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他们已经分居好几年了，她只知道吉拉是五个月前离开德国的。
回到家里，关上房门。我不知不觉地哭出了声。吉拉不在德国了。正像我所担心那样，我恐怕再也见不到吉拉了，他走之前一定找过我，都怪我的粗心和懒散，其实我的新家就在旧居的对面，相隔不过十几步，吉拉一定到我以前住的地方找过我，他没有找到我，他不知道那时我就在与他相隔十几步远的地方，他一定也非常伤心和失望。
安哲拉留了她的电话给我，她说她有吉拉在以色列的父母家的电话和地址，如果我想要，可以打电话给他。我打了电话给安哲拉，却没有再问吉拉父母的电话和地址，那又能有多大意义呢，我不是他的女友，不是他的情人，我只是他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好朋友，吉拉有很多朋友，或许吉拉从来不知道他对我有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我有过许多各种各样的朋友，但在我的生命中，像吉拉一样的朋友，为数并不多。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而且，他是如此地聪明与豁达。
我并没有给远在以色列的吉拉打电话，因为在我内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感觉，也许是一种希望：吉拉还会回来的。
2000年11月 Bonn
与陌生人走过的佛罗伦萨（1）
那天当我们沿着佛罗伦萨的那条主要街道向火车站方向走去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世界原来是很小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个朋友的朋友。朋友是南美人，和我们一样住在德国，朋友的朋友也是南美人，他到德国去住过一段时间。这次我们到意大利探亲度假，他到意大利来谈生意，又遇到了一起。
我们一起到一个小酒吧去坐了一会儿，随便聊了几句闲话。他继续留在佛罗伦萨谈他的生意，我们赶晚间的火车南下到罗马去。
那时候是93年春天，我刚结婚不久。
我想我的婚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当然是爱我丈夫的，但爱情和婚姻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只是那时候我想结婚，想留在一个地方，不再东奔西跑。想有一个家，想把自己嫁给一个人，想和一个人天天在一起吃饭、穿衣、睡觉，一天天地过下去，也许一直到老。我刚好遇到了一个人，他快40岁了，他没有结过婚，现在他想结婚，想娶我。
那段时间我常常反复地作这样的两个梦。
在一个梦中我不知身在何处。我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天津，那么我能在哪里？世界上只有这两处曾是我的家。我总是在梦中使劲儿地想呀想，我是在哪里呢？在梦中我总是急于要去作一些事情，要赶回北京去参加考试；姥爷姥姥病了，要赶回天津去看望。但我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要走多久走多远才能回去。
总是在这样交际的梦中惊醒。恍然间惊心地想到我是身在欧洲了。离中国那么远，就是坐飞机，也要十个小时才飞得到。而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在另一个梦中我不知道我是嫁给谁了。我好像确实是结婚了，和一个人成了一个家，但是我没有嫁给洋洋，没有嫁给文，那么我究竟嫁给谁了呢？这个人到底是谁？在梦中，我左思右想，想不出来。
我的梦里总是没有我新婚的丈夫。
美术馆前排着长长的人流。我站在人流中安闲地等着。我前面站着四个矮矮壮壮的俄罗斯或者是东欧什么地方的人，身后站着几个咯哒咯哒咬文嚼字闲谈着的日本女孩子。
我等了两个半小时，看到了波堤契利（Botticelli）最美丽的那两幅画：《从海里升出的维娜斯》和《春之舞》。
我第一次见到我先生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善变的一面。
他坐在我身旁，是一个安静、内向甚至有点忧郁的人。他长长的垂下来的睫毛，掩盖和透露了他棕色眼睛中忧郁的神色。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在我的钱包中看到我先生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我们婚礼上拍的，她说他看上去很像在电影中那个很有名的美国男演员。
几年前的我，还是一个很容易陷入爱情的人。尽管跟在爱情后面的并不一定就是婚姻。
我们还是结婚了。我觉得一个到40岁才决定结婚的男人，应该有他相对的稳定性。他该经历过足够多的女人，经历过足够多的经历，他该知道他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 想看书来
与陌生人走过的佛罗伦萨（2）
实际上，我知道与其说我的先生像Kevin Costner，不如说他更像本地电视里反复播放的那部美国连续喜剧中的主人公〃卖鞋人〃。我很喜欢那部喜剧和那个很随意活着的〃卖鞋的〃，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好几次，再播的时候，我还很爱看。
只不过他没有臭气冲天的袜子，他每天都会整整洁洁地换衣服，把换下来的衣服丢进洗衣机，等着我来洗。
一个偶然的场合，我的一个哥们听说我嫁人了，便急忙问是嫁了个有财的还是嫁了个有才的。我一笑，回答说，我即没嫁个有钱的，也没嫁着个教授，只是嫁了一个我喜欢的人。
好像没有什么巨大的幸福，也没有经过疯狂的恋爱。我们还是一起走过许多地方，一起共过许多患难。
我在我们窗外的阳台上种满了各种颜色的玫瑰花。
他在睡梦中寻找着我的手。找到了，两只手拉在一起，再继续睡去。在那些夜晚。
都是因为那盆巨大的植物。
我们要去北方渡假。在走的前几天我想把那盆植物挪到光线明亮的一个房间。那是一盆巨大的长着大叶子的热带植物，再加上花盆，很沉，搬是根本搬不动的。我弯着腰，连推带拉，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才把它挪到另一个房间的窗前。
于是就出血了。
我们的旅行推迟了。我在医院脸色苍白地躺了一个星期，那种出血是很可怕的。医生说幸好才两个月，否则会很危险。
那时候，我们结婚刚好一年。本来已经想好，如果是一个男孩，叫世珍；如果是一个女孩，叫德宝。
世珍，是我姥爷的名字；德宝是我姥姥的名字。
我对男女之事知道得相当晚。
我初恋唯一给我上的一课，居然是让我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尽管在中学我的课每回考试都是一百分。有一次，不知怎样地，我初恋的男朋友跟我谈起了有关孩子的出生，我惊愕地发现这和我从前所知道的不同，我坚持我的知识，还找出了证据：孩子是从肚脐里生出来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脐带。他带我到图书馆里找出了书，我相当难堪，我看到了赤裸裸的跟我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事实。
也许最早从那时，我对女人生育便有了反感和恐惧。
再加上那么一个大肚子。人居然可以丑陋地把自己变形到那种样子。
我有一个表姐，是我大姑的孩子，比我大几岁，长得人高马大、健壮开朗、雷厉风行。她考大学的时候，我大姑一家还下放在内蒙古，没有调回来，她就考了内蒙古医学院（现在叫医科大学）。毕业出来，我们家里人都叫她〃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在京津一带的俗语里，是对那些本无医术、专门走江湖骗饭吃的人的戏称，后来大家把医院里那些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