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提高快。我来的时候去做了很长时间义工。我给你们找电话，你们自己打去问。”有了肖梅，我们真是省了劲儿了。
几天后我们去了一家老人院做义工。向东因为会拉琴而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第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去照顾一位老太太。
她看上去好老，脸上皱巴巴的，像盛开的菊花，身子佝偻得像虾米一样蜷缩在轮椅上。洋人老了远远要比中国人恐怖，连头发带皮肤都是惨白的，本来脸就小， 松弛的皮肤趴在脸上，幸亏是白天，如果是晚上，我一定会认为看到的是骷髅。这老太要是演戏扮鬼都不用化妆，要么我们叫他们洋鬼子呢，看来是有道理的。
向东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激动，他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台表演了。他调了小提琴的弦儿，还给弓子上了松香。向东摆好姿势， 老太太却一动不动地缩在轮椅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老太太今天的样子显然让向东很失望，人已经来了，也只能“对牛弹琴”了。
我从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推着她到大厅里。向东打开琴盒，拿出小提琴，准备给老太太演奏一曲马斯内的《沉思曲》。演出还没有开始，老太太已经先沉思上了，打着呼噜睡着了。
我问向东：“还拉吗？”
向东说：“动人的音乐会唤醒她的。”
在空荡荡的大厅中，琴声悠扬地从小提琴中飘出，挺拔而深邃的旋律让人联想起临睡前那缓和的呼吸。
不知是琴声太响了，还是四周太静了。老太太被突如其来的琴声吓醒了，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推了一把轮椅，她 “咕咚”一声从轮椅上掉了下来。
“我的妈呀！”我大惊失措，连忙去扶她，真沉，整个儿就是一堆肉摊到了地上。向东放下琴跑过来帮我把她扶回轮椅，左右看了一下，幸好没人。
我们都吓出了一身汗，赶紧把老太太送回房间休息，从此再也不敢去养老院拉琴了。
隔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找义工的消息。我听了个大概：一个残疾人，需要一个喜欢说话的女性义工照顾。
不就是陪她说话吗，这个我擅长呀。向东也想去，我奚落他：“谁让你不是女的呢？在家好好待着吧。”
第二天我就去面试了。
Paul坐在一个很特别的轮椅上，除了头的大小和正常人一样，身体其他部位都七扭八歪地塞在轮椅中，我必须要把脸扭成和他一样的角度，才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轮椅绝对先进，好像他身体的延伸，上面有各种辅助设备，可以喝水，可以上厕所，可以歪着身子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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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2）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身体是残疾的，但思维是正常的，甚至比正常人还敏捷。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和我说话，嗡嗡的感觉消失了，我一下子有了自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写作，我说我可以帮他绘图、设计。他很高兴，希望我能常来照顾他。
护士把我请到办公室：“Miss Jan，我很高兴Paul喜欢和你在一起。你看过了电视广告，都清楚了这份义工的职责，对吗？”我点点头。
她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填，我问她怎么做义工还要签合同。她笑了笑：“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义工呀。你没有看广告上写的是‘We are looking for a sex volunteer（我们在找可提供性安慰的义工）’吗？”
“啊？？？！”这事儿也有义务工作者？ 要真有人来，我想这人一定是比雷锋还要高尚的人。Paul变形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下，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恶心。
“残疾人也有权利享受sex呀。这不是什么令人尴尬和害羞的事，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我敢肯定他不会要求什么的，但加拿大是法制社会，我们必须把这些写得很清楚，否则万一他哪天摸了你或是碰了你了，你会告我们的。”她微笑着。
“对……对……对不起。我结婚了，我得和我丈夫商量。我想我是错误理解了广告上的话，我没有打算来做这样的义工。”我满脸通红。
“没关系。你有权利决定。我还是很感谢你今天能来。”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今天的经历和向东说了一番。他瞪着眼睛说：“你呀，你呀，也不弄清楚了就去。多悬呀，英文没学成，差点就成卖身了。”
“要是卖身倒还捞个钱财。我这是自愿献身！”我说。
我真的很沮丧，没想到找个能练英文的义工都这么难。我们又尝试着找过几次义工，需要说话的那种根本就不要我们，不需要说话的不是照顾老人就是活动里发水，一天挺累，不要说英文，连话都说不上两三句。前两天认识的一个女孩儿特运气，她碰上了一个寂寞的老太太。她去了几次后那老太太就离不开她了，哭着喊着让她每天去。那老太太是个文学爱好者，主动帮她补习英文。运气这东西不信不成，碰上了老年痴呆，那就真是义务工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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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工人（1）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其实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我们来加拿大已经三个月了。
不知道多伦多有多少个像Lapworth 92号这样住满了新移民的house。
Lapworth 92号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的。每一个晚上，大家轮着在厨房做饭，然后围桌而坐，一边吃一边聊着打工的见闻。饭桌滋生出一种浓浓的亲情，大家混得像一家人似的。吃完了饭，小戴就钻进了房间上网。张太太和牧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织毛衣，国内带来的毛线和棒针。张太太织毛衣只为打发时间，牧太太织毛衣为省钱。张先生就为她们捡掉到地上的线球。英大姐在一旁调着台，找着《Friends（六人行）》。
我和向东喜欢在饭后出去遛弯儿。五月的加拿大才是真正的春天。白天，天空瓦蓝瓦蓝的，是那种儿时的北京才看得到的彻底的蓝。公路旁的草坪上星星般开满了不计其数的小黄花儿。大雁们已经成群结队地从Florida（佛罗里达）“度假”回来。傍晚的湖边到处是它们的身影，护着小雁在草坪上啃草吃。
“我下辈子要是动物，死活也要飞到加拿大来。”向东每次在湖边遛弯儿的时候都这么说。
我也有同感。“你看他们肥美的大腿，要在中国都得被捉了去做烧鹅。”
我们也买了车了，从报纸上看的，一辆老式的别克。开回来就带了大家去兜风，一车坐了八个人。
有了车，我们就像长了腿，多伦多的近郊都被我们插上了小红旗，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也找到了一些人在海外的感觉。
我们合租房子，向东不好找学生来教，他就主动请战到工厂去打工——拧螺丝。
我真替他委屈，好好的拉小提琴的手被钳子弄得红红的，看了就让人心疼。
“向东，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别去了，反正咱们现在不缺钱。”我说。
“我不是奔钱去的，就是不想这么待着，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挺好玩儿的，在北京想拧螺丝还找不到地方呢。”向东嬉皮笑脸地说。
没过多久，向东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了“多伦多华人中央音乐学院”招聘弦乐老师兼办公室主任的广告。他就乐着去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
我焦急地等待向东第一天收工回来。自从到了加拿大，我和向东变得相依为命，生死与共起来。我们相互分享着新闻，分享着人生伴侣的快乐，在最大限度上进行着取长补短：我不会开车，他开车送我上班；他英语没有我好，我就主持外交事务。
在北京的时候，他忙我也忙，下了班还要奔波于各种应酬，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旅馆，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在一起交流。自从来了加拿大，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腻咕在一起，突然觉得彼此是如此重要，短暂的分离也让我们觉得不安和紧张。
向东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他把琴一放就爬上了床，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
“你怎么累成这样了？” 我急切地问他。
“累死了，教了四个学生……”向东有气无力地说。
“四个就累成这样呀！”
“还打扫厕所，接电话，拖地，搬文件柜……”
“啊？让你扫厕所？不是说是份白领坐办公室兼教小提琴的工作吗？”我很奇怪。
“人家说了，加拿大人工贵，雇一个人来就得什么都干。”向东说，“今天还有人来应聘呢，我一看，是我过去的同学，穿得笔挺的就来了。我告诉他，哪里有什么白领职位，学生也不多，想好了再来吧。他也考不上乐团，在一个餐馆收银呢。你说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惨，原来演出都是台上坐着的，餐馆里也是前台坐着的，来了这儿全变后台干活儿的了。”
“这不是过渡吗？又不是一辈子让你干这个，你就当是上山下乡，体验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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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工人（2）
“我和我那个同学说了，等什么时候时机合适了，非自己也成立个大多伦多音乐学院，自己当院长。” 向东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再见，屁股脸主任！（1）
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
我在幼儿园找了份教画画的工作，一小时十一块五加币。我是个知足的女人，一天能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心里就踏实。比起英文班里那些在制衣厂剪线头儿，在宰鸡厂烫鸡毛，一小时拿六块五最低时薪的打工者来说已经幸福多了。
你说加拿大找工作难吧，有时候也很怪。像我这样没师范学校证书的人如果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被幼儿园雇用。而在加拿大，只要你能show（展示出）出你的想法，有没有证书他们根本不在乎。
不过，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并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高雅。除了教画画，我还要给小班的孩子换尿布，收小孩子吃剩的碗，中午哄他们睡觉。那些洋人老师一见屎呀、尿呀的就躲，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这时就只好挺身而出。加拿大的小孩脑袋聪明，屁股都很笨，纸尿布要戴到三四岁才摘下来。
受点累我不怕，我最怕的还是英语不好，无法将教学进行到底。我每天晚上都备课，早上还要复习一遍。讲完一段，我敲敲黑板问：“听懂了吗？”加拿大的小朋友们实在太友好了，生怕说他们听不懂，争着举手喊着：“yes，yes，听懂了。”
我发现中国人对艺术的培养只限于追踪一种潮流或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中国人往往以牺牲孩子的创造力为代价，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奖。而西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不过，有时候又太自由了，完全是放养。
我以前并没有教小孩子的经历，干脆自己创造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来训练孩子对色彩和形状的理解。我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材料来表现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我和他们一起探讨怎样设计一个飞船飞到外星去；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和他们一起挤着画monster（怪物）。
我真的很享受和小孩儿在一起的时光，那段生活真是让人开心。教学的日子让我的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是啊，我一天教五个班，同样的内容一天重复上五遍，傻子也能说遛了。更何况这些本地长大的小孩子一有机会就抢着给我当老师，帮我纠正发音。学校离家很远，园长总是开车送我回去，然后再返回高速回她的家。每次我说谢谢的时候，她都说： “不要感谢我，是主让我这样做的。”
在孩子中，我最偏爱一个叫Woody（伍迪）的五岁男孩儿，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褐色的头发。
这天，我走进教室。Woody正在画一张昨天没有画完的作品——鸡妈妈和鸡宝宝。我只要求他们画上三四只小鸡围着鸡妈妈就够了，可是Woody足足画了满满一纸的小鸡。
我假装皱了皱眉说：“Wow，太多小鸡了，鸡妈妈哪里能生这么多小鸡呢？”
Woody看看我说：“母鸡又不用避孕的，为什么不能生这么多呢？”
“啊？避孕？谁告诉你母鸡不用避孕的？”我很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老师呀。老师说大人要是不吃birth control pill （避孕药）就会生很多很多baby（宝宝）出来。”
我快乐的打工生活在一个被请来做教导主任的来后结束了。
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本姓林，广东话里读作Lam（兰姆）。她第一眼看见我就上下打量了我一番：“Do you e from mainland China？（你从中国大陆来？）” 我说是的，我从北京来。她又问了我是不是学生，我说不是，N年前我就大学毕业了。她紧张起来：“Wow，you don’t look your age。 （你看起来不像你的年龄呀。）” 撇了撇嘴，带着一脸的妒忌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自从她来了，我的苦日子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这个从香港来的同宗同源的同胞怎么也相处不好，就像猫和狗虽同属宠物，却总是格格不入。我不敢告诉远在国内的朋友，在这人人羡慕的维护人权、尊重人权的国家，很多时候也要忍受屈辱。
再见，屁股脸主任！（2）
每天早上，都穿得衣衫光艳地向我示威，有些挑衅的色彩。我主动和她道早安，她挂了一脸的冷漠，从来不回应。我的笑容尴尬地僵在脸上，心里就骂：没礼貌！还老师呢。
听别的老师说，是一个独身女人，早年在香港学习工作太努力，香港优秀青年的称号是得上了，可找老公的青春年华被耽误了。她每天都要花时间上下打量我的穿着，想从我的身上找出大陆妹的土气。我的确是让她失望了，漂亮衣服天天换着穿，件件都很特别。再加上我毕竟比她年轻，浓妆淡抹之间就透着青春的时尚。几天下来，不免惹来了的酸意。溃败后的她就寻思着各种机会来发泄她的妒忌。她简直就是一个专业的找茬儿专家，事事看我都不顺眼。她不会讲国语，英文又比我好，我只能哑巴吃黄连，多少委屈只能往心里咽。移民加拿大已经很多年了。听说她在香港住的不过就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父母加上弟弟挤在一起。她移民的时候一卖，居然卖了快三百万港币，在加拿大买了个大House。住房是宽裕了，可她狭隘的小民族意识的心却怎么也宽不起来。她好像生下来就和大陆人有仇似的，不仅对我不好，对幼儿园里大陆来的孩子也不好。大伟是个刚随父母移民过来的一个大陆小男孩，他胃口很大，每次吃完了小碗里和着cheese的面条后都要举手再要一碗。
满脸不高兴地说：“Hold on（等一下）。就你们大陆来的吃得多！”她总是训大陆来的孩子调皮，可一到了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她的屁股脸上便堆满了笑容，把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家长的怀里，连大伟都要大夸一番，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我和的战争终于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清晨撕开了帷幕。
那天我刚好提交了一周的课程计划。一个topic（题目）一个topic地读着，黑边眼镜挡不住她那挑剔的眼神。她一边看一边摇头。我心里打了鼓，生怕是不是有语法错误又让她抓了把柄。她用一支笔敲着纸说：“Talking with animals（和动物对话）？”她停顿了一下斜眼看了我，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