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生却要付四十加币，不是尖端到不找博士不行的职位谁会付两倍的钱请博士呢？你们别看这些街头的培训班没文凭，学完就能用，大家都高兴。”
肖梅真是很幸运，来的时候市场低迷，正好去上学，毕业的时候赶上了经济景气，一下就找到了工作。人这一辈子关键就那么几步，踩对了就是一路绿灯。“在加拿大找工作就看你lucky（幸运）不lucky了。知道吗？只比我晚来一个星期的那个印度人，正好赶上公司销售不好，薪水就少了千把块。不过我算了算，我的工资是比她高，但税也比她高了，扣了税，实际上我才比她多拿了一百多块钱。”
肖梅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就不再出租房子贴补生活费了。她早就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当牛做马的二房东的生活。肖梅是个爱干净的人，对我们这些不自觉的、拿Lapworth 92号不当自己家的人简直是深恶痛绝，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亲自上阵来收拾。擦炉台，洗厕所，说是二房东，简直就是老妈子。
肖梅在Omni买了个一室一den（没有窗户的房间）的公寓，有很好的view（景致），不出门就可以去游泳，健身，打台球。没工作就没工作，一有工作，肖梅就由打工仔变成了中产阶级。
张先生回北京了，张太太在肖梅的楼下租了一间，都是92号出来的，还是喜欢扎堆儿在一块儿。牧长林一家搬到了一个靠近地铁的house的地下室，整天叮叮咣咣的，好处就是离“办公室”近，不用坐车就到了。小戴两口子也学着肖梅的样子整租了一个town house，就是国内刚开始时髦的连体别墅，做起了二房东。丁海不知了去向，他是92号里唯一的年轻人，又有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他很少和我们交流，也没话和我们交流。他年轻，融入加拿大这个社会要比我们快得多。我上学后，向东的住处成了问题。肖梅愿意把她的den便宜地租给我们。
Dave不是deaf（1）
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杂居”生活，我搬到了寂静的Oakville小镇。
班上只有十五个人。十五个人里只有三个国际学生：一个从印度来的裹着纱丽的女孩，一个从韩国来的戴鸭舌帽的男孩，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挂着菩萨像的我。
菩萨没有保佑身在异乡的我。第一个月上课的感受就是混沌，仿佛呀呀学语的婴儿，看着大人嘴一张一合的，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本地学生和老师说话极快，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外地人的痛苦。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搞不清楚作业到底做什么。印度女孩嘀里嘟噜的，可他们就是听得懂，我一字一眼地说，他们说听不明白。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说的是Chinglish（中国式英文）。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好比北京人听四川人讲话，虽然口音重，但大词儿砸得准。
一共两个老师，本来就听不懂，其中一个老师的耳朵还有问题，每天戴着助听器讲课。他发出的声音很遥远，好像FBI审犯人时处理过的假声。他的名字叫Dave（戴维），我发音不准，总是念成deaf（聋子）。终于有一天Dave急了：“Ginger！我知道我耳朵不好，但我不是聋子，我的名字叫Dave，不是deaf。”
韩国同学从来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他每天就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我不行，我是那种不说话就怕别人把我当哑巴的人。我认定这世界上有感受却不能说出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为了能融入同学们中去，我可没少费精力。我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易经充当palm reader（看手相的人），把东方的神秘带给他们，他们居然大呼我说的真准；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牛肉干分给他们吃，他们说中国人真大方；我用英文结结巴巴地给他们讲笑话，略带黄色的，说的是以前在外企，有一个部门经理是个老处女，每天骂骂咧咧的。她手下雇了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骂了她：Fuck you！ 结果老处女愣了一下说：“Where？When？（在哪儿？什么时候？）”同学们哄堂大笑：“Ginger，你是Chinese吗？你太幽默了。你真是一个refined Chinese（精炼的中国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同学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夜深回家的时候，有威猛高大的男生开车送我；生日的时候，收到有所有人签名的卡片：To princess Ginger，we all love you（给Ginger公主，我们都爱你）！印度女孩给我做了饼，我学着她的样子，顺手用左手抓起一张塞到嘴里，她摇摇头说：在印度，右手是用来吃饭的，左手是用来擦屁股的。听完后，我差点没一口喷出来。
学校的生活是紧张的，每天都要忙到两三点钟才能回家。难怪学校的校训上说：宿舍只是你洗澡的地方，而不是你睡觉的地方．到了晚上真是困呀，一个哈欠连着一个哈欠。我注意到有几个同学一到午夜就三五成群地出去，回来后个个精神抖擞。我就问他们有什么高招，他们说出去抽marijuana。我一查字典，那不就是大麻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东亚病夫和林则徐的形像，正义感驱使我站出来奉劝他们不要抽了。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他们果然找来了证明，marijuana在加拿大是合法的，它是治疗神经衰弱和失眠的良药，而且它要比香烟好，香烟吸上了是戒不掉的，而marijuana是可以控制的。我对我所学的历史和有限的医学常识开始表示了怀疑。
做学生的生活是快乐的。
我画的旧上海女人遭到了老师的批评。他唰唰地一改说：“Ginger，这才是旧上海女人！”我一看，哪里是旧上海女人，分明是好莱坞大胸脯超女穿了旗袍。
我中午出去吃饭，同学Cyrus（萨瑞斯）问我去哪里吃，我一指对面：King Burger（应为Burger King，汉堡王）。Cyrus不解地看着我：难道中国人现在还从右往左读吗？
Dave不是deaf（2）
上创意思维课时，老师拎了一只深红色的恐龙模型挨个问：“看到它，你能联想到什么？”
“恐龙”、“恐龙”、“还是恐龙”。
到我这里，我看了看说：“Beijing duck（北京烤鸭）！”
老师一愣：“Excellent（太棒了）！ ”
读书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上计算机理论课，我几乎听不懂几句。我的强项是背诵，我把厚厚一本书全部塞进了脑子，考什么都不怕。写论文的时候，老师说抄袭是会fail（不及格）掉的。我这个外地人，不抄哪里行。中国人深喑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秘诀，无非是把主动句变成了被动句，直接引语变成了间接引语。老师看了后说：Excellent（太棒了）！
做课题的时候得了B。印度女孩说班上只有我们两个得了B， 种族歧视。我很气愤，想找校长理论，又怕事情闹大。中国人还是中庸些好，趁着没人，给老师送了一包快过期的茶叶。果然B变成了A，老师说：Whoops，写错了。回头一看印度女孩还是B，脸上的表情很无奈。
于是我门门得A，是不折不扣的全A学生。
我在校园里有了小小的名气，校长要把我的照片登在annual report（年报）上。校长说这个annual report可是很重要，招不招得到学生，向政府要不要得到钱全指望我这张脸了。学校请了专业摄影师给我拍照，我笑得一脸的灿烂。
我的头像登在了Sheridan的年报上，梳着两条小辫子，看上去很像红小兵。寄了一本给国内的父母荣耀一下，送了一本给房东，他们把它举在胸前在外面走过来走过去的，逢人便自豪地说：“这是住在我家的女孩。”
在房东家住的日子是享受的。房东真是疼爱我，生怕我这个“外地人”吃不饱，她总是嫌我太瘦，给我看她两个女儿的照片，个个膀大腰圆，起码穿10号以上的衣服。
房东的拿手菜是“派”。记得1992年，麦当劳第一次进中国。一个追求我的男生攒了两个月的生活费，请我去吃麦当劳。我简直爱死了那热腾腾的苹果派和草莓奶昔，他看出我喜欢，又咬了咬牙给我买了一份。后来我也没和他好成，分手的时候他别的没说，倒是提起了那苹果派，害得他小半个月在食堂都吃不了荤菜。
房东几乎每天都给我做各种各样的派，有牛肉的，有海鲜的……连续吃了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甜得我脑仁儿直疼；吃了一个月下来，我得胃病了。
得了胃病就要去看医生，看了校医就要去做胃部检查。做检查要预约等，一等就是三个星期。三个星期后，自己好了，无奈还得去，取消要交十元罚款。
医生问我：“这个检查要做B超，你确定你没有怀孕吗？”
“确定。我丈夫在多伦多，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说完了我就后悔，这么露骨的话我也说得出口。
“丈夫不在，并不能说明没有sexual activity（性行为）。”她冲我一挤眼，很诡秘。
“……”
医生说我虽然结了婚，性知识却幼稚得像小学生，建议我去看看一个名叫《Sex with Sue（苏女士谈性）》的节目。
在白天紧张的学习后，我特意在午夜前后睡眼惺松地等那个大谈性知识的干瘦老太太——Sue（苏）。她果然身手不凡，一个个涩口的问题在她嘴中好像融化了一样，变成了浅显易懂的道理。Sue总是穿着鲜艳得超越她年龄的衣服，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不紧不慢地回答着一个小男孩的关于初夜安全的技术问题，一边又即兴做起了性产品的广告，可谓教育和商业效益两不误。
做完了检查回去看校医，校医问：“全好了吗？”
“好多了。”
“Better？ Not perfect？（好一些？不是完全好？）”校医问，“既然不是perfect（完全好），那就再去检查一遍吧！”
……
胃刚好，手又出了问题。整天用电脑，右侧手臂神经痛。去看医生，这次没有排队等检查，医生直接开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处方：既然右手坏了，你就多用左手吧，加拿大很多人都是左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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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不是deaf（3）
……
我的病终于完全好了，房东的丈夫又病了。他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他说还好，终于等到免费手术的日期。我和房东陪他去看眼科专家。护士一查，不对，日期是没错，但不是今年，是明年。房东的丈夫为这个不要钱的手术已经等了两年了，护士这么一说，他还要等一年。
我总结出来了：加拿大的公费医疗是不要钱，但要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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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虚惊（1）
在我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个白花花的人体腾地从床上跃起……
周五的晚上，向东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多伦多，我说不回，这周太忙。
星期六的早上我改了主意，决定立即回多伦多一趟，给肖梅和向东一个惊喜。
周末的清晨，走廊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的心跳。走到肖梅的门口我就想笑，这门里现在是肖梅和向东的家，我反倒成了外人。
刚要举手敲门，门里传出一连串的响动。我好奇地贴了耳朵去听，那响动分明是一男一女在呻吟，急促而兴奋。那女的一听就是肖梅，那男的？啊！…… 怪不得昨天向东打电话问我回不回来，原来他们早就趁我寒窗苦读的时候做了夫妻。
我一下子乱了方寸，心悸让我几乎窒息，一股怒气直抵脑门儿。
我连续地按着门铃，没有间歇，铃声里带着愤怒。门很久才开，也是带着怒气的，肖梅胸前裹着一条浴巾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你有病呀，这么早来敲门，你不是不回来吗？”
我一个闪身进了屋子，瞥了一眼门口的den，向东果然不在里面。我立刻咆哮起来：“幸亏我回来了！”然后直奔肖梅的房间而去，肖梅像炸碉堡的战士一样扑上来：“宁宁，你干吗？你太过分了！你不能进去。”我带着敌意地一把推开她：“你才过分呢！Fuck off！！！”我用英文骂了平生第一句脏话。
在我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个白花花的人体腾地从床上跃起。屋子里拉了厚厚的窗帘，昏暗中弥漫男人的体味。我紧闭着双眼站在昏暗中：“向东，你混蛋，你他妈的混蛋！”两行泪水从眼角流出，我感到死一般的绝望。
“What happened！？ May。（出什么事了，May？）”床上传来地道的英文。
“嗯？！”我愣住了，不解地站在那里。
肖梅走了进来，一把拉开了窗帘，刺眼的白光照亮了屋里每一个角落，明晃晃地闪着我的眼睛。我用手挡了一下，侧眼一看，床上坐着一个裸着上身的秃顶白人，难怪黑暗里看白花花的。
肖梅重新系好了浴巾不紧不慢地在窗前的沙发上坐下，左腿一翘，顺势点了一支烟：“看清楚了，不是你家老公？”
“对不起，肖梅，我以为……”
“他昨晚没有回来，说是和朋友去郊外挖蚯蚓去了。”
“挖蚯蚓？”我很奇怪。
“说是能挣钱，必须要夜里去。”
“ I’m sorry，I’m so sorry！”我感到无比的尴尬。
“Could you please？（你能离开一下吗？）”床上的男人微笑着示意我能不能出去一下。
我急忙退出了房间，静等着肖梅出来骂我。
房间里先是叽里呱啦地一通对话，接着就是两个人的笑声，然后哗哗的水声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和笑声。
肖梅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色彩柔和的休闲装。几个星期没见肖梅， 她有了很多变化：头发恢复了以前俏丽的短发，还挑染了酒红色，额前铰了一排齐而短的刘海，看起来很像奥黛丽？赫本；眉毛也修剪过了，弯弯的；皮肤刚经过了打理，水嫩水嫩的。
“刚才是个小误会，不提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Bill（比尔）。 Bill， 这是我最好的女朋友，Ginger， 向东的太太。”肖梅给我们介绍。
Bill身材高大，像个篮球运动员，体积也大，像日本的相扑，脸却生得极小。肖梅和他在一起就像金丝雀和大象。
“宁宁，刚才我脾气不好，你别生我气呀。咱们还是朋友吧。”
“哪里，你收留了向东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是我不好。”我不好意思地说。
人在异乡，好比一片飘飞的叶子，有诸多的难处，能有地方住，不用经历落魄已经是万幸了，那种面子上的尴尬在经济能力的苍白面前也就无足轻重了。
Bill白天有个客户先走了，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
一场虚惊（2）
向东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拎着胶鞋和手电，一身的露水和腥味儿，一宿没睡，眼睛熬得红红的。
向东还在那个音乐学校教书，教一个学生和学校四六开，拿不了几个钱。他脑子还算聪明，动员了好几个学生私人上门去教。我们现在两头付钱，花的都是积蓄。
“你真是的，干吗去挣这个钱，看你累的。”我埋怨他。
“主要是为了好玩儿，其次是弥补一下上个星期的损失。”向东说，“上周真倒霉，我去downtown的一个学生家。门口停满了车，我只好停在了路上。他们家里有party，却没通知我取消上课，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就把我关在了门外。好嘛，我开了那么远的车不说，一出门还吃了张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