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观望香港前途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罢工。5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 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于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创办的“东方海外”濒临破产时，正是霍英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助“东方海外”一臂之力。但这是后话，后文自有详述。
“半年生活怎样过？是不是深居简出？”我问。
“都不是深居简出，照样打球。那时，有一个洋教练教人打球，我就与他打。”霍英东答道。
半年间，霍英东与母亲结伴同行，其间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事。以下两则趣事，就是来自霍氏集团一位职员的讲述： “那时的霍老板，虽然已经富甲一方，但样子并不显眼。他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有些黑，头发也开始稀落，到外国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间，自然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几个洋人同搭一家高级酒店的电梯，他被洋人夹在中间。突然间，有个洋人掏出几块钱递给霍老板，霍老板一时反应不过来，拿着钱，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那些洋人认为霍老板就是酒店电梯的侍应生，那几块钱是给他的小费。等霍老板反应过来，正想把钱还给对方，向对方解释的时候，洋人已经走出了电梯。
“他母亲霍老太也闹过笑话。霍老太喜欢赌钱，霍老板就带她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玩，并陪她到赌场赌几铺。霍老太有吐痰的习惯，她一边赌钱，一边就地吐痰，很不雅观。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钱给身旁的侍应生，叫他们打扫干净。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尴尬，但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多拿些小费给侍应生……”
听到这些趣事，我问这位职员，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他笑笑说，“是霍老板和霍老太以前同我们讲的，你下次向他证实一下。”
当时，除了霍英东，香港还有一个超级富豪在加拿大隔海观望香港时局之发展，此人就是被人称为“金融天才”的冯景禧。他和霍英东也较为熟络，时有往来。香港动乱初期，冯景禧还对香港抱有信心，并在地产市场趁低吸纳一些楼盘；但进入6月，当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于是举家移民加拿大，静观其变。
我曾问霍英东：“冯景禧那时也在加拿大避风头，那段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他？”
霍英东想了想，说：“好似在加拿大见过他的，但具体的情况就记不清楚了。”
遥控公司的生意
“外出半年，你们公司的生意如何处理？”我问霍英东。
“我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好像继续兴建星光行和珠城等几栋大厦。有些工程，其他合伙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出钱，我自己还帮他们出钱，把工程继续兴建下去，一天也不耽误。”
“所有的业务是否还是按你的主意进行？”
“是的，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另外，我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给我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我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我的遥控之下进行。但海沙生意却无法控制，进入6月份，我们公司的淘沙船全都参与大罢工。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因为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合同，要保证供应海沙给政府，如今工人罢工，那怎么办？”
“对香港事态的发展，是否也知道？”
“其实，我一直很关注香港的事。当知道费彝民（大公报社长）、汤秉达（中华总商会负责人之一）等人到港府请愿，汤秉达还被警方抓走，我自己也很担心。那时，我天天都在留意香港时局的发展。尤其是8月份，港府查封《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之后，形势更危急。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下来，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
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其一，他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十分尴尬。虽然霍英东从未介入“六七风暴”，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