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这里定居至今。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
霍英东于“六七风暴”之后逐渐淡出香港，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异军突起。
1968年初，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带领400多人和一支船队，从香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莱。这支船队由工作船和运输船组成，船上载着汽车、机器设备、填海工具和生活用品。原来，这是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要到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港口工程。
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面积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极之丰富，石油储量、年产量居东南亚第三位。60年代的文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
1967年，为了加强对外经贸，把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和橡胶等资源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文莱政府决定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文莱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重大工程，故而文莱政府把工程向全世界招标。
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自50年代中期起，一直从事填海造港、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其间曾到荷兰治理港口；而在香港，“有荣”承建的工程则数不胜数。得知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向世界招标，已经对香港地产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跃跃欲试，也下标竞投。当时，参与竞投的外国公司有20多个，竞争激烈，最后霍英东的“有荣”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据称，这是香港建筑公司第一次在国际上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击败对方。
让儿子挑起重担
这次，霍英东除了带领400多人的工程队开往文莱，还把大儿子霍震霆也带上。那时，霍震霆刚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回来。
霍英东虽然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中学没毕业就因战乱而辍学，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故他的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到国外念书。霍震霆幼年时在香港的名校——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后到英国的NORMANDALE SCHOOL 和 MILLFIELD SCHOOL两间学校求学，之后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霍英东把震霆带到文莱，是把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交由他承担，希望他从中学到做生意的本事。
“你的第一课在斯里巴加湾上，在你处理港口工程的第一天开始。”霍英东语重心长地对震霆说，“接受现代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必须在实际中才能成熟，其中刻苦耐劳至关紧要。”
一天下午，在香港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和霍震霆交谈时，也谈到他主持文莱开港工程的往事。
霍震霆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抛头露面，除出席一些体育场合外，极少参与社交应酬，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低调，不像一些富豪第二代那样喜欢抛头露面。他梳着大分头，发式几十年保持不变，平时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神情冷峻，深不可测，一副冷酷形象。不怒自威，一股震慑力从眉宇间散发出来，挥之不去，比父亲霍英东更具威严气色。
他平日不苟言笑，但一旦谈起他感兴趣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往往会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文莱一游。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一些文莱留学生，他们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回国后 在政府的什么工程部当官。他们曾多次邀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文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谈起他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显得意兴盎然。
他接着说：“虽然霍生放手让我去负责这个大工程，但他也为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在工程的组织、计划和物资的供应保障等方面，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霍生当时还为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帮我主持这个工程。”
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提到霍英东，作为儿子的震霆并没有称之为“阿爸”或“老豆”，而总是像其他人那样直呼“霍生”。
霍震霆初露锋芒
有荣船队在斯里巴加湾港口靠岸后，立即进入施工现场。文莱毗邻南海，四周为冲积平原，内地有丘陵。而施工现场是一片沼泽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他们就在沼泽地上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
工程队的工作，就是修公路，打桩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货柜码头，盖仓库，盖楼房，建各种港口辅助设施。
文莱地近赤道，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月平均气温约摄氏28度以上，年平均降雨量约4000毫米。在这温热多雨的环境下施工，艰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文莱又是伊斯兰教国家，当地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在他们施工现场附近，有的也只是一家穆斯林餐馆。那时，文莱经济还比较落后，生活用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有荣工程队的400多名员工，很多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霍震霆回忆说，他那时经常给工人打气，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香港的华人企业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们不能衰给别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关系到公司的信誉，也关系到中国人的信誉……”
而在香港那边，霍英东的助手、秘书凌汉伟则每月定期将工资发放给赴文莱工程队职员的家属，妥善安排职工的家庭生活，好让他们安心在文莱填海造港。
除了有荣工程队400多号人马外，霍震霆还在文莱招聘、雇用一些劳工，参与工程建设。
霍震霆这是初出茅庐，但一试身手，就不同凡响。除了利用老同学的关系外，他左右逢源，广交朋友，与文莱政府官员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工程建造得到当局的支持。在文莱，霍震霆的社交能力表露无遗，而后他也被人称为霍家的“外交部长”，时常随霍英东周旋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场合……
苦干4年，文莱最大的港口和货柜码头——斯里巴加湾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霍震霆意气风发，率领400多人的有荣工程队，凯旋香港。
却说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的建成，大大增加了文莱的货运能力。之后，文莱的石油、天然气、橡胶制品出口量逐渐增加，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霍英东父子和有荣公司，自然也在文莱经济的发展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继文莱开港之后，霍英东又移师马来西亚，在槟城承建填海工程……
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填海开港、市政建设工程，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在1970年承建世界第一例的海底水库工程，但这些工程并没有多少钱可赚。霍英东热衷于此，似乎另有内情，那就是希望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使港英当局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参与竞投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文莱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和货柜码头几近竣工之时，霍英东的有荣公司，还参与了竞投香港当时最大的土建工程——船湾淡水湖的第三期工程。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用水问题是令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由于储水设施不足，香港的用水相当紧张，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和徙置区的居民，每天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一到大旱季节，更实行4日供水一次制度，街上排起长长的铁桶阵队，候水的景况苦不堪言。而一桶水，往往洗完澡之后，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那时，争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61年，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可以供给香港。”而周恩来总理对此也非常关心。他知悉香港用水紧张的情况后，积极支持广东省政府的决定。直到1963年12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专程绕道广东，亲自了解香港供水问题，并强调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单独进行（引自《了望》杂志）。于是决定由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但香港的储水设施严重不足。香港政府乃在1963年11月建成石壁水塘，可储水55亿加仑。之后，又兴建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海湾建设淡水湖，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一例，工程十分艰巨。船湾淡水湖总设计容量为300亿加仑，是港府进行的最庞大的供水计划工程。
船湾淡水湖的第一二期工程都是由法国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自1961年至1963年，共建筑16个接引溪水入口处，目的是使各溪涧依设计改造进入隧道系统；第二期工程自1964年至1967年，包括兴建一条直径30英尺、长6海里，由大埔头直贯船湾淡水湖的巨型输水隧道，以及淡水湖的主坝工程。1967年年中，淡水湖开始储水。最初，因湖水略带咸味，要混和其它水塘淡水才能供作饮用。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主要是为主坝和副坝加高。这是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霍英东的有荣公司长年从事开港填海、市政设施等工程建设，当时正在斯里巴加湾承建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霍英东相信“有荣”有能力承建这个重大工程，于是下标参与竞投。
击败法国和日本公司
“过去，香港的大型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建的，比如香港建机场，是法国公司中标承建；40年代后期兴建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英国公司负责的。事实上，当时的香港，外资公司独霸建筑工程市场，华资建筑公司实力、经验有限，很难与外资公司竞争。要竞投淡水湖工程，就先要估算工程的造价。”霍英东开始向我谈起这段并不为太多港人知道的经历。
“由于淡水湖工程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国际性工程，造价高，故要准确估算成本可真不容易。有一家参与竞投的法国公司，出动10多个工程师和会计师，租用当时香港最高级的酒店半岛酒店几个房间，关起门来，从早到晚用计算机算个不停，3个月之后才把成本逐项计算出来。
“我们除了动用自己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高薪请了外国的一名总工程师参与匡算造价，起草投标书。日本有十几间公司合组一个财团下标，他们不敢单独做这个工程。他们的报价比有荣高出一倍，当然没得做。法国公司的报价与我们相差很少，我们的报价比他们高出10％左右。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报价也较低，但开工以后，借口工程设计方案上的修改，一再要求加价，但加价以后，仍然蚀本。
“见到法国公司报价低，我只好据理力争。我跟港府说，这家法国公司虽然报价稍低，但可能会不断要求加价，明低实高，对港府不利。港府考虑之后，不打算把工程给法国公司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以往替政府做过很多工程，过往的记录很好，没有要求加价这回事。
“但想不到，这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法国公司通过法国政府，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说英国人在香港招标，法国公司出最低价但却不被采纳，处事不公；另外，当时英国正在申请加入欧共体，法国方面警告说，他们会采取对英国不利的立场，请英国慎重考虑。后来，港英政府拿出法国公司以往的业务记录，并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国公司这才知难而退，由我们承建……”
“有荣”竞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华资建筑公司在香港参与竞投重大工程的第一次；而且是旗开得胜，一矢中的，开华资建筑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河，故而引人瞩目，轰动一时。
以承包方式兴建工程
霍英东继续说：“外国公司前来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亏蚀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职员开支过大，建筑工人过多、薪金过高，以致成本上升，影响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首脑部门要雇用70个法国人。整个工程1。2亿元。但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同住宿等各项费用需耗去1。5万元，70个人便花费100多万元。管理人员的开支如此庞大，如何不亏蚀？其实，也不需这么多人的，我们只需几个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
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何以几个人就能管理？霍英东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下来以后，就用承包的办法再分散包给其它公司和工程队；至于管理人员，则只是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监管，以及协调其它公司和工程队的工作。
霍英东认为，把工程再分包给别人，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及其开支，而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各项成本，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从而确保盈利。
何以兴建重大工程一定要承包给别人？霍英东解释说：“承包给别人当然好，道理很简单，以挖泥来说，山上挖1立方米的泥送入运输车，山泥是整块的，但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立方米，要加3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加3，也可能加到5。一斗原为1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1。5立方米了，送三车就是4。5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立方米就不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糊。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5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亿加仑的水塘，大大舒缓了香港用水紧张的问题。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