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穿上球鞋，挥拍上阵。
穿着短袖运动衣和短裤的霍英东，平凡得像一个市井坊间的老伯；但他动作敏捷、灵活，尤其是一进球场，更变得虎虎生风，前后左右奔跑自如，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可以连打一两个小时不需休息——这非凡的体力、耐力和跑步速度，应该是早年天天驰骋绿茵场和每日坚持游泳所练就。
霍英东抓球拍的手势与众不同，他抓起球拍，像是一个手腕弯曲的人抓拍一样，很不自然；但他出手有力，球球落地砰砰作响，令对方不好招架。若自己打了一个好球，比如打到对方的空档，对方接不上，或者把球打到边界上，令对方无所适从，他往往会面露微笑——虽然笑得不算烂漫，也没笑出声，但笑容很稚气、很可爱，活像一个害羞的少年。那应该是他最开心、最感满足的时刻。霍英东平日一脸严肃，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惟独在球场上，他才有那样的笑容，人性的天真无邪才在那一刻于他的笑容中浮现。
球场上的霍英东，没有任何掩饰，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时的霍英东，可能才算是一个真实的霍英东。
连续6年获得网球双打冠军
一天，我在中华游乐会看霍英东打球。一位身体健硕的球员与霍英东对打一轮后，下场休息，正好坐在我身边。原来他就是与霍英东结对，在“南华”杯双打网球赛中击败叶冠雄、麦天伦的网坛好手杜路。杜路自我介绍说，他是越南人，原是越南国家网球队的冠军。既是越南国家队队员，为何会到香港来，并且成为霍英东的球友呢？我一问，想不到居然问出霍英东一段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故事——他和杜路的一段情缘。
“ 1970年，我代表越南国家网球队在南朝鲜比赛，打赢南朝鲜队。回越南时途经香港，球队在香港逗留几日，后来其他队员都返越南，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属非法居留。当时，美国支持南越和北越打仗，我是南越的士兵，偷偷留在香港，就是一个逃兵。”杜路以不太标准的广州话，娓娓向我道来，一点都不忌讳他当“逃兵”的历史。
“后来又怎样认识霍生？”
“是在一次打球时认识的。我有一个朋友帮霍生做事，那天，我和朋友打网球，我戴着墨镜，怕别人认出来。因为，我在香港是非法居留，越南政府要求港府抓我回去，因为我是国家人才。香港的报纸上还登出我的照片，叫市民举报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打球了，那天是第一次出来打球，霍生那天也在场。我朋友向霍生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接着，我和霍生打了一场，他发现我是一个会打球的人。他当时还认出我来，知道我就是报纸上登出照片的那个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
“那时，你用什么话与霍生交谈？”
“用英语，霍生的英语讲得很好，那时我还不会讲广州话。我曾经托人找个律师，向移民局申请在港合法居留，但行不通；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叫霍生出面写信给移民局，担保我在香港居留。我跟霍生一说，他愿意帮我，即时有效，我变成合法居留，霍生救了我一命！
从此，我在他的公司做事，并且天天陪他打球。1971年，我们两人开始合伙打球，第一次出赛就打赢叶冠雄他们。当时叶冠雄说有信心赢我们，有不少人还打赌，买我们输，霍生说我们好好打，结果打赢了。那场球，霍生打得很好。他跟很多人合作，包括叶冠雄，但都拿不到冠军，我和他合作之后，就得到冠军。“
“你那时教他打球，他是你老板，他认不认你这个师傅的？”
“他认的，在球场上他认的。到今天，只有我和他合作最默契。”
“霍生打球有什么特点？”
“他很稳阵……他手抓球拍的姿势，到现在一直没变过。”
“你觉得霍生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印象中，他最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好的人。他对人好，能理解人，又愿意帮人。他捐钱建网球场，总是叫我去做，把网球场的生意交给我，很多网球场都是我负责兴建的……”
谈到这里时，霍英东正好退场休息。他一边用大毛巾擦汗，一边向我们这边走来。知道我们在谈他和杜路合作打球的情况，他显得有些兴奋，和杜路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忆起当年联手击败对手的往事……
原来，自1971年，霍英东和杜路首次联手击败对手之后，两人继续合作，连续6年在“中华游乐会杯”公开赛、香港公开赛等赛事中，击败香港的顶尖级球手，获得冠军。最后一次是打赢王维和高雄茂。
连续6年蝉联网球双打冠军，至今仍在圈中传为佳话。霍英东的球艺甚精，由此可见一斑。
1974年，霍英东更雄心勃勃，远赴英国温布顿，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虽然因高手太多而未获得名次，但霍英东是第一个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其勇气和胆量令人称许，故说得上是“虽败犹荣”。球赛结束后，霍英东还兴致勃勃拉上儿子震霆、女儿丽娜，一起与冠军得主纽甘壁合影留念。
由于有霍英东的影响，他的家人很多都喜欢体育运动，长子震霆现为香港足总副会长，二子震寰担任香港武术联会会长。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兰克福之后，又以香港足协会长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年会，大力斡旋，连闯三关，终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开了突破口。
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两个中国。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 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其入会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紧急的。经过我和几个代表的极力申辩，最后东姑拉曼勉强同意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入会问题。
“其实，能否获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并不是很有底。当时，台湾也有一个代表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大会。按照章程，台湾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驱逐出会场，于是和震霆想了一个办法。我和震霆即刻问伊朗的代表：”为什么有个台湾代表在这里？‘因为那时伊朗已和中国建交，我觉得伊朗签证给台湾代表，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伊朗代表一听，也很紧张，连忙问台湾代表是怎样来的？台湾代表说，他是从香港来的；伊朗代表又问他签什么证，对方答是旅游签证。伊朗代表查看他的护照，果然是旅游签证，于是对他说：“你来旅游，那我们带你旅游好了！’说完，就拉他出去。台湾代表一走，就进行投票，结果28票对7票，刚刚有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第一关通过了，接下来可以讨论中国问题。这时，东姑拉曼又站出来反对，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亚足协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联成员，才能成为亚洲足协会员，而中国那时还不是国际足联成员。我一听，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醒我，只要获3/4以�